四川仁寿石佛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石佛湾摩崖造像现存13龛,造像组合包括三佛、七佛、五十三佛、一弟子二胁侍、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可辨题材有弥勒、僧伽、三世佛、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一佛五十二菩萨等瑞像。根据造像题材及风格,可推断石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上半叶。

晚唐至元初绘画作品中“单肩包”的样式、功能及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中国服饰史上,与腰间悬挂系结的荷包、荷囊等小型包具相比,可供肩挎的、现代意义上的包则出现得较晚,元代之前几乎没有实物发现。文章基于晚唐至元初的绘画作品,从使用者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时期的“单肩包”,具体又包括“单肩挎包”及“斜挎包”的样式及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促使其发展的社会因素,认为其发展与传教之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丝路之宗教文化、胡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除此,亦受到蒙元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四川资阳中和镇菩萨岩、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资阳市中和镇菩萨岩与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均为沱江流域中晚唐时期的典型造像点,二者在龛形、题材和造像风格等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前者雕刻较精美但纪年缺失,后者虽被盗损却有明确纪年题记,可互为参照。综合崖面布局、纪年题记以及其他参考因素,初步判断两处造像集中开凿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初期,晚唐及以后有补凿、搭建建筑和妆彩活动。两处造像题材有一佛、三佛与多身胁侍(含天龙八部)的组像、五十三佛、舍利塔等。

藩镇割据对古代港城营建的影响探析——以五代泉州为例

唐末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背景下,中央集权式微,地方经济区域重新划分,从而促进了海港城的崛起。泉州作为古代海港城的代表,在五代割据中得到了充分经营,可以探讨藩镇割据如何影响其发展。对现有史料、考古记录分析发现,古代藩镇割据分割了原有的经济区域,为新城市节点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割据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城市营建理念,使之满足新情况的要求,也让城市的职能从“政治营国”转变到“商贸港城”,而对工商的倚重需求又改变了原有的规划格局,为后世港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型辞书未收的唐五代《切韵》系韵书联绵词词形例释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是研究联绵词的重要材料。文章选取唐五代《切韵》系韵书中“鍡鑘”“媿娞”“擨■”“踯躅”四个联绵词,分析联绵词不同书写形式是否应当被《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联绵词大词典》收录,同时梳理文献中联绵词各词形产生原因及演变路径。分析可知“[山鬼][山畾]、㱬郲、㱬郲、碨鑘、[石委]鑘”“[女畏]婑、媿娞”“踌[止著]”这8个词形应当被辞书收录。

家国之间:唐元和时期进奉的二重性解读

唐元和时期,宪宗对官员进奉采取了既限制又纵容的双重态度。宪宗通过敕令多次强调禁止无名进奉、税外加征,同时,又以家财、羡余等名义给官员进奉以合理的解释。从助军钱分析可见,朝廷即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公开加税,对挪用地方财物助军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管理,从形式上维护了“不征于人”的形象。这就使得进奉在法令的模糊边缘游走,皇帝和臣子从为国积财、舍家为国出发,赋予了进奉伸缩性的解释。这种家国之间的二重性,再加上出于弥补财政不足及维护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使得中晚唐的进奉在既调和又冲突中发展。

唐五代韵书中的“册子装”

根据内容的区别,以及生产工艺、流传途径、阅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可以将古书分为不同的“层次”(如敦煌文献中“佛经”与“韵书”便属于不同的层次),层次不同,装帧方式的发展变化也有差异。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及传世文献中有不少韵书,“唐五代韵书”这一层次内有一种特殊的“册子装”,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一条从“卷子”到“册子”的特殊演变路径。

唐五代敦煌地区榨油装置初探

唐五代时期,随着植物油的使用量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榨油业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项重要的手工行业,并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各类传世文献对这一时期的榨油装置均缺乏明确记载,故针对该领域的研究目前尚无进展。敦煌文书中与榨油业相关的记载较为丰富,对当时所用油梁的重要部件如大梁、油梁墙、油盘、立柱等多有涉及,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对此展开相对深入的探讨。本文在全面整理敦煌文书并参考当代西北地区传统榨油装置的基础上,初步还原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所使用榨油装置的基本形制。

