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明宗朝北面行营与北部边防

北面行营的设置,是唐明宗措置军事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平定叛乱时,北面行营的主导力量是唐明宗亲信与元随以及中央的禁军。行营统帅的设置,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北面行营运行体现了唐明宗时期中央权力的发展,以及战时状态下唐明宗对于军事的掌控意愿。在战争结束后,北面行营成为后唐措置北边防御的重要机构。行营制衡的原则也运用在边防体系的构建之上,并与唐明宗的对外政策互为照映。在行营之内,唐明宗通过任命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行营统帅,派遣禁军出戍的方式,来实现行营权力的互相制衡。在后唐北部边防体系中,唐明宗设置北面行营署理河北边防,以期与负责河东边防的河东节度使实现军事上的互相制衡。但在北面行营的实际运行中,由于唐末帝时期中央激烈的政治变动以及契丹突然的军事介入,其军事上的平衡作用逐步丧失。北面行营反而成为赵德钧拥兵谋夺天下的资本。北面行营的运行反映了唐宋时期边防体制演进中对军事权力分割与制衡的趋势。

从日本唐传乐谱看节奏节拍符号的演变

日本唐传乐谱虽经历“平安朝乐制改革”的整合、改编和再创造,但其节奏、节拍符号仍具有承前启后的历时性特点。其中:节奏符号承自唐代谱式,后趋于简化,最终与演奏法融为一体;节拍符号上承《敦煌乐谱》并被赋予鼓谱的含义,在当今活态音乐中演变为“板眼”。日本唐乐古谱上承唐代谱式,下衔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活态乐谱,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乐谱体系脉脉相通,对其符号的解读破译,能补充中国乐谱体系从燕乐半字谱到工尺谱演变进程中所缺失的环节。

中晚唐西北防御与区域联动问题研究——兼论唐朝与吐蕃、回纥、南诏、党项的博弈

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边兵东调,吐蕃在攻陷陇右后,兵锋直指关中,京畿岌岌可危。为缓解关中军事压力,阻遏吐蕃东进,唐廷责令沿边藩镇进行区域联动,从侧翼发起反击。中唐时期,主要表现为三川与关中的联动,其中尤以西川牵制作战最有成效,唐廷还通过结盟回纥,策划南诏归唐等方式,对吐蕃构成威胁,关中防御压力大为减轻。晚唐时期,随着吐蕃、回纥的衰亡,南诏、党项遂成唐朝的新边患,关中与三川的区域联动发生重大变化,西川由牵制吐蕃入侵的主力,沦为南诏的蹂躏之地;各地藩镇从防秋关中,转为在西川等地的防冬,西川不仅丧失了策应关中的能力,反而成为关中防御的负担,西北防御体系崩解,唐王朝也随之灭亡。

论唐代对项羽形象的接受——以咏史诗为例

唐代是项羽接受史上的重要时期,唐代诗人对项羽形象的接受又是项羽接受史中的重要内容,其接受多以诗歌为载体进行。唐代诗人笔下的项羽形象鲜明而多变,他时而为西楚霸王,时而为落魄之徒,时而为柔情男儿。唐代诗人不仅以诗歌叙述项羽的相关事迹,还在此基础上大发议论,抒发个人情感,创作出一批以项羽为主题的咏史诗,数量可观。与其他朝代相比,唐代咏史诗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明显呈现出诗体创新、包容的态度和偏重宏观叙述等特点。以咏史诗为切入点考察项羽形象在唐代的接受,既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能够体现唐代在项羽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馆藏唐代立领半袖夹袍形制研究

为了进一步挖掘唐代服饰形制特点以及文化交融对其形制的影响,以海西州民族博物馆馆藏唐代立领半袖夹袍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考古学方法,并结合文献资料、实物和图像,分析唐代立领半袖夹袍的材料、组织、纹样、工艺以及尺寸,探究唐代服饰的结构特点及其文化影响。结果显示,该件袍服领部结构为较为罕见的三片式;其结构受到中原服饰风格和唐代律令的影响;袍服纹样为长方形内依次排列对兽、对鸟和菱形;其材质应为蚕丝纤维。从袍服的服饰图案、形制和材质的分析可推断,其主人可能是当地的贵族或商人。该件袍服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唐代的织造工艺,而且反映了当时的中西方文化交融带给服饰形制的影响。

