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江西巡抚对江西教案的处置研究

清末江西社会深受教案的冲击,严重地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为此,江西巡抚围绕调节官、绅、教、民诸阶层关系的目的,采取了设立洋务局、教务公所等机构,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与考核,积极吸纳江西士绅参与等举措,试图以此建立处理教案的有效应对机制。与此同时,江西巡抚转变了对传教士和教民的管理思路,从加强对教民的管理转向以祛除民教词讼案件中教会的影响力为目标,进而实现教案的“内政化”。这些举措对清末时期江西教案的逐渐和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官绅的分离,加剧了江西社会的动荡,使清政府在江西的统治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

“四六”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

"四六"之名指骈文是在中晚唐自然形成的,从柳宗元合成"骈四俪六"到李商隐提炼为"四六"是一个创造性的飞跃。而这种提炼的基础应该是在中晚唐"四六"指骈文逐渐成为了文坛的共识。晚唐以后,"四六"概念迅速流行,结集益多,日渐成为专指应用性骈文的专有各词。

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温庭筠、李商隐均为晚唐重要诗人。温、李承元和诗风之变 ,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温李诗风以丽婉曲为特征 ,以遣词精工密致为手段 ,以艺术美为追求 ,代表了晚唐诗坛的流行风格。温李诗风同中有异 :温重于词藻 ,色调绚丽 ;李深于情致 ,绚中有素。温李诗风对于词风的形成与繁盛。

晚唐前期古文创作的思想突破与文体新变——以李商隐与刘蜕为中心

晚唐前期的古文创作以李商隐和刘蜕的小品文为代表,其中渗透的是个人独立的思想、抨击时弊的勇气和艺术开拓的创造力,这也成为唐末小品文勃兴的先导。究其成功的经验,恰好与韩门弟子形成鲜明的对照,李翱等人亦步亦趋地模拟韩愈文章,而李商隐、刘蜕等人则能从中唐以来思想和艺术演变的大线索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注目于学术思潮转型中的现实精神,发挥从元结到韩柳的小品文传统,不局限于韩文一隅,从而在文章中突出了自我的思想独见和艺术个性,开拓出古文创作的新境界,这种文体创新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古典散文艺术变革的基本规律。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竟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杜牧大和九年行迹思想新探

杜牧由淮南节度掌书记调任监察御史 ,大和九年由扬州经汴路赴京。因朝廷党援关系的变化 ,不得不移疾分司东都。这一年发生的“甘露之变”是杜牧文学创作的转折点 ,使他的心态由经世报国变为全身远祸。杜牧在大和九年与李戡的交往中 ,文学思想有了明确的表现。他推崇李戡“有道有学有文”的品行 ,并借李戡之口以否定元白的诗作 ,代表了晚唐前期的文学思潮。

论何焯对冯班诗学的接受

冯班诗学对清代诗坛影响深远,但诸多学者往往将冯班的影响局限于"虞山诗派"和吴乔、赵执信等诗人,而未注意到何焯。为此,本文主要从对晚唐诗风的赏评、对评点方法的继承等方面,论述何焯对冯班诗学的接受与传承。

论废名新诗观与“温李”晚唐诗风

废名以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词为参照建构了他独特的新诗理论话语体系。通过对温李诗词"内容"的发现,废名反思初期白话诗语言观,提炼出"诗的内容"新诗观念的基本内涵,并发掘古典诗歌含蓄深隐的一脉,引导读者接受从"读诗求懂"向"读诗求美"方向转变。针对当时白话诗枯涩单调的问题,废名在对温庭筠词的个性解读中发现了其幻想特质、视觉化和"立体"性意境营造三个方面的特征。通过对李商隐诗歌"借典故驰骋幻想"的分析,废名又试图为新诗用典寻找可供参照的先例,建构新诗用典的理论基础。废名还从审美形态方面挑战传统"雅正"文学观,推崇晚唐诗中感伤缠绵、朦胧迷离的"美丽的悲哀"。废名对温李晚唐诗风的独特阐释,为现代新诗化用古典传统提供了一条创造性的路径。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李群玉诗歌的情感内涵

在晚唐诗歌璀璨的星空中,李群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湘楚文化滋养下的文化个性和抒情模式体现了对以屈、宋和庄子为代表的湘楚文化及其诗性思维方式的认同,其诗歌作品是对以迁谪和隐逸为主题的湘楚文化的反复吟咏和诗性思维方式的运用和再创造。从情感的共时向度上看,其诗歌与晚唐普遍的末世情感也呈现出一致性。

