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研究——基于江苏省高淳县和盱眙县的比较分析

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构建农民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评价方法评价江苏省高淳县和盱眙县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结果发现:(1)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但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社会资本状况和参与决策自由等功能;(2)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盱眙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改善水平显著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高淳地区。政策含义为优先实施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项目和合理选择集中居住模式有利于保障农民福利和节约土地。

重庆市居民健康知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重庆市居民健康知识知晓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人民币法在全市抽取6个区县24个居委会、行政村共4 844人,采用我国卫生部提供的调查问卷以入户访谈的形式对其进行健康知识调查。结果重庆市居民健康知识知晓情况总体较好,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且与其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职业、所在地区等密切相关。结论重庆市居民健康知识掌握情况不够理想,需要各个部门和居民共同努力,提高居民健康知识知晓水平,从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基于社会福利比较的视角

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通过不断放松社会福利函数的约束条件，依次应用洛伦茨优势比较、广义洛伦茨优势比较、均值一方差优势比较和社会福利指数比较等社会福利比较准则，对1985-2004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变动状况进行比较和排列，研究结果表明：除在1987—1989年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存在轻微社会福利恶化外，居民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水平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在大多数年份中社会福利存在帕累托改善，社会福利改善的成因是实际收入的增长足以补偿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测度

GDP在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GDP不能完全涵盖反映社会福利的所有指标,需要对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借鉴社会福利的相关研究,构建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指标体系,从时间序列上(2000—2008年)对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系统评价,力图探求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为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旅游集聚对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旅游集聚对居民整体经济福利的影响,涉及全省和各市县两个空间尺度,同时比较旅游业总体及入境旅游业集聚带来的经济福利影响差异;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得居民个体福利影响,主客观方法相结合使研究更具说服力。研究结果表明:海南省全省旅游业集聚对于经济福利各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各市县居民因旅游业集聚获得的整体经济福利存在地区不均衡性。主要原因包括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政策倾斜程度、各市县旅游发展历史及知名度、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游客停留时间长短及人均旅游消费水平差异等;居民个体福利所受到的影响也不一致,仅有50%的居民享受到旅游集聚带来的经济福利,尚有部分居民因为旅游业发展降低了经济福利水平。政策制定及旅游规划过程中需注意区域及市县旅游发展平衡问题,同时需考虑旅游收益转移及再分配问题。

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对贵州省684名农村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在福利基本价值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认同表现得较为强烈,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平取向特征。农村居民对社会福利的预期功能的高度认同与其对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实践效果的低度评价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这表明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福利在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相对匮乏。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背景、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特征等不同层次因素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城市居民税负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北京市居民税负感调查所得数据,通过对居民税负感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税负感与收入、文化程度、年龄以及对税收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呈显著正相关,与是否参加社保呈显著负相关。在被调查的居民中,超过一半的居民税负感较重或很重,其中,收入越高和对税收了解的越多税负感就越重,本科学历和中年人群税负感较重,未参加社保的居民税负感较重,参加社保的居民税负感较轻。税负感研究的结论显示,居民税负感不仅与税收负担的高低密切相关,而且与国家的财政支出方向密切相关,扩大财政的民生开支是降低居民税负感的重要途径。

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的门槛效应

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两方面解构贸易便利化,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居民福利的门槛效应。基于两国两部门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受规制成本影响的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福利存在门槛效应,而受市场竞争强度影响的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通过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反向效应,对居民福利形成门槛效应。利用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8-2018年全球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相符: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人均支出存在单门槛,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通过影响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人均收入形成双门槛;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支出的影响更易被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取得;进一步做替换测度变量、调整测度样本和变量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

湖北省城镇化进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湖北省2006-2015年35个县的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城镇化因素、经济水平因素、民生福利政策因素的角度,构建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多元回归模型,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验证了数据稳定性以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并对模型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估计。结果表明:湖北省收入差距总体处于扩大趋势,且地区内部差距明显;城镇化率、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经济水平因素对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一是弱化城市偏向,推动服务均等与城乡融合;二是优化城市格局,加强地区联动与优势互补;三是完善收入分配,优化资源配置与制度激励。

我国通货膨胀的代际福利成本差异——基于36个城市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36个城市的1 223份问卷调查数据和与之相匹配的地市级宏观经济数据,以居民幸福感为社会福利成本度量衡,实证评估我国通货膨胀的代际间福利成本差异。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每上升1个百分点导致在职居民的幸福感下降约1.08%、退休居民的幸福感下降约为1.66%,而这一福利损失对于两个居民群体而言分别需要GDP增长率相应上升3.37个百分点和4.36个百分点才能弥补;在适应性预期条件下,预期型通货膨胀每上升1%所导致的在职居民和退休居民的幸福感分别下降约1.01%和0.60%,可知预期型通货膨胀对在职居民的负影响大于对退休居民的负影响;同时,预期型通货膨胀与非预期型通货膨胀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与通货膨胀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有太大差异。

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研究

测算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民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对保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对土地福利补偿的差别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已完成宅基地退出的扬州市公道镇获取的24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实证分析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福利总模糊指数为0.584,福利状况较好;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是影响农户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养老保障及房屋质量是现阶段农户关注的焦点。(2)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职业分化特征下,农户分化程度越高,福利状况越好;经济分化特征下,农户福利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3)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各功能性活动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农户职业分化及经济分化程度越高,其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职业分化Ⅰ类及经济分化低收入农户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高收入农户对社会保障有更高的受偿需求;集中居住对于各类型农户社会机会、居住条件及景观环境方面造成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受偿需求,尽快建立包括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在内的弹性福利补偿体系,提升农户人力资本以实现可持续生计,且从构成农户福利的各功能性活动方面对各类型农民群体进行细致化补偿,结合农户分化特点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满足农户就业与收入的城镇化核心需求。

产业集聚的经济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居民福利最大化视角

基于居民福利最大化视角,构建产业集聚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研究假说。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以探究产业集聚的经济福利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可以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居民福利水平之间呈"U型"关系;制造业产业集聚存在一个适度区间,且这一适度区间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协调性;只有产业集聚处于适度区间内,制造业产业集聚才会对居民福利水平发挥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