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智化转型在人工智能发展下逐步推进,并起到赋能经济社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外生冲击,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城市数智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分配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对非试点城市而言,试点城市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员工议价能力高的企业、东中部地区和市场化水平低的企业更明显。机制分析得出,城市数智化转型能够增加企业现金充裕性、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表明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改善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劳动错配程度较大地区的企业。本文丰富了人工智能试验区的经济后果研究,为推动人工智能落实发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对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集货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

在分析数字技术对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集货效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选取中国20个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数字技术发展综合指数和城市集货效率水平及其区域差异,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程度及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的集货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城市集货效率的影响在中部城市和二线城市更为显著,这或许与它们还处于边际收益递增阶段有关。基于以上结果,提出加快数字技术健康发展以驱动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集货效率提升的全国总体性及区域差异性等对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收入水平与家庭水能耦合差异研究

家庭生活中用水和用能环节高度相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用水需求、相关器具及能耗呈差异化发展趋势。从居民生活水能耦合关系出发,构建了生活用水及相关能耗计算方法,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开展生活用水及用能调查,分析了不同收入的用水量及能耗差异。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居民平均用水量为134.5 L/(人·d),相关用能量为3.7 kW·h/(人·d),能耗强度为32 kW·h/m^(3);日用水量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能耗呈负相关,低收入与高收入家庭日均用水及相关用能差异分别为9.3%和4.1%,能耗强度差异约12%。其中洗浴用水在不同收入人群间日均差异最大,达13 L/(人·d)。建议持续加强节水器具和节能型产品普及与推广,提高居民资源节约意识,促进资源综合节约和管理。

农村电商减贫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以河北河南两省的淘宝村为例

农村电商是新兴的扶贫减贫方式,实施电商精准扶贫战略,有助于增加贫困家庭的收入。但其增收效果仍有待研究。本文基于2009—2019年河北、河南两省淘宝村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淘宝村扶贫增收作用。研究发现,河北河南两省的淘宝村可以使当地农民的人均收入增加约6.27%,此结论在进行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基层政府应持续推进淘宝村建设,完善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淘宝村助农增收的作用机制。

贸易开放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贸易开放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分析框架,探讨其机制并提出关于贸易开放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假说,使用2011年和2015年的CHN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与理论假说基本一致:贸易开放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性,能使子代收入向高于父代收入的等级攀升,阻止子代收入向低于父代收入的等级流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更大;贸易开放对代际间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在城乡、地区、父代收入水平及父代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异质性;贸易开放通过促进代际教育流动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代际收入流动。基于以上结论,我国应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缩小城乡与地区贫富差距,推进教育公平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些都有助于机会平等,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大病保险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在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并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背景下,研究多维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16年的CLDS数据,以家庭所在城市是否试点实施农村大病保险为依据构造大病保险指标,从健康、教育、生活水平3个维度构造多维相对贫困指标,通过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大病保险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实施大病保险使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3.11%。设置虚假处理组、改变多维相对贫困计算阈值等检验,均表明实证结果具有可靠性。中介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大病保险主要通过改善健康水平和提高耐用品消费两个途径来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大病保险更为显著地缓解了低收入、老龄化、西部等高风险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进一步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应拓宽大病保险的筹资来源,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大病保险政策设计。

中国城镇住宅财富效应观察——基于CHFS2010微观调查数据

使用CHFS2010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镇家庭住宅财富效应的存在性和差异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城镇家庭存在微弱的住宅财富效应,且短期内住房价格的过快上涨抑制了住宅财富效应的发挥。(2)产权完备且合法的大产权住房具有财富效应,小产权住房则替代效应明显;中青年家庭的住宅财富效应显著大于老年家庭;地方经济越发达、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住宅财富效应越大;中国城镇住宅市场的"马太效应"日益显著。

