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是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虚假诉讼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危害司法公正并侵害他人权益。对民事虚假诉讼进行检察监督,具有维护司法正义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意义。在探讨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加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改进司法实践、提高司法公信力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对检察机关垄断行政公益诉讼起诉资格之质疑及正位——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分析重点

2017年6月27日修正后的《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之合理性有待商榷,原因在于该款规定使得检察机关垄断了包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内的行政公益诉讼起诉资格。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公益诉讼人的角色混同,在造成检察机关适用诉讼程序困难的同时,影响法院的正常审判和环境行政效率。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起诉权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存在与其他适格原告相互配合并接受监督的客观需要。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为公民个人以及社会组织作为适格原告提供了理论支援,解决了重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多元起诉主体制度的前提性问题。通过起诉主体序位制度的构建,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最优起诉主体的寻找和诉讼效率,进而实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动力"条款效能的最大化。

律师职业伦理的理性反思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律师作为法律群体重要角色之一,对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律师职业伦理建设自然而然成为其中重要一环。在不同意义上对律师职业伦理做出阐释,律师职业伦理的内涵分为“底线伦理”和“更高道德义务”两个层面。整体上看,律师职业伦理弱化原因有二:一是律师行业缺乏良好的竞争秩序;二是整个律师队伍缺乏有效监管。良好行业竞争秩序的构建,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实现,而对于律师整体队伍缺乏监管的现状,则需要通过建立不良行为披露机制来提升整体监管水平。

《反洗钱法》立法目的反思与重构

反洗钱是预防、监测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综合治理手段。现行《反洗钱法》以预防为定位的立法目的不能体现其“金融情报中心”的工作特征。以“维护金融秩序”为目的的条文表述混淆了反洗钱保护的法益和洗钱手段之间的关系,“维护司法秩序”的理论学说也只能适用于刑事法律的法益解释。“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的立法借鉴未能考虑语境差异下“犯罪”概念的区别,使非犯罪的违法行为脱离了反洗钱的遏制范围,导致国际沟通的误解。《反洗钱法》的立法目的应回归其行政法和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修改其立法目的“为预防、识别、遏制洗钱及相关违法活动,维护国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的没收和追缴秩序,制定本法”。

法律监督向社区矫正范畴的延伸

社区矫正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预示着我国刑罚制度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演化,这种新的行刑方式亦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完善之处,检察机关须改进法律监督的职能,并向社区矫正全方位延伸,才能使社区矫正工作达到预期的矫正效果。

论民事抗诉审查的中心

对法院原审裁判和案卷进行审查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审查的中心,这是有其法理学基础的,也是解决目前抗诉审查中各种难题的最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其具体体现为:以书面审查原审裁判和案卷为基础,审查依案卷中的材料可否得出裁判的结论,并以此决定对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的审查,决定是否自行调查,最终决定是否抗诉。对此,立法上应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卷权,以保证抗诉监督目的的实现。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补缺:作为秩序目标的权利保护

随着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这项制度开始直面公民权利保护问题,有了功能补缺的机会。行政公益诉讼实施权利保护的理论逻辑在于,通过督促服务行政和监督秩序行政促使权利保护被吸收到法律实施制度逻辑中,从而上升为秩序目标。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以利益代表制为逻辑起点行使诉权,从而未能深入监督秩序行政,对服务行政义务也没有进行规范层面的明确和类型化区分。对此,行政公益诉讼实施权利保护应当调整进路,以法律监督为理据,致力于填充秩序漏洞和构建平等分享之秩序。为了保障行政公益诉讼实施权利保护,还需要强化诉讼的客观属性,扩展被告资格范围,以及构建适配性的激励机制。

再论留置适用应遵循之基本原则与应有之司法衔接——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参照

2018年3月《监察法》出台后,"留置"取代"两规""两指"及职务犯罪侦查的部分刑事强制措施,整合党内纪律检查、行政监察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但因实践中启动条件的差异导致适用同一标准之留置有违比例原则。因此,立法应将留置之适用条件、方式及其限度依照比例原则作类型化处理,否则极易导致被留置人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害。基于检察机关刑事司法审查职能,除审查起诉时对监察委调查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外,还应就留置适用合法性进行审查。由于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检察机关有限自侦权,因此适用留置还是刑事强制措施决定于法律帮助权是否允许介入及因超期、违法限制人身自由引发的国家赔偿究竟由哪类主体承担。

治安行政监督的性质、方法及法律制约

治安行政监督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相对人遵守和执行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所实施的察看、了解并督促其履行治安义务的行政执法行为。随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公安机关治安行政监督的职能得到了强化。为此,要充分发挥治安行政监督职能作用,必须明确治安行政监督的性质、方法,并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规范治安行政监督行为。

