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适用研究

追偿诉讼是一国阻断法的私人实施路径,其主要功能在于阻却外国法律及相关判决的域外适用,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性质、目的和功能上判断,该条规定属于阻断性质的追偿诉讼条款。在借鉴域外阻断立法追偿诉讼条款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在谦抑性原则的理念下对《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我国公民、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歧视性限制措施”等用语进行谨慎的界定,同时应积极制定后续实施细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保障条款,以明确第十二条追偿诉讼条款的请求权基础、管辖权依据、判决的执行途径等适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障《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真正实施。

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制裁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制裁国意图通过制裁措施改变被制裁国的政策和行为,被制裁国通过反制裁措施抵消制裁的消极影响。制裁和反制裁的效果归根结底有赖于制裁国和被制裁国的国家能力。金融制裁取代贸易制裁等传统制裁正在成为制裁和反制裁的主要场域和工具。金融制裁和反制裁所依赖的国家能力建设具有具体指向和多重面向,存在着复杂性和技术性的特征。理解金融制裁和反制裁场域中的国家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为设计金融反制裁工具和措施提供理论框架。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适用要件的情境分析

外国制裁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情境有初级制裁、非典型初级制裁以及次级制裁三种情境,产生影响的方式共有七条路径,《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不同要件在不同路径中的适用结果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追偿主体“我国公民、组织”适用于绝大部分路径,但并不适用于非典型初级制裁情境中的两条路径。索赔对象“任何组织和个人”意味着中国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适当联系”对位于海外的外国组织和个人行使管辖权,但应受到外国国家豁免的限制。阻断对象“歧视性限制措施”虽无需以行政认定为前提,但也需加强法院与外交部门的信息共享。至于“执行或协助执行”,应当将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纳入考量范围,重点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正当商业理由。

反外国制裁的路径演化与中国选择

外国制裁包含三种类型:一是外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的制裁措施,二是由私主体实施的但可以归因于政府的歧视性限制行为,三是国际组织施加的单边制裁。中国近年来遭遇的外国制裁以美国制裁为主。美国对华制裁在性质上属于单边制裁,制裁措施主要包括旅行禁令、进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等类型,依其效力范围又可分为初级制裁和次级制裁。域外积累的反外国制裁路径主要有事前预防、国际争端解决和国内立法反制等,它们各有优缺点。面对不断加大的外国制裁压力,我国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系统工程中加快反外国制裁法治体系建设,一方面积极吸收国际经验,丰富反外国制裁路径,合理借鉴事前预防模式,善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反外国制裁立法体系,提高司法反制水平和执法反制效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法律问题与完善

《反外国制裁法》为我国应对外国制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其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实施的执法机制、司法机制、守法机制进行了初步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主管机构职责分工及其工作规则不明确、实施程序的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相对较弱、合规指导规则缺失等不足之处。欧盟实施制裁与反制裁措施的实践为我国思考和调整《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提供了制度经验。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健全反制裁主管机构制度安排,设置科学、严密的反制裁实施程序,并颁布反制裁合规指导性规则,从而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涉外法治视野下中国反制裁研究

反制裁是指一国为应对他国单边制裁在先的行为,根据国际法以及国内法实施的合法对等的经济外交手段,是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安全与发展而被动克制地采取反制措施的行为。作为涉外法治和国内法治交汇的关键领域,我国反制裁不仅在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明确的国内法依据。我国反制裁应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从立法、执法及司法角度完善反制裁实施机制,建立反单边制裁措施有效评价和调整机制。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执法问题

《反外国制裁法》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方式作出了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执法机构的职能权限和工作程序不清晰、执法程序有待细化、具体法律责任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效果。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建立切实有效的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根据实践进一步优化执法程序,细化法律责任规定,以保障执法工作有效开展,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和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反外国制裁法》豁免机制的体系构建

《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面临着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产业利益相互冲突的困境,需要通过豁免机制进行利益衡平。豁免机制是成熟制裁与反制裁机制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在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健全反制裁立法体系、实现多重政策目标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中该制度规定的缺失,不利于反制措施的有效实施。欧盟、美国制裁与反制裁立法中都包含了豁免机制,我国可参考其制度经验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豁免机制,明确豁免的标准、范围和程序规则。如此,才能有效缓解《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保护与惩罚的冲突对立,实现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论《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之路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制裁。202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但该法目前未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该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采取反制措施和禁止执行外国经济制裁措施两个方面,其中反制措施是制裁的特殊形式,对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实施、国与国之间关系及经济主体等产生实质影响,属《基本法》规定的外交事务,特别行政区无立法权,但可将该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中,由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特点立法实施;该法中的阻断条款均不直接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不属于《基本法》规定的外交行为,特别行政区可直接立法。

