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空抛物侵权场合公安机关违反调查职责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规定了高空抛物侵权场合中“依法及时调查”属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违反该职责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在《民法典》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应回到一般法,即在《人民警察法》中予以确定。其中,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可经由《人民警察法》第50条引致到《国家赔偿法》中进行认定。当公安机关违反调查职责导致真正侵权人难以确定时,受害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可以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当符合《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时,受害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可以向违反调查职责的公安机关主张国家赔偿。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建筑物管理人应承担补充责任的影响,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主张的赔偿责任数额与其承担的补偿责任范围相同,受害人主张的赔偿责任数额是其从真正侵权人处获得的赔偿总额与建筑物管理人承担的补充责任数额及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的补偿责任数额相加之后的差额。

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责任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分配,特别是创设了国家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侵权的调查权,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在不存在行政或者刑事违法的情况下仍需参与和介入,突破了过去高空抛物、坠物依靠私力救济的局限性。从高空抛物这一概念出发,探究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民事责任的划分,深入探索该类案件中的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机制。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理解与适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最后一章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之规定,由《民法通则》之第126条进至《侵权责任法》第85条至第91条,再到《民法典》第1252条至第1258条7个条文,已自成体系,颇具中国特色。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这些条文,尚有较多争议,为进一步完善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之解释论,澄明相关条文之文义,解释其法律适用之构成要件及其法理,殊有必要。

论建筑物管理人在高空抛坠物事件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建筑物管理人在高空抛坠物侵权事件中负担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正当性,其不同于第1198条的一般安全保障义务,具有约定性、协助性与防范性的特点。在建筑物管理人的主体认定上,原则上采取实质标准,即是否具备专业技能且实际提供物业服务,在小区未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时应将全体业主作为共同的建筑物管理人。在确定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及限度上,应以约定或法定义务为前提,综合考虑主观预见和客观行动。在责任衔接上,建筑物管理人与具体侵权人之间应处于同一顺位,二者构成不真正部分连带责任,建筑物管理人承担责任后享有对具体侵权人的追偿权;建筑物管理人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之间构成真正补充责任,由建筑物管理人在过错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剩余部分再由建筑物使用人进行补偿分担,彼此之间不存在追偿权。

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法律责任——以《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为中心

高空抛物曾是我国社会和法学上关注的重要热点之一。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没有使用高空抛物的范畴,而是使用“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表述。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加规定了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的含义范围比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含义范围大。民法理论中通常使用的高空抛物并不能与刑法中的高空抛物等同,其含义在法律与法律之间、法律规定与法律事实之间、法律规定事实与社会生活事实之间并不完全吻合。高空抛物与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各自有不同特点,所适用的条件具有范围区别。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责任与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责任也具有不同的法律事实根据。加强和完善对高空抛物恶行的综合治理,除刑事、民事法律责任外,还需要填补行政法律责任;另外民事责任上也需要更加深入细化,如可以由填补性赔偿增加至惩罚性赔偿,责任人范围上可由可能加害人拓展为直系亲属的连带责任。

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兼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性质不是侵权责任,也不是公平责任,而是道义补偿责任。该道义补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受到"建筑物"、"抛掷物"或者"坠落物"和"难以确定"三个方面的限制。其责任限制又主要通过抗辩举证、数额确定及责任分担来实现。另外,建议将该道义补偿责任纳入强制责任保险的范畴,并由法定责任主体通过物业费代为征收的方式予以缴纳。

《民法典》高空抛物坠物责任新增规则评述

《民法典》第1254条第2、3款规定的"情形"是指"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第1款第2句分号之后的"侵权人",应该理解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第1款标点符号使用存在瑕疵,第2句的"分号"应该改为"句号",而该句的"句号"则应该改为"分号"。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作限缩解释。公安等机关"查清责任人",既包括查清"具体侵权人",也可能经调查仍然未能确定具体侵权人,但查清了第1款规定的"补偿责任人"和第2款规定的"补充责任人"。"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安全警示、宣传和教育措施,消除危险措施和高空抛物坠物来源监控措施三个方面,但作为信息积极提供义务的高空抛物坠物来源监控措施,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建筑物管理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情形,既包括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也包括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但具体侵权人逃逸或者无法完全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在抛掷物致害情形下,补偿责任人的追偿权并不减少受害人向具体侵权人寻求赔偿的金额,以达到惩罚的目的。"补偿责任人"优先于"补充责任人"追偿,但劣后于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

从法经济学角度探析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合理性

高空抛物侵权责任认定的司法实践存在诸多争议,相关域外立法也未能提供良好借鉴。《侵权责任法》出台后,第87条首次对高空抛物的侵权责任作出规定,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在无免责事由的前提下承担连带责任。在预防成本和预期侵权成本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这条规定暴露出在连带责任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及被害人效益补偿等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结合法经济学工具对法条进行修改,删除连带责任,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试论《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适用——以高校学生行为规范为例

《侵权责任法》第87条统一了高楼抛坠物损害责任,即由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侵权责任法》第87条还明确了该类侵权责任的适用原则,避免了司法实践适用上的混乱,使学校在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中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加以适用,从而能更好地引导、预防、规范大学生(已成年)避免此类侵权行为的再度发生。

高空抛物侵权责任质疑——以连带责任制度为视角

连带责任制度,是《侵权责任法》将高空抛物行为定性为特殊侵权行为的重要依据。高空抛物侵权行为适用连带责任,在理论上缺乏正当性;在现实的利益权衡中,也不能实现利益均衡,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高空抛物侵权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一般规定,无须单独立法。

