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王允晳生平事迹考辨及诗词平议

清末民初闽籍著名词人王允晳生平事迹有模糊之处,兹在考订其事迹基础上,重新为其拟订小传。王允晳诗多学宋诗,生前得享大名,他意欲以诗人之名传世,其实他的诗缺乏创造性,与其诗名并不相符。他的词却极为成功,他是清末民初学习宋末词人最为成功的闽籍词人,有“小令圣手”美誉。王允晳词的取径,论者议论颇多,或云学王沂孙,或云学姜夔,或云学张炎,各执一词,且有驳议,成一大景观。他的词于王、姜、张都曾学习,最后形成自己特色,以气骨著称,可以说他的词取法张炎最多。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施政主张与地方治理——以真德秀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后期,以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朱子学说,积极建构契合理学家社会理想的政教体系。在理论层面,真德秀提出“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为政纲领,具体制定了地方治理的规章条目,不仅从为官品德上对各级僚属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通过行政规章有效维护了基层秩序的稳定。在实践层面,真德秀将为政纲领贯彻到地方治理中,任职期间赈灾恤困,整军经武,兴建惠民仓、义廪,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荐举和按劾,真德秀将理学家的道德要求与地方官员的考课标准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措施的有效执行,推进了理学在基层社会的深入。

蔡京货币改革与陕西路金融体系的崩溃

蔡京在北宋晚期4次入相,主持了多次钱法改革。陕西路因其特殊的军事地位和货币渊源成为蔡京推广当十钱、夹锡钱等新型货币的试点区域。当十钱和夹锡钱不断贬值却被宋廷以官方信用强行维持,最终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汇兑关系。小钞和钱引也名存实亡,成为官方盘剥百姓的利器。陕西在逐渐融入内地金融体系的同时也沦为政治角斗和皇帝享受的牺牲品。蔡京的货币改革以急速扩张后又急速收缩为基本特点,为了增加政府收入,通过货币推广大肆掠夺民间财富,逐渐将陕西路构造了接近百年的金融体系推向深渊。

晚宋边事议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以“蕲黄之变”的书写为中心

边事是晚宋士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嘉定十四年发生的“蕲黄之变”引起士人激烈的争论。其时士人议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蕲、黄二州守臣李诚之与何大节的评价问题上。李、何二人在当时都面临极大的非议,但后世评价却褒贬不同,这与边事传播的方式及辩诬的群体都有很大的关联。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士人获知边事的保证,也影响士人对信息了解的深浅、详略程度。交游关系、政治经历、学术背景等因素,亦会左右士人的价值判断。通过“诸贤相继,正论互发”的方式,士人的群体言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大众的观念,并获得官方价值体系的认可。以“蕲黄之变”的书写为中心,可以看出晚宋士人边事议论形成过程的多重维度,这启发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应对边事议论这一舆论场的内在肌理有更为深入体察。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积贫积弱:清季以降宋朝贫弱形象的演变

清季以降,宋朝贫弱形象的变迁共分三大阶段。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是问世阶段,宋朝形象自积弱不振至积贫积弱,先后以梁启超的《王荆公》与钱穆的《国史大纲》为代表。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是争鸣阶段,宋朝形象有内贫外弱与内外贫弱二说,分别以邓广铭的《王安石传》与漆侠的《王安石变法》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是转型阶段,学界先后对宋朝积贫论与宋朝积弱论发起挑战,同时重新评价宋朝地位的社会思潮日渐高涨,宋朝形象由积贫积弱向登峰造极演变。其实,积贫积弱与登峰造极属于两宋历史的一体两面。只有贯彻“大宋史”设想,才能客观认识宋朝形象,理性评议宋朝地位。

晚清、民国时期楚辞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闿运、梁启超、游国恩为例

王闿运、梁启超、游国恩是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受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研究目的从"反对理学"经"经世致用"到"还其本体",研究方法从"微言大义"经"文艺美学"到"唯物主义",研究视角从"今文经学"经"行为心理"到"文学史观"的转变,从而完成了由古典楚辞学向现代楚辞学的学术转型。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宋代的双季稻

