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千差万别:关于行政执法权下放的观察与反思

行政执法权下放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在下放清单的制定主体方面,就有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地级市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和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下放清单这三种模式。在下放事项的范围方面,经济发达地区下放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管综合执法事项的多少、执法事项的专业程度、街乡的承接能力和职能部门的执法能力都会对执法权下放的范围产生影响。授权、委托和派驻是执法权下放的主要方式。这三种下放方式各有其最佳适用场景,执法权下放改革应当因地制宜,不宜一刀切地将某种方式作为标杆。在人财物配套方面,少有地方能做到人随事转,执法经费欠缺、执法物资保障不足均是相当突出的问题。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的千差万别是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下一步改革应充分尊重地区差异,尽可能地给予地方政府较为充分的自主空间。

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模式是一种新兴的处罚权配置方式,其通过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权力的科学配置和高效运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顺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有助于解决“权责不一、多头执法”等问题,实现行政处罚权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的法治建设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提供制度支撑,改革实践为其积累了经验,社会诉求是其改革动力。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法律依据不完善、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执法机构职能重叠、执法能力仍不足的困境。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划分部门职责、统筹推进体制改革、加强队伍能力建设,集中行政处罚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专属经济区海上维权执法视阈下海警部队性质研究

我国海警部队是武警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警部队成员作为武警部队的组成人员,拥有军人身份,在行使“海上安全保卫”时维护国家主权,享有军事主体地位;在行使“海上行政执法”与“海上犯罪侦查”职能时,则具备警事主体即行政主体地位。在专属经济区这类我国并不享有完全主权权利的海域中,海警部队行使职能之性质亟待学界明辨:在国内法上,海警部队所涉案件性质与管辖法院之理论、实务间尚有争议;在国际法上,海警部队职能所涵盖之海域范围亦有待比较法视角的研究。区分海警部队在行使不同职能时的身份,有助于明确海警部队的法律性质,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切实保障涉海警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执法视域下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之运用路径

在行政自动化和污染源自行监测制度的背景下,重视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运用是环境执法部门的理性选择。然而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作为由企业一方提供的电子数据,且证据资格和证明力限度未能在立法中得到明确以及法律地位的模糊,使得其在执法运用中存在一定障碍。基于系统论视角,应从证据的基本属性入手,厘清真实性、合法性等基本问题,再以实务需要为指引,加强证据链的运用,并且在后续实践中不断平衡多方利益,以找到一条在行政执法中最大限度发挥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价值的可行路径。

“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的“兜底”属性及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24条第1款(简称“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为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提供了规范依据,开启了乡镇(街道)扩权赋能的新篇章。该条款制定前后,理论界围绕该条款展开了诸多探讨,但已有研究并不足以让该条款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达到逻辑周延的程度。将“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置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系统考察,宜将其定位为行政处罚权通过行政授权或委托方式交由乡镇(街道)实施的“兜底”性条款。同时,为更好地指引实践,有必要进一步对该条款的适用展开探讨,即处罚权下沉的决定主体宜由省级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以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式确定交由事项、“交由”方式宜限定为行政授权或委托,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规范处罚权运行。

新时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及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视度,着力于构建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作为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发展而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和政策也不断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供愈来愈细化的支持,使其逐渐成长为城市管理领域的跨部门综合执法,并最终演变为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不相同的概念。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理论基础和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其存在的诸如立法体系不健全、执法机制不成熟、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并对其背后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后,认为应当从健全立法,有效保证执法依据;规范执法,落实法律保障人权;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执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论市场监管权与综合行政执法权之协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多个领域的市场监管,同时将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与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予以明确。市场监管与综合行政执法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分道重组的两类行政权力,同样需要协调,而其协调首先起步于两类权力所依托的法治保障之间的区别。市场监管权力改革的法治保障呈现系统化趋势,而综合行政执法更多通过“文件”进行权力划转。市场监管与综合行政执法的权力协调首先应考虑进一步组织化、法定化,同时拓展联合监管的适用,并补强市场监管等业务职能部门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划转。在此基础上,中央和地方都应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各项权力的去留,更深刻关注行政处罚法等新法的内在精神,多层次倒逼各方加强执法保障,实现权力协调在各层面的综合效应。

我国香港特区教育考试执法成绩与经验

回归祖国后,我国香港特区对教育考试执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融统一领导与监督制衡于一体的教育考试执法制度,取得不少成绩,如建立教育考试执法组织架构,构筑教育考试处罚种类体系,强化教育考试执法程序,完善教育考试执法复核监督机制。其经验可概括为:专业化复核监督体系是提升考试执法水平的组织保障,递进式考试处罚种类体系是彰显慎罚精神的制度保障,严密的考试执法程序是确保结果公正的实施保障。这些经验对于内地规范教育考试执法、提高考试法治化水平具有借鉴价值。

校外培训监管立法的顶层设计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国家已经开始推进校外培训监管立法,对相关立法设计展开研究极具必要性。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欠缺法律规范,校外培训监管依据不足,学生合法权益保障不足,这充分体现出相关立法活动的紧迫性。校外培训监管立法须明确规范校外培训活动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之立法目的;确立党的领导、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公益性和分类监管的基本原则。在校外培训监管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的指引下,构建准入许可、收费监管、从业监管、安全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法律制度体系,是推进校外培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对执法和解构建中行政权不可处分的质疑与回应

“行政执法和解”制度仅在证券、反倾销、反垄断领域有所规定,但事实上行政执法和解已成为实践中的普遍情况。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的不断建立、“和解协议”超出法定领域的广泛使用,反映着行政执法各个领域对行政执法和解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须突破行政执法和解的领域束缚,建立通行“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在行政执法中增加和解程序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在行政法中,“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广泛适用的主要障碍是“行政权不可处分性”,究其本质,是公法对私法的排斥。追溯公法与私法的产生和发展,两者并非全然不可融,“行政权不可处分”的优化演进为“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广泛适用创造条件。