中国不同发展水平城市间幸福指数差异及收入对其的影响作用

对全国四种发展水平城市5471名被试的幸福感进行调查,探讨不同发展水平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异及收入对其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从一线到四线城市,居民的总体和领域幸福指数都显著上升,二、三线城市显著高于一线,但又显著低于四线城市;个人收入对一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无显著影响,但对二、三、四线影响显著;家庭人均收入对不同发展水平城市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与个人收入的影响作用完全相反,即对一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影响不显著,但对其它三线城市影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不同发展水平城市间在总体和领域幸福指数上均存在差异,且不同收入对其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作用有所不同。该结论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类型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均表现为扩大趋势,但由于各地区城乡发展条件的差异,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变化也表现为不同的类型。本文通过将反映各地区收入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变量进行聚类分析,将我国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划分为城乡高度协调型、城乡中度协调型、城乡低度协调型、城乡低度扭曲型、城乡中度扭曲型和城乡高度扭曲型共六种类型。各地区在1985-2006年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类型也并不是全部保持不变的,表现为有的地区城乡扭曲程度加剧,有的地区缓解,有的地区时而扭曲加剧、时而扭曲缓解,从而衍生为十种变化类型。这为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措施,而是依据不同的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类型,有所侧重的治理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参考依据。

县域乡村旅游投资空间特征与区域差异——以266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例

为了从多维空间视角探讨县域乡村旅游发展状况,文章基于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空间分布与投资数据,综合分析县域乡村旅游的投资空间特征及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县域乡村旅游发展,在全国、区域和省域尺度均呈现明显空间差异,华东、华北、西南等地区及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域优势明显,且空间邻近性特征突出,并在省域间呈带状层级分布;县域乡村旅游投资,一方面存在区域和省域尺度的双重空间差异,另一方面投资增长率及其重心呈现向西和向北方向偏移的特征,反映我国中西部、东北部等将逐步成为未来县域乡村旅游投资和发展的重点区域。

区域差异视角下城乡居民收入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拉动内需将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了消费需求,并且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利用浙江省11个地市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从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总需求的影响出发进行实证分析。从长期来看,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区域消费需求具有较大的正向关系;但对消费需求影响,各地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影响农民增收的模拟分析

使用全国29个省的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影响农民增收的成效进行模拟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提高我国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对农民经营纯收入的增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全国来看,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提高1%,促进农业人均净收入增加0.0104%;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影响具有不平衡性,对东、中部等我国保障水平高、财政自给能力强的地区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因此,中央财政应加大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力度和范围,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财政自给能力弱的地区给予更大的补贴比例。

经济转型中我国财政课征水平之分析

本文比较了我国不同经济体制、财政体制及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理论财政课征率与实际财政课征率。指出通过新旧体制的交替,我国实际财政课征率已经低于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的理论课征水平,但是课征结构的不公平性掩盖了上述现象,甚至还造成相反的假象,所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统一财政政策、财政制度、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等措施来落实公平课征原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入世后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

中国加入WTO后 ,意味着将进入经济全球一体化 ,这就要求税制必须按照WTO的规则 ,与国际税收惯例取得一致。本文着重从进一步完善关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 ,提高出口退税率 ,加快费改税步伐等方面 ,对我国入世后 ,如何加快和深化税制改革进行全方位的思考。

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区域内部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1997-2008年西部地区12个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在整体增长的同时,区域内部存在显著性差异;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及城镇化水平对西部农村居民整体工资性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居民受教育程度、城镇化水平及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三因素对西部区域内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性省际差异。

个人收入的民族差异及成因探究

我国的个人收入存在民族差异,少数民族的个人收入与汉族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一差异的原因应该从个人体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民族差异中去寻找。要消除个人收入的民族差异现象,一方面要破除少数民族职业进入的体制、风俗和心理等障碍,支持与鼓励他们进入一些个人收入相对较高的单位类型;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扩充少数民族的人力资本。

影响个人社会保障水平的因素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早在2010年中国已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一些社会发展问题也开始凸显,如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国泰民安的重要保证。因此,开展个人社会保障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地区间茶农户收入水平状况比较与分析

本文对中国地区间茶农户的收入水平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各区域茶农户收入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以及茶农户收入水平对茶产业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地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增收的对策研究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交混杂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大,分布也广。研究如何有效增加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对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省域民族自治地方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研究

省域民族自治地方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研究,对制定民族工作发展规划的政策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中国省域民族自治地方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科学评估及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域民族自治地方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明显,具有显著的政策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