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慎捕”的法规范控制体系及实践问题破解

历次修法中涉及逮捕的制度机制的演进轨迹和条文变化的内在逻辑表明,为实现“慎捕”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已初步构筑起一套结构严谨、衔接有序、层次分明的关于逮捕权的法规范控制体系。该体系在事前的权力配置阶段“两次分离”逮捕权,以具体社会危险性评估为重心改造逮捕要件;在事中的权力行使阶段以“兼听则明”为原则设计了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审查逮捕机制;在事后的权力制约阶段要求检察院、法院及时纠正撤销错捕决定,释放犯罪嫌疑人。从司法办案的角度来看,现有的法规范控制体系在规则制定和程序执行时仍有不足和缺漏,如逮捕权分离不彻底,控辩意见“兼听”机制保障不充分,径行逮捕条件设计机械、不周延,当事人对错捕的救济途径缺失等。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实践—规范”的互动逻辑,关注司法实践,将解决和弥补逮捕中的权力运行失范和权利保障不足等现实问题作为修法方向,破难题、开新局,不断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进程。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监检衔接的逻辑与方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检衔接成为我国法治实践中的新课题。当前由于规范供给的粗疏与缺漏,监检衔接实践工作中存在监察中心主义的倾向,这造成少数监察活动的“非法”现象。在法治逻辑的审视之下,监察调查本质应还原为国家追诉职能的行使,因此应重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经典原则,推动监检衔接过程中审查起诉的实质化。在法律修改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立法论-解释论-立法论”的研究范式转型趋势,监检衔接的关键方法可以归为几点:扩大检察侦查范围促进监检管辖衔接;以刑事审判为标准促进监检证据衔接;以保障合法权利为目标促进监检强制措施衔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监检审查起诉衔接;以审慎思维促进监检特别程序衔接。

刑事再审抗诉实证研究——以360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刑事审判监督格局的中心。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错误与量刑错误是检察机关提起再审抗诉的主要理由。从再审抗诉结果上看,绝大多数抗诉意见都得到法院支持;从再审抗诉质量上看,检察机关对实体性问题提出再审抗诉的质量高于对程序性问题的抗诉质量;从再审抗诉功能的实践样态上看,再审抗诉的追诉色彩浓厚,纠错功能突出,检察机关的中立地位偏移,监督属性不足。检察机关应回归客观中立立场,严格控制不利于被告人再审抗诉的提起,实现再审抗诉“实体+程序”双轮驱动,提升再审抗诉工作质效。

生态环境“两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困境与出路

从生态环境“两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制度现状看,检察监督存在着法律制度的供给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和监督手段刚性不足三个方面的问题。法律制度的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移送监督缺乏上位法基础、检察监督程序不健全、检察监督的启动标准不明确问题。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主要体现为信息共享机制不顺、内部衔接工作不畅以及检察队伍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建议首先要健全“两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在法律层面明确移送监督、完善检察监督的程序性规定、明晰检察监督的启动标准;其次,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由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工信部门和环境执法部门协同建设,完善法律监督的数字化建设,招募环境学科的人员以充实检察队伍;最后,借助同级政府和同级党委的力量强化检察监督手段的刚性。

检察监督视域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检视与反思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立法宗旨在于限制逮捕、拘留措施的适用,尽可能地扩大非羁押型强制措施的实施,以期起到减少审前羁押、保障人权的作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目前还存在公安机关适用相关规范时发生司法异化、检察监督质效偏弱、被监视居住人的权利保障不到位、数字检察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此,检察机关应当持续做深做实高质效办案,转变司法理念;健全立法相关设计,使其更符合司法实际;增强数字赋能,凝聚工作合力,提升司法效率。在此基础上,方能有效发挥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法律监督作用。

刑事诉讼法条解构式案例研习法研究: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例

刑事诉讼法条解构式案例研习法是在借鉴德国的鉴定式案例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案例教学方法。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例,该教学方法可以分为选择问题、界定问题、涵摄问题和回答问题四个逻辑思维步骤,即选定案例涉及的核心问题,以现行立法规定为依据对问题进行解析,将立法规定与案例事实进行比较考量,从而得出问题的最终答案。在运用该教学方法时,应注重教师作用的发挥和案例研习报告的写作,应鼓励学生进行延伸性思考,并与其他实践教学方法进行有机结合。

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法理逻辑与视域诊定

在展开大数据法律监督时,应严格遵循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回顾检察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大数据法律监督代表着检察信息化发展进入数字时代后,检察法律监督的结构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是对检察监督方法的创新,而非对检察法律监督权力的增强。从运行方式来看,大数据法律监督应重点关注证据审查,审慎运用侦查思维,并以典型个案监督为突破口,推动类案监督的落地,从而实现检察办案与诉源治理、溯源治理的有机结合。从法律监督的定位出发,大数据法律监督应坚守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履行职责,并拓展至四大检察领域。同时,大数据法律监督必须注意其边界限制,强化数字时代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并确保方法运用的程序正当性。