四川安岳岳阳镇菩萨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菩萨湾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安岳县岳阳镇新村,现存造像19龛,题材丰富,有千佛、西方净土变、千手观音、五十三佛、十方佛等,第5龛发现一则说明造龛原由的题记。依据造像题材、风格及题记等,造像分属唐宋、清至现代两个大的时段,唐宋时期造像数量较多。

附子、川乌、四逆汤表观药动学参数的测定

本文以LD50补量法测定中药附子、川乌及四逆汤的体存量,从体存量的经时性变化判断药物在体内的衰减模式并计算表观药动学参数。结果所测药物均符合二室动力学模型,消除相半衰期分别为17.0h.12.1h 及5.8h。

西安市南郊马腾空唐墓发掘简报

2001年4月至10月间,我们在西安市南郊马腾空清理了15座唐代墓葬。所有墓葬皆为南北向,单室墓室,墓道在南,墓室居北。墓葬形制可分为A、B、C三型。可以看清的几例葬具、葬式皆为单棺单人,仰身直肢。随葬品以陶俑最为丰富,计有镇墓俑、男俑、女俑、动物俑等,其中男俑、女俑的中的半身俑时代特征明显,女俑的发式新颖奇特,造型生动,在隋唐考古中较为少见。加之又出土了四盒墓志,具有明确的纪年,可以作为判断其年代的标形器。这批墓葬的发掘为关中地区唐墓谱系的建立增加了新资料,同时对其它地区唐墓的研究也有借鉴作用。

试论唐中后期法制的废弛——以“宫市”为视角

唐中后期,法制逐渐废弛,"宫市"的产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其表现有三:首先,大量使职(包括宫市使)的设立使相关国家机构虚置,使职又难于监督,因此,破坏了原有官制。其次,宦官在宫市活动中,假借君主制敕、违反市场管理制度及交易规范、挟势乞索,公然违反法律,却没有受到应有制裁,使相关法律成为空文。最后,君主制敕地位不断提高,干扰了法律的施行;且常常代替律文,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唐代殿堂型木构架抗侧力性能影响参数分析

唐代殿堂型木结构是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存,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研究价值。为深入研究此类木构架的抗侧力性能,建立了经模型试验验证的唐代殿堂型木结构单间四柱空间木构架精细化有限元模型,探究斗栱梁架一体化铺作层构造,柱脚管脚榫、柱头馒头榫等弱连接节点形式以及竖向荷载大小和位置对木构架滞回耗能及抗侧力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水平往复荷载作用下,唐代殿堂型木构架表现为摇摆抬升,其水平位移以柱架层的水平位移为主,滞回曲线呈“S”形,具有明显的“捏缩”效应,两端较饱满,正反接近对称。木构架初始抗侧刚度最大,随位移增大退化明显。铺作层为刚度较大的水平结构层,其横梁联系存在一定的冗余度。柱脚管脚榫及柱头馒头榫均可增强木构架的滞回耗能及抗侧力,但两者发挥作用的阶段不同。竖向荷载越大,木构架的滞回耗能越大,水平抗侧力也越大;其作用位置在一个柱径长度内偏移对木构架的滞回耗能及抗侧力性能无明显影响。