宋代虽然有早稻和晚稻的名称 ,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 ,但这并不能否定宋代有双季稻的存在。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再生稻 ,又名再熟稻、稻孙、二稻、传稻、孕稻、魏撩、再撩、再生禾、女禾等 ,分布于两浙、淮南、江南、福建和湖北等地。间作稻 ,又名寄生 ,主要分布在浙东一带。连作稻 ,在宋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名称 ,但却出现了许多连作稻的品种 ,如江苏的乌口稻、浙江的乌和第二遍、江西的黄穋禾、福建的和献台、岭南的月禾等等。另外 ,在宋代的稻品种中 ,还发现了有些品种既当早稻又充晚稻的现象 ,也应是双季连作的结果。宋代的连作双季稻分布虽广 ,但由于品种不佳、产量不高、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放牧的需要、肥水条件的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等等原因 ,双季稻总的种植面积并不大 ,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同凤毛麟角。宋代的双季稻大多都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

学生吴澄与南宋末叶的江西书院

从南宋末叶的江西地方书院及州学的学术环境来看,在对朱陆两学进行折中的表象下,当时广泛存在的思想是,只要为了实现圣贤之学,不管什么样的内容都值得肯定,朱陆等学都是可以成为圣贤的有效学问。同时,吴澄是抚州州学以及临海书院学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其朱陆和会的思想开始萌芽。

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北宋晚期士风极坏 ,不仅隐逸与奔竞这两种风气颇为盛行 ,而且形成了好官当中无好人、最高统治集团由昏君加佞幸组成的格局。士大夫阶层堕落的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劣根性与软弱性 。

初探南宋后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地城池防御体系

在长达40多年南宋后期的抗蒙战争中,以重庆为中枢、合川钓鱼城为支柱建立的山地城池防御体系,依山为点,以江为线,点线结合,网状分布,层次分明,改变了单个城池布防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多重城池防守的作用,创造了一个军事战争史上的奇迹。文中通过对山地城池防御体系的初步研究,旨在探索因地制宜、据险设防的山地城池构筑原则;以及依山建城、环江为池,独具山地特色的南宋军事建筑艺术魅力。

宋育仁的法制思想

清末法制改革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清末变法修律的大潮中,宋育仁顺应形势,就法的起源、法的依据、法的功能等方面结合中西文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为中国法制思想由传统走向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音乐的意义建构:以近现代体育歌曲为分析案例

体育歌曲如同体育运动一样,参与社会文化构建,它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大众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形成一定的价值观。不同时期的体育歌曲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意蕴。清末民初时期的体育歌曲表面看是一种践行操练身体的尚武之道,其实质则寄寓着一种爱国意识与精神内涵;五四运动时期的体育歌曲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精英们的意愿,同样也表达出一种为中华崛起而努力的价值观追求。

唐宋词集“副文本”及其传播指向——以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为讨论中心

法国学者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对理解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明末清初出现的唐宋词集副文本大致包括:封面、标题、牌记、序跋、题词、目录、正文、注释、插图、评语、附录等,这些副文本所包蕴的内涵各不相同,在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亦有所差别,因此,其传播指向也有区别,能从不同角度起到扩大正文本的传播效果、拓展正文意义空间的直接效果。

北宋后期的都保区划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呈现出残缺不全、新旧交替的特征。乡、里在合并的同时已失缺原有的编户功能。熙宁变法之后,作为地方自治及保防组织的都保,日渐具备乡村区划的功能,县以下的行政事务主要通过都保来执行。但是,原来的乡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存在。乡和都保只存在地域上的包含关系,而没有行政上的统属关系。乡和都保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乡主要是地理区划上的意义,用以来确定方位、籍贯等;而都保则是依人户而划分,以对其实施行政上的管理。

北宋后期的西北经济开发与边疆安全——以王韶的西北经济开发为中心

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皇权统治,北宋政府采取了许多经略措施来维护西北的边疆安全。其中北宋后期王韶等人的经济开发成效显著。他们实行屯田、营田等土地开发方式,在西北地区引入内地先进的水利技术和稻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他们设置市易司,发展经济贸易,运用经济力量维护了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他们的经济开发活动,促进了西北地区的族际融合和社会发展,增强了西北民族对北宋王朝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宋王朝是一个经济力量向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渗透的朝代。

论诗诗与南宋后期诗学批评

有宋一代,论诗诗是与诗话同等重要的诗学批评形式,研究宋代尤其是南宋后期的诗学批评及其审美建构,论诗诗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考察领域。文章着重从数量、诗学批评价值及繁盛原因等几个方面对宋代论诗诗作出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