建筑物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新论——以《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为中心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第一次对建筑物抛掷物致人损害中的受害人的救济作出了明确规定。从民法角度分析,该条规定的相关建筑物使用人给予受害人的补偿,本质上是损害分担而非侵权责任;为建筑物使用人设定了难以完成的举证负担,暴露出了立法思维的局限,补偿方式不明确,并且对于真正侵权人的发现无实质性的帮助;从法哲学角度观之,该条缺乏正确的法哲学基础。行为人不明的抛掷物致害案件中受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已超出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应拓宽思维,运用社会法的手段对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

高空抛物行为的法律责任分析——以民行刑衔接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把高空抛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是继民法之后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规制的部门法。然而,由于民法与刑法在性质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对高空抛物行为责任的认定难以衔接。事实上,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合理规制不仅是一个民法问题,更是一个民行刑衔接问题,对该问题研究既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也是理论创新的尝试。行政责任应将高空抛物行为作为规制对象,不仅符合行政法比例原则,也有利于实现民行刑三法的有效衔接,有利于规避法律漏洞。故此,有必要在行政法中增加高空抛物条款,明确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内涵,将部门法与其他社会治理措施结合起来。

对《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认识及救济

《侵权责任法》已于2010年7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第87条关于不明抛掷物、坠落物损害的责任规定,为建筑物中抛掷物责任承担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加害人不明的情况下,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对受害人给予补偿这一规定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其违反了公平原则。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给受害人以最好的救济。

浅析高空抛物侵权责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在改善人们居住环境的同时也引发了高空抛物侵权案件的频发。我国学术界一直在探索、研究此类侵权案件,《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为社会公众在此方面的困惑和争论指明了方向,但我国目前对此问题的立法仍然有一些缺陷与不足。通过系统地研究与分析,提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希望能为我国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高空抛坠物侵权诉讼中责任人调查结论的定位与适用

高空抛坠物侵权行为发生后,公安等机关需对具体侵权人和可能加害人的身份进行调查,由此形成责任人调查结论。在高空抛坠物侵权诉讼中,责任人调查结论并非是起诉证据而是作为一般诉讼证据在诉讼开始后提交。责任人调查结论是证明具体侵权人或可能加害人身份以及“经调查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等要件事实的法定证据。在证明规则上,若无相反证据,人民法院应直接推定责任人调查结论所载明的事实为真实。此外,相关当事人对责任人调查结论的形式证明力、实质证明力及相关程序性事项的异议及其处理规则亦需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

高空坠物致人损害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困境及出路

《侵权责任法》第87条有着内在和外在逻辑上的不足,同时也混淆了抛掷物与坠落物的区别。该条文的初衷是更好的救济受害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该条的司法效果却不是很好,受害人拿到的往往是得不到执行的判决书。但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又没有拒绝适用法律的权利,为此,在高楼抛掷物、坠落案件中法官需要依职权调查取证,尽量避免该条文的适用,甚至可以降低可能加害人"自证清白"的证明标准。同时在以后的立法上,需要在在救济受害人和避免伤及无辜间寻求平衡,拓展其他渠道来救济受害人。

加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责任探究——兼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83条

对于加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责任承担问题各学者是各执一词,在审判实践中,相似的案件不同的判决结果更是让讨论愈演愈烈。在加害人不明的情况下,让可能致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充足的法理依据,也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因而是一种不适当的做法。加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责任,归根结底是一个分散风险与利益平衡的问题,超出了侵权法的调整范畴,对受害人的救济,可通过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等立法政策予以调整和实现。

高空抛物补偿责任的限制适用:理念与展开

高空抛物补偿责任的确立,导致侵权法兼顾权利救济与自由维护的取向失衡。为缓和由此引发的理论争议和实践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不但确立了限制适用的指导思想,而且明确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和公安等机关的调查职责,据此形成了限制高空抛物补偿责任适用的“双重保险”。然而,新设的限制性规则虽然有助于降低补偿责任的适用频度、压缩补偿责任的限度,但囿于未能触及高空抛物补偿责任内部,限制适用之理念并未得到充分贯彻,也未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责任之“连坐”特征。侵权责任编的技术留白为此提供了解决路径,可考虑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将限制适用的思想贯彻到司法适用中。把可能加害人补偿责任的类型限定为物质性人格权损害,同时限制可能加害人补偿责任的额度并降低其举证责任,以此实现责任内部(责任效果)和责任外部(适用条件)的互动统合,进而形成高空抛物补偿责任限制适用的规范合力。如此既可维护《民法典》相关条款的制度功能,又有助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高空抛坠物规则的评析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高空抛坠物规则在承继原有补偿理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公安等有关机关和建筑物管理人的职责,弥补了原有规定的不足,能够全方位维护公共安全。在适用该规则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相关问题:准确把握立法目的,防止过度援引和不当加重补偿责任人的负担;适当扩大致害物的范围,有生命的动物从高空坠落时同样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也应当被纳入致害物件的范围;对受害人的补偿应合理界定补偿责任的范围及责任承担方式;当建筑物管理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其不享有对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追偿权,而应当各自按照一定的份额承担责任,以实现责任负担的均衡。

《民法典》高空抛物条款的适用

从规范的立法目的出发,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生效以来的实务案件,《民法典》第1254条高空抛物条款的适用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问题:该条款与第1253条物件保有人责任条款之间的适用关系;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公安机关侦查是否为该类案件的起诉前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