论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的空间书写

长安仙幻小说作为中晚唐传奇中形式独特的一类,繁复的空间书写是其突出特征。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分别是长安城、仙幻异界及“庙堂”文化影响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空间。特殊的空间书写形式导致小说中的空间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在空间跨越上具有灵活性、在文化交流上具有包容性、在情感基调上具有悲剧性。从整体来看,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既是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也丰富了唐传奇的题材类别,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西安白杨寨晚唐墓M1373“备茶图”研究

墓葬壁画中“备茶图”题材多流行于宋、辽、金时期,唐墓中则较为罕见,分布地域以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为主。西安东郊白杨寨晚唐墓M1373发现有“备茶图”题材壁画一幅,为目前所见最早,在西安地区更是首次发现。本文以新发现的“备茶图”壁画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的分析,对墓葬中“备茶图”出现的社会背景、早期发展脉络、后期的变化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从敦煌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唐五代“马文化”为中心

敦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活区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滋养了畜牧文化,马文化成为该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通过壁画呈现、文献书写、文学叙述等方式,以马文化为中心构建了唐五代特定区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家词》稿本考论

光绪三十四年夏,王国维以藏书为基础编纂了《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于其生前并未付梓,至编纂《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时,赵万里才在王氏遗稿中检得。在校勘中,王国维对汲古阁所刻词多有效仿,欲求全帙的想法十分明显。由于王国维仅预备作研读之需而无出版之意,书中不仅多有不合校勘体例的现象,且出现了大量传世文本的异文。赵万里对手稿重加校理,然屡有违背王氏原意处。吴昌绶也对自辑录词十分关注,得其支持,王国维重新辑录《南唐二主词》。《唐五代二十家词》早于《词录》《人间词话》。《词录》不仅与《唐五代二十家词》编纂呈现出联动关系,书中所录书册的版本、叙录亦与之有关。《唐五代二十家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与论说背景,并影响到后者的撰写方式。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五代墓志文“忠”观念之书写兼及唐宋间的思想转型

“忠”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中的一种核心观念,自产生伊始就在调节国家政治、社会秩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演进,“忠”观念不断变易,发展出“单向忠诚观”“双向忠诚观”“多向忠诚观”等多种形态。五代社会在传统史传视域下是一个政治混乱、道德败坏的乱世,“忠”观念荡然无存,然而在五代墓志等出土文献之中,“忠”观念作为一种书写策略被反复提及,对墓主个人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忠孝”并举、“履孝资忠”等书写模式反映了特定时代下“忠”观念的变易,“罄家输公”作为墓主“忠节”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君臣间“私”关系的维系,墓志中对“忠”的书写也渐渐从忠于国事转向忠于个人。五代墓志之“忠”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五代的历史本相,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从崔致远交游看其旅唐之生存状态

崔致远与各阶层士人的交游方式体现出了一定区别。其与高位者的来往,大多出于干谒的需求,交游行为官方性质较强。与平级、寒士的交游,尤其后者,由于其异国身份与寒门子弟在当时仕途境遇的相似性,更能产生较为真挚的情感。崔致远在与这些士人交游时,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其对自身异国士人身份的清醒认知、对儒家价值体系的向往与遵循,以及努力融入士人风俗圈的尝试。

唐五代笔记体制的文化内涵

唐五代笔记体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作品产生的特定历史风貌,折射唐人感受世界的心理图式和精神结构。网状结构和程式特征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意蕴。分类作品呈现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立场,表明唐人认知范畴的拓展和宗儒的政治取向。此外,唐五代笔记的条目划分、标题拟写、门类设置等体制,以及独特的著述方式,最终导向主体自我需要,追求撰述自主性,流露出唐人以实用为理念的心理诉求,带有特定时期的文化特质,符合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和唐代实用思潮的历史定位。笔记作为文人乐于采用的写作体制,不该被排除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之外。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