鄂豫皖苏区法制建设述论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规范,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保障,是捍卫统治者利益的重要武器。土地革命时期,在异常艰难的处境中鄂豫皖苏区政府开启了法制建设的进程,取得众多成果,尤其表现在苏区社会秩序的重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以及苏区人民权益的保障方面。就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史而言,鄂豫皖苏区是党的监察制度在地方实践最早的地点,创建了最早的人民公诉制度,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土地法、婚姻法等等,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执政时期法制建设的经验,对于推进现在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仍具有现实意义。

检察视阈下“督促监护令”与“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制度之完善

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对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未成年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以减少和避免因监护不当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严重不良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同时降低未成年人受到违法犯罪侵害的可能。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积极通过“督促监护令”或者“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等制度的落实开展监护监督。要正确处理制度之间的关系,寻求应对之策以解决两项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法律监督权的视角审视刑事诉讼改革

强化法律监督是为了更好实现权利与秩序的平衡，在刑事诉讼改革中应着重解决法律监督权原则化、抽象化问题，实现权力的具体化、操作化，并以法律监督权的安全为底线，确保法律监督权安全有效运行。

诉讼监督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路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制度的实际效果存在缺憾。在我国近期刑事司法改革运动深入进行的现实背景下,应以改革的视角重新审视我国的诉讼监督制度,尤其是刑事抗诉、量刑监督、侦查监督、刑事执行监督和未决羁押监督制度。应正视这些制度所处的困境,结合一些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全面探索新时期诉讼监督的新的改革思路。

论新监察体系中的法律责任机制

科学建立并有效运行的责任机制是《监察法》的重要内容。《监察法》出台后,传统行政责任中分解出独立的监察法律责任,成为国家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法律责任的法律机制包括三种:一是"依法给予处理";二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是"依法给予国家赔偿"。为将《监察法》确立的法律责任落到实处,广大公务人员需要注重树立宪法至上、尊重人权、权力界限、管理民主、权利救济等一系列现代法治观念。

商业银行托管业务法律问题与法律风险

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的法律依据整体上缺乏明确性和统一性,导致在业务实践中产生一些未决问题。从法律依据、法律主体以及权利义务来看,对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的法律关系做统一定性存在障碍。在以托管人作为当事方而签署的协议中,主要依据当事方主体构成特征,可将商业银行托管业务分为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从现有法律环境出发,除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为信托关系外,其余托管业务宜界定为受国家干预的委托关系。商业银行托管业务中的法律风险主要包括与托管人独立性问题相关的法律风险、托管人监督职责问题引发的法律风险和关联关系引发的法律风险等。

数字货币国际监管的法律秩序构建

数字货币的技术风险、国际流动性风险和国际利益冲突风险,各国难以独自监管,出路在于建立国际监管法律秩序。应当确立鼓励创新与控制风险平衡、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接轨、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协调、国家利益与国际信用统一的监管法律原则;应当制定数字货币的国际监管协定,数字货币常规业务、技术、违法犯罪国际监管机构组织法,以及交易平台国际行业协会、国际纠纷仲裁庭组织法。基于拥抱数字货币、数字产业、数字经济和数字财富的时代新潮,我国应立定国家数字货币的使命,适时调整民间数字货币的禁止政策,并引领数字货币国际监管法律秩序的建设。

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袭警罪的司法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袭警罪的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可知,袭警罪的司法适用存在亟待解决的诸多难题。造成此类难题的深层致因是刑法、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等多个法域之间出现了相互矛盾样态,破坏了法秩序的统一性。此类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犯罪行为对象与监察对象的立法差异、袭警罪法律文本表达的模糊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罚影响的复杂性、司法实务办案人员的认识分歧等。为此,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方案:一方面,以解释论为基础,尊重既有立法规则,对袭警罪的法律规则进行解释,并辨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袭警罪案件中的适用思路;另一方面,以立法论为导向,期待未来修法变化,在将来我国制定《警务辅助人员法》的前提下,调整袭警罪的规定并修改相关法律规范,以构建满足袭警罪司法适用需要的统一且有序的法律规范体系。

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看审查逮捕权的配置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当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直接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由于在我国语境下,逮捕即意味着羁押,因此若不能对逮捕制度的权力配置予以合理的规制,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将直接受到侵害。在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中,检察院拥有审查逮捕的权力,这与法理和国际通行做法均不吻合。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检察院机制、体制将随之产生重大变革,是检察院权力重构的重要契机。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比较法分析审查逮捕权的正确配置,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权力重构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