户部别贮钱的用途

唐后期的户部别贮钱,是数量可观的国家经费。满足京官月俸需要,仅是其筹建初衷,约占总数六分之一,其余则广泛用于军事、行政、宫廷、赈灾诸方面。从其支出部门,可归结为供官、供军、供内、济民四类;从支出账面,可归结为有名有数、有名无数和无名无数三类。其支用具有机动性强的特征,从而产生应急性和缺乏计划性的特点。作为国家储备资金的户部别贮钱,在政治上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军事上维护王朝安全和稳定,财政上缓解国家经费困难以及赈灾济民等,在唐王朝后期起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唐朝后期颍州隶属变动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唐代后期,颍州先后隶河南、陈郑、淮西、泽潞、泾原、永平、宣武、义成诸方镇。颍州隶属如此多变,因其地处战略交通要冲,为唐朝廷和方镇瞩目并争相控制。颍州位于淮颍(蔡)漕运线,而淮颍漕运是汴河漕运的主要补充。朝廷通过调整颍州的隶属,既能保证财物的南北调运,又能遏制宣武悍镇,确保中原方镇的相对稳定,并对时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均起了重要作用。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中晚唐直隶州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藩镇设置的普遍化,地方三级制逐渐取代两级制并成为行政的主体,而国家两级制的残余形态——直隶州则成为地方行政的"孤岛"。通过对唐代地方体制的演变、直隶州的产生、直隶州的内涵、直隶州刺史的来源、直隶州设置目的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可发现唐代直隶州设置的初衷是为了确保中央对若干战略区域的有效控制。由于中央对此认识不足,措施不力,加上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中晚唐直隶州制度没能成为遏制藩镇势力膨胀的重要工具,却为五代、北宋消弭割据隐患提供了直接的思路。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研究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以五品以上散官与都督、刺史、州司马的结合为主。这种组合并非任意,表现为高品散官往往与高品职事官结合,低品散官则与低品职事官结合。同时,赠散官与职事官的结合中,职事官的等级的确立会因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官员自身赠官的得赠者是卒前散官与职事官均在三品以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父、祖赠官则与其子孙的功劳或地位有关。卒前官与赠官之间的阶次变化主要表现在散官与散官之间,进阶幅度一般是一阶。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表现出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均与散官在唐前、后期的地位变化有关。

唐代后期士人北游河朔原因探析

隋唐科举制兴起后,唐代士人趋于科举之选,但唐廷科举仕进之艰难及河朔藩镇重用文儒之士的不同政策,却使唐代后期形成士人北游河朔的现象。就此而论,历史上长期的局部割据政权虽有造成社会倒退的一面,但亦存在维持地方文化发展的特点。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供养与艺术表现

佛教供养象征着信徒对佛法僧三宝的尊崇,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文献和壁画艺术中有大量的佛教供养内容,是研究这一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兴盛的基本资料,同时通过文献所载供养物品也能透露出当时信众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对推动佛教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狂歌悲音祭大唐——另类表现的晚唐文学一瞥

晚唐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儒家思想面临着巨大挑战。许多文人淡出儒家礼教,社会关怀渐次弱化,生命关怀得到注视,"温李新声"和"晚唐体"诗风的风行,就是人们关注视野变化的表现。因为文人终难完全忘怀世事,又因社会积弊难返,时人亦无治世良方,文人或者激于世乱而发抨击时弊的忧患之音,或者出言狂放而吐叛逆之辞,由此形成晚唐文学另一种不同于前此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是追随禅、道思想,不屑儒家礼教,对乱世种种怪现状极尽嘲笑之能事;二是以悲愤之情抨击时弊,表现出诗人对末世的无穷忧患。

赵嘏研究述评(1980-2005)

晚唐诗人赵嘏,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始有关注。二十年多来,学界对其生平事迹、诗歌艺术、诗集整理等皆有论述,赵嘏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另外,对敦煌残卷本《读史编年诗》的关注,成为赵嘏研究的一个亮点。但赵嘏研究整体上处于零散状态,学界投入力量有限,论家较少,有待学者们进一步发掘探索。

唐代李贤《后汉书》注引《水经注》考

以唐代李贤《后汉书》注中引用《水经注》的47条资料为考察对象,研究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唐初的大致面貌。认为唐初的《水经注》是经、注分开的,李贤等人所见到的《水经注》与今本《水经注》有完全相同的文字;也有今本所亡佚的文字,将李贤等人所见到的《水经注》与今本《水经注》相互比勘,可以订正各自的错讹;两种版本的《水经注》,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