略论唐末沙陀将帅李克用

李克用是时势造就的一位"英雄",他在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猛烈冲击了唐朝封建统治基础的历史背景下得以登上历史舞台,表演了重要的"功臣"角色。但是,沙陀族的出身以及功高名盛又使他备受朝廷的猜疑、掣肘甚至军事打击,使其势力发展受阻,甚至被削弱,使其在汴、晋相争中日趋转向劣势和被动。后世史家对于李克用的评论多少带有"大汉族主义"成分,因而常常有失偏颇、公允。实事求是地说,李克用对于维护唐朝封建统治还是贡献很大的。

论罗贯中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国志演义》及李玉《风云会》传奇相比较

罗贯中撰作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小说相比较,前三折写赵匡胤故事是对后者最末数回内容的放大和铺张,而第四折是对后者的延续和补充。《风云会》杂剧和《三国志演义》小说相比较,总体思想倾向非常一致,突出表现在君臣风云际会、中华全国大一统和天命思想这三个重要问题上。《风云会》杂剧和清初李玉的《风云会》传奇相比较,表现君臣风云际会的主题也是一致的。

挽歌声中的呼喊——李商隐的咏史诗

李商隐的咏史诗具有现实感、时代感 ,它讽刺当代封建君王的荒淫昏庸 ,鞭挞现实政治中的丑恶现象 ,针砭晚唐统治者的用人政策。

“传统积淀为个人才能”——何其芳1930年代现代诗中对晚唐诗艺接受新论

何其芳1930年代的诗与散文创作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呈现精致唯美的艺术特征,这与1930年代现代诗中盛行的晚唐诗潮有关,学界对此也普遍认可。以往的研究多拘囿于何其芳自己言说,或泛谈诗、散文与晚唐诗相似的特征,并未细化其内容与晚唐诗词引用、改写的隐微修辞。何其芳1930年代创作承续了“六朝文采”,对晚唐诗风代表温庭筠、李商隐诗艺的接受确实成就其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本文不再纠结于从何其芳1930年代创作诗文的表征上研究他与1930年代现代诗中晚唐诗潮的关系,而是从文本创作的细微、隐微之处考察与晚唐诗的具体血脉流向与关系,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中国现代诗人掀起1930年代晚唐思潮的内部动力与因素。

论杨万里对晚唐诗的接受

杨万里将晚唐诗作为摆脱江西诗风、疗救江西诗病的药方。为此,他有意无意的将晚唐诗加以理想化,将之提升到“《风》、《雅》之遗音”的高度。这种理想化反过来又直接影响了杨万里自己的诗歌创作。

唐丞相孙偓墓志与晚唐政局相关问题考

孙偓墓志对于探明唐末梁初诸多重大史事大有裨益。志主孙偓为唐昭宗时的宰相,经历了唐末黄巢起义、藩镇作乱的动荡,任相期间随昭宗驻跸华州,事涉唐王朝与韩建、李茂贞、朱朴等的复杂关系,与晚唐政局与唐梁易代等重大史事多有关联,多有补正史书之处;在黄巢起义、藩镇相继为乱的时候,党项拓跋(李)思谏兄弟屡次率部勤王,为表彰其勤王之举,朝廷特赐夏州军号为定难军。孙偓与党项李氏曾经是休戚与共、相互配合的。昭宗因一时不信任孙偓与党项李氏兄弟而一错再错,结果很快落入韩建与朱温魔掌。晚唐韩建、朱温之所以挟持昭宗东迁,除了他们个人的势力范围使然外,远避西北的党项及回鹘的势力也是重要的原因。晚唐藩镇角逐中,党项已经成为一支实力强劲的新兴势力。

唐先祖李虎与清水李虎墓志铭

甘肃清水县藏有《李虎墓志》一通,有学者认为其即李渊祖父李虎。从得姓由来说法、本人字号及父祖姓名、历官封爵、逝年与葬地等四方面进行考察,证明清水李虎与唐祖李虎绝非同一人。

晚唐湖湘四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晚唐时期,湖湘本土作家逐渐成长崛起,曾持续参与过湖南文学史的谱写,其中尤以李群玉、刘蜕、胡曾、齐己四家居功至伟。从现存作品来看,他们当时是以积极、主动、执着的心态投入文学创作的,而且形成了各自的创作特色,既分别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一席之地,也合起来以接力方式持续推动了湖南文学的发展进程。

论晚唐李群玉诗歌的典型意义

李群玉作为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的典型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山水诗别开生面,给晚唐山水诗融进了新机,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诗歌,在审美方向和表现内容上,对晚唐诗体向词体的演进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清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的流传与版本考略

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是清代"高密诗派"的重要诗歌理论著作,问世后即广为传抄,后来多次刊刻,且出现刘大观、赵擢彤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这在清人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刘大观系统本,至少有四版,由于经过李怀民弟子王熙甫的增补整理以及宗澳的校正,无论内容、校勘,还是影响等,均是赵擢彤本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