INGO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困境与应对

2021年3月下旬,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决定暂停对新疆良好棉花的认证,并与其部分会员企业联合抵制新疆棉花,对我国棉花产业及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正常竞争和贸易产生一定的限制影响。BCI因具有国际非政府组织属性,其决定构成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游离于国际法规则管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恰逢其时,BCI及其决定适用于对该法规范的外国组织行为予以调整。美国等个别国家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其对华制裁广度和深度的行为,应引起我国重视。有关部门可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相关规定,将此类组织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相应制裁措施。我国受损企业或个人亦可依据该法及相关法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我国企业出口管制合规之困境与对策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中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相关企业出口合规的搭建标准从接受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制约变为接受中美出口管制制度双重指引。现阶段,我国出口管制法律已逐步从单一指导性条款向拥有实体清单、阻断办法和反外国制裁法等配套制度的完整体系发展。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我国企业出口合规正面临着职能履行、成本投入和商业判断上的困境。通过完善立法的方式来细化标准、健全体系和落实效力,不仅对解决我国企业的合规困境、促进其健康蓬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亦对我国出口管制立法目标的实现起到关键作用。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规则及其法律调适和完善

美国以香港存在民主问题为由,对华实施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缺乏实在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这是美国对中国香港内政的不合理干涉。我国《反外国制裁法》旨在用国内法律调整与外国制裁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提供立法保障。我国《反外国制裁法》所实施的单边制裁与美国依据其国内法而实施的涉港单边制裁有本质区别,前者有维护自身主权及友好国际关系的正当立场,符合国际法要求,后者不仅没有任何正当立场,还违反了国际法规则。我国可以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确立反制权利,制定反制清单及反制措施,设置法律保护屏障。

《反外国制裁法》:出台背景、内容构成及时代价值

鉴于西方某些国家及组织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频频发起对中国及其相关实体企业与个人的所谓制裁,中国制定了《反外国制裁法》,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对外国的无理制裁进行更加有力的反制,以捍卫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该法的内容主要有立法目的与坚持的政策及原则、反制措施适用的情形和对象、具体反制措施、有关组织和个人履行《反外国制裁法》的义务、与反制措施相关的其他方面等。其时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及相关组织和个人利益,有利于进一步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彰显中国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及本国组织、公民正当权益的态度和能力,有利于声张国际正义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提供借鉴。

《反外国制裁法》背景下反美国金融制裁措施研究

国家间的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依托于国际法律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两部分:国际金融法框架中存在的“帝国秩序”,以及金融制裁作为政策工具不违反国际法。美国利用自身在该国际法框架中的优势地位,以其国内法为依据对华采取金融制裁。现阶段美国对华制裁基本可以排除“脱钩”的可能性,以单点制裁为主,这为我国采取反制措施提供了基本坐标系,而《反外国制裁法》则奠定了我国以立法为中心的多元反制裁格局。以《反外国制裁法》为依据,我国可对特定外国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阻断次级制裁。依据国内法采取的行动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亦依托于国际法律框架。具体而言,一是采取有效行动变革国际金融法框架中的“帝国秩序”,二是从国际造法和国际司法两个角度采取针对不法金融制裁行为的反制措施。

美国单边人权制裁的国内运行机制与中国对等法律反制研究

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种族对立、经济衰退等问题凸显,美国政府为转嫁国内矛盾,疯狂打压中国发展,对华实施极端制裁措施,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未来,不排除美国政府从特朗普时代的"硬脱钩"转向拜登时代的"软遏制",进一步通过国内立法和颁发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在涉台港、民族宗教以及人权保护等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更加隐晦的方式,遏制打压中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这为我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外部法律风险挑战发出了动员令。我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下,加快国内法域外适用体系建设,抓紧提升应对反制美国人权制裁等单边制裁的能力水平,综合运用立法、执法和司法手段,妥善应对外部法律风险挑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构建和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的基础条件、挑战及对策

当前,中国正承受越来越多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出口管制和科技封锁;同时,欧盟也在完善对华经贸防御机制。在此背景下,中国围绕着反制裁、反干涉和反长臂管辖加快涉外立法,陆续推出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制裁法》。中国拥有全球最具规模和发展潜力的消费市场以及较为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具备了维护海外权益的基本条件,能够给西方以一定牵制。同时,中国在实施“对等”反制上仍面临极大挑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科技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还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建议中国继续加强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但是要有意维持反制措施的“模糊化”;遵循“一事一议”原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精准反制”;充分利用反垄断、出口管制和外商投资审查等进行联动反击;此外,还可尝试分别与欧盟和俄罗斯等就反对美国单边制裁以及经济胁迫进行合作。

能源贸易公司防范美国经济制裁风险建议

近年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大力推行经济制裁政策,在美国领土之外实施长臂管辖。石油石化行业一直是美国经济制裁措施推行的重点领域,给我国能源贸易公司等国际化程度高、对美国金融体系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带来直接影响。本文结合美国2020年经济制裁执法案件的情况,围绕"美国连结点"和常见的制裁违规行为表现形式,分析对能源贸易公司建立有效的制裁风险合规管理体系的启示;并结合我国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提出企业依法维护正当权益的建议,助力防范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制裁风险。

关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研究

现中国反外国制裁立法体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组成。虽然多个法案的颁布在立法层面对外国的单边经济制裁进行了有力的反制,但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并不完备,存在部分领域的立法缺失、无具体执法程序、法院司法实践经验不足等问题。各法律部门应该循序渐进地从立法、执法、司法各维度构建一个合理又完善的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