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为了防止违法的减刑假释活动侵害犯人权利和破坏司法公正等现象发生,我国立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案件中行使法律监督权。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设计理念立足于各参与机关的权责分配、权力制衡等关系,并遵循正当程序、刑罚功能及目的等基本原则维系运转。在具体运行的过程中,减刑假释检察监督难以发挥预期功能、减刑假释参与机关权责配置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检察机关自身限制等因素导致成效不彰、沉疴如故。为摆脱上述困境,可从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规范构建和配套机制两方面进行优化,建立健全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机制。

从“证据至上”到“程序保障”:刑事诉讼法的理念演变

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司法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理念的演变直接关系到法治国家的建设与人权保障的水平。从“证据至上”到“程序保障”的转变,不仅是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更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梳理刑事诉讼法理念演变的历程,分析这一转变的动因、过程及影响,探讨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平衡。

《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侦查程序修改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刑事侦查程序应严格遵循的法律原则,通过合理权衡侦查措施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能够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要求,落实宪法精神,符合侦查权的公法属性是刑事侦查程序适用比例原则的法理依据。具体而言,刑事侦查程序适用比例原则必须要求侦查职权赋予法定化、强制措施运用必要化以及侦查监督系统化、均衡化。为进一步推动比例原则在刑事侦查程序中的贯彻适用,应以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结合当前刑事司法改革实践,推动侦查职权法定化、完善强制措施体系、健全内外联动制约监督机制,以期提升刑事侦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和规范化水平,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目的、原则与规则: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个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须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论纲

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是宪法性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该原则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的历史演变过程 ,其宪法根基在两大法系分别为正当程序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该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问题重重 ,需要明晰其适用范围及其例外 ,并分析与其相关的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的关系。

刑事立案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刑事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法律监督。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法实行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共同构成完整的刑事诉讼监督体系。立法规定的欠缺和实务中的不规范,使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难以落实,刑事个案的立案监督流于形式。进一步厘清和准确认识刑事立案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健全我国刑事立案监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基于法律错误提起再审抗诉之探讨——以马乐案为例

马乐案基于法律错误而再审改判,除刑事实体法上关涉援引法定刑之解释,亦有程序探讨之价值。基于宪法上的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已生效裁判提起再审抗诉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价值取向却与法的安定性、裁判的既判力理论冲突,也与禁止双重危险、有利被告等原则相悖,不符合司法规律和诉讼原理的要求。应在追求实体公正与维护法的安定性、裁判的既判力之间寻求平衡,秉持现代司法理念,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应将审判监督程序分为对事实错误的再审程序和对法律错误的特别抗诉程序,并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对事实错误,通常只能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目的在于实现个案公正;对法律错误,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特别抗诉加以纠正,目的在于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混合标准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这两种观点均未能全面把握刑事诉讼证明的两个阶段和双重属性 ,各有缺失。客观真实标准是最理想的证明标准 ,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单一的客观真实标准的条件 。

环境合作治理中的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政策落实功能,诉讼本身反而成了辅助性的程序。检察院在诉前程序中获得了主导性的地位,以诉前建议的方式监督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通过对实践中典型案例的梳理不难发现,检察院大量使用国家和地方政策细化立法文本中的原则性规定,对行政机关的环境政策执行进行全面监督,甚至对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法院成了这一法律监督功能实施的后盾,树立典型、示范教育取代了纠纷解决,成为了法院的主要功能。立法所赋予的规范制定权一方面让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政策实施治理,另一方面不得不受制于这些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通过对三种机关不同功能的划分,一种强调机关之间协作而非对抗的治理模式出现在我国诉前程序的实践之中,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扩展了传统行政诉讼。但是,诉前程序落实中的官僚化导致了选择性监管等弊端,需要依靠加强外部约束的方式加以解决。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保留及其规范运行——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得到宪法、法律层面的肯认之后,需要《刑事诉讼法》修改调整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进而解决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保留的检察机关侦查权,其监督性得到显著强化,巩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当前需要从检察机关侦查权与监察机关调查权的协调、检察机关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检察机关侦查能力的培养与强化等方面着手,确保检察机关侦查权形成长效的规范运行机制。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的基点、问题与路径

基于《监察法》的宪法性法律地位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等理论基点,《监察法》的有效实施需《刑法》与之有机衔接。然而,《刑法》在相应职务犯罪主体及相关犯罪对象、罪名体系、刑罚配置和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等方面,存在与《监察法》不相对接的诸多问题,使得依《监察法》意图实现的监察全覆盖等目标难以实现,并会滋生新的权力滥用风险。《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以上问题的有效解决,应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点,通过法律解释和刑法修正的路径,完善《刑法》相应规定的司法适用规则和立法规范设置。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研究——从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2款切入

长期以来,机动侦查权被视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项重要手段。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检察机关的此项权力。从既往的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采用机动侦查权办理的案件数量不多,但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该项权力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而非主动行权,对所有特殊案件大包大揽。机动侦查权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单纯地通过修法扩大案件的适用范围,而是在规范层面上针对机动侦查权的案件适用范围、审查程序、权力配置等办案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作出技术性破解,最终使该项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