“双减”背景下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路径

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必须纳入法治轨道。由于当前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仍主要依靠政策文件进行专项监管,导致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主体不清晰、行政执法遇阻等问题,从而引发各类司法纠纷。而单纯依靠市场调节不仅违背教育公共性,更给教育资本化带来空间。基于此,建构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路径,一是出台专项立法并厘清与现有法律的关系;二是协同多元执法主体,创新教育领域综合执法方式;三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规范引导作用,实现多元共治。

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的现实困境与应对

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其新增的第24条意味着乡镇街道综合执法被正式纳入到我国法律框架当中。而在行政处罚权下放至乡镇街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执法权限划转不当导致制度异化、执法衔接不畅引发执法效率低下以及执法监督缺位造成执法质量不佳等现实困境。对此,首先需要明确“交由”赋权的规范意旨及法律性质,以此为导向,进一步明确规范层面行政处罚权下放的事项内容与授权程序标准,完善具体运行层面的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机制,从明晰上下级执法职权边界、优化执法资源配置以及落实行政授权事后监督调整三个方面做出应对,构建起协调高效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系。

体育行政执法的权力来源与范围——对“体育行政部门被授予体育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探析

通过相关法学理论,对“体育行政部门被政府法制部门授予体育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体育行政执法是国家体育行政机关的基本职能,体育行政执法的权力和范围具有法定性,任何机构不具有对行政部门赋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权能,并对体育行政执法权行使中的一些现实矛盾及原因进行了探讨。

交通行政执法模式改革的依据、目标与原则

针对现行交通行政执法模式的改革问题 ,从理论、国外经验、现实需要、基本法律和基本政策导向等方面作了深入分析 ,得出了改革现行模式是非常必要、切实可行且依据充分的结论 ,并据此导出了改革目标和原则 ,为构建新模式奠定了基础。提出了“行政权力制衡与行政保障相结合”原则 ;指出新交通行政执法模式的实施应当是交通行政执法体制模式。

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缺陷与完善

作为改革产物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目前仍不完善,主要存在城管法律地位尴尬、执法依据混乱、执法权限模糊、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在源头上应当以治理城市的理念为先导,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引入社会化管理方式为城管"减负";在具体操作上应当立法规范城管的各项制度,实现规范行使权力,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教育行政执法权的强弱两极化运行及其调适

对教育行政执法的界定模糊,加剧了权力运行的强弱两极化格局:在狭义层面,执法主体单一、行为种类有限、执法范畴狭隘导致教育法律的实施效果相对有限;而在广义层面,管制任务宽泛、程序制约粗疏、裁量空间扩张又使得执法权行使的自主性有所彰显。欲消解这种强弱两极化的表象,既要坚持广义的教育行政执法概念,更要将多元执法主体和行为纳入行政法规体系,与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原则、制度相衔接,还应当兼顾法律实施的一般性与教育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实现刚性执法与柔性执法、协同执法与相对集中执法权、硬法规范与软法规范的结合,充分发挥不同执法体制机制在教育治理中的制度价值。

行政权力监督探讨

行政权力是一种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政治权力、公共权力,它的产生是人类生存之必需。由于人性的弱点及权力自身内在的扩张性和变异性,人类不得不始终追求科学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以规范权力的运行。目前,我国现有行政监督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多元化监督体系整体功能不强,缺乏有序性和耦合性;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权威性;监督侧重点失衡,缺乏全程监督;行政监督法规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科学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呼唤构建合理有序的监督体系,重视人大监督机制的完善和行政监察地位的提升,加快行政监督法治化进程。

从广州大学城流动商贩管理看城管行政执法

城管行政执法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城管对流动商贩的管理更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流动商贩需以低成本的方式谋生,因而对城管执法有抵触情绪;城管依法履行其监管职责,但由于执法方式多失于简单粗暴,而导致各类矛盾冲突。文章以广州大学城为研究对象,对为期1年的调查访问获取的数据与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针对大学城流动商贩管理中存在的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模式、问题与推进路径——基于当前改革实践的案例研究

当前,加强教育行政执法的协同性,已成为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方向,对于加快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教育行政执法体制,破解当前教育行政执法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可从教育行政部门内协同和跨部门协同两个层面,归纳出当前提高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的实践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内协同中存在着人员编制受限、职权配置不清、法律制度障碍、同级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跨部门协同中存在着政府部门间协同程度不高、与第三方力量的协同程度不高、执法重心下沉尚不彻底等问题。未来可从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合理划分职权范围、推进教育督导与教育执法的结合、探索建立教育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机制、充分发挥基层街镇组织的作用、加强与第三方力量的协同六个方面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

中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40年:演进、挑战及走向

结合时间序列和行政执法权配置两条主线,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中央政策文本及其改革举措,发现行政执法权在央地划分上的共同改革趋向是确立了属地管理原则,但在地方政府内部的层级配置上则表现出以执法权下放为主但存在执法权上收情形的双向流动特点。无论是在执法权下放还是上收领域,执法力量的配备都是从悬浮走向下沉。在横向配置方面,行政执法权的位移规律是,从权力分割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再到综合行政执法和分领域有限综合,并且坚持管理、执法、检测和听证等职能相对分开准则。当前综合执法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确定行政执法权纵向配置的合理层级、如何突破执法重心下移的法律限制和现实阻力,以及如何确定综合执法的标准与范围等。我国行政执法体制的未来改革方向应当是基于整体政府理念理顺纵横权责关系,推动建立组织法定、结构有序和行为高效的分类综合行政执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