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晚明: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

“晚明文学”的图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古今中西的参照系中,被赋予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这幅图景为反思五四以来的学术模式提供了样例,也成为重审晚明文学文化的契机。重审的目标在于将该时期出现的种种变化,还原至当时文化与社会的前后关系中,聚焦于古典人文学术,探求晚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及其背后的思想范型。这一知识世界承续自明中期,因复古的价值导向与私人刻书业等物质性条件,而有系统之变,令相关生产与传播产生诸多新特点。将晚明与前后时段联结起来作长时段考察,还促发我们重新思考复古运动与性灵思潮的关系、从文章博学到考据学风的变易路径等一系列问题。

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晚明戏曲家佘翘交游与创作探赜

晚明皖南曲家佘翘有传奇《量江记》存世。在《量江记》中,佘翘倾注其“屡上春官不第”的文人心境,透露出对晚明时代新兴的人文思潮的接纳与思考。通过考证其交游、细读其作品,能够窥探当时文人的思想变迁,发掘他们相似的话语空间与潜层逻辑,对廓清这一时期皖南文人之面貌亦有所裨益。

晚明民窑青花瓷文人化的艺术社会学分析

晚明是民窑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民窑青花瓷深受文人造物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文人化的发展趋势。民窑青花瓷的文人化发展不仅体现了当时文人的艺术思想,还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和道德理想,更可以透过民窑青花瓷这扇窗户,了解晚明的生活文化、物质文化、文化思潮以及社会发展状况。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北京西山游记研究——以晚明南方文人作品为例

晚明时期,旅游风气盛极一时,文人适意而游,寄情自然。南方文人好游北京西山,西山邻近都城且自然景观酷肖江南水乡,实为寻幽览胜、抒发性灵的绝佳之处。晚明各类游记专书和文人文集中载有南方文人执笔的75篇西山游记,在这些游记中,“江南”“东南”这类带有明确方向性的词汇出现40余次。南方文人游西山而生江南之慨,西山成为其传递思乡情怀的通道,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的命运抉择与身份困境--以“贰臣”彭而述为例

彭而述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中“贰臣”的典型代表,也是清初被低估了的文学家。在王朝鼎革之际,身为旧朝低级官员的他在目睹家乡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战火荼毒后,将清军视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师。明亡后,彭而述最终选择出仕新朝,并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南明小朝廷的失望与建功立业的入世思想是其出仕的主要原因。出仕新朝后,彭而述在作品中虽未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与忏悔之恨,但身份困境的难题仍如梦魇一般时常萦绕在他心头。

吏隐与雅集：晚明郑州石淙庄营造研究

晚明是中国造园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期,也是园林营造观念与方法发生重要变化的转折期。晚明阴化阳在郑州东湖“凤台荷香”景区内营建私家园林石淙庄,是当时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名园。运用文献资料、历史还原、时空结合等研究方法,分析石淙庄的选址特色、营造目的、营造特色及园林活动。得出结论:石淙庄是阴化阳出于吏隐和雅集需求的自主营建活动,有着明确的景观原型和心境合一的造园思想,功能布局和景致营造体现了晚明中原地区文人园的典型特征。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晚明中原地区文人园营造及转型研究的内容。

以书为礼:明代士大夫的书籍之交

依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结合其他史料,探讨明代士大夫间以书为礼现象,发现:第一,以书为礼是明代士大夫日常交往的普遍行为:赠书者多为中上层士人;所赠书以家刻本和官书为主;以书为礼是双向的,体现了礼尚往来的原则。第二,明代士大夫普遍以书为礼的主要原因有:受传统上诗文、图书赠送的影响;明代中期以后出版业发达,刻印图书更方便;书是雅礼之一,符合士大夫对礼物的期待;明代历日颁发制度导致赠送历日成为特权阶层联络感情甚至贿赂的普遍选择。第三,明代中期以后以书为礼现象产生了异化:一方面,代表雅礼的书帕徒有其名,书帕仪(金)才是礼物的真正内容;另一方面,官场上赠送的书帕本往往是些校勘不精、质量低劣的图书。考察明代以书为礼现象,有助于拓展和加深对传统文献学的认识。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

鲜花的鉴赏品评乃是晚明清初江南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曰其生活的一个面向。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其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方式,鲜花鉴赏是其媒介之一。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士人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借由对鲜花的鉴赏品评,达到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并体现其人文关怀,寄托人生理想,营造闲雅的休闲文化。凡此种种,形成该阶层普遍的生活哲学,由此折射出明末清初江南社会和士人价值观念的嬗变。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

以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林、阉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逐利风气的狂煽和席卷,包括下层士人生员和上层士人缙绅在内的整个士阶层也深受感染,发生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异动,具体呈现在利欲意识的强化、治生问题的关注、躁急奔竞的突出、正常人格的扭曲、标新好奇的狂热、政治干预的强烈等若干方面。在社会问题丛集的明朝末年,上述表现中的某些方面的变形及其恶化最终导致了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士人阶层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成为酿成明朝国运不救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明底层文人的生存状态——以南京王世茂车书楼为中心的考察

王世茂车书楼是晚明南京一家重要的书坊,它编纂、校注和刊刻的图书仅流传至今者就达30余种,与车书楼有联系的作者、校者和刊刻者达40余人。文章借鉴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通过对车书楼及其所编纂、校注和刊刻图书的考察,探究商业出版环境下晚明底层文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诉求以及人际交往情况,从而揭示了晚明底层文人生存状态和谋生方式的多元化。这一努力不仅可以深化传统社会底层文人生活状况的研究,还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在高雅与世俗之间对自由人格理想的追寻——晚明文人心态新论

前人所持的晚明文人心态完全是病态人格的观点不够公允,晚明文人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人格理想。晚明文人推崇庄子的自由精神,向往禅境的体验,追慕魏晋名士任情纵性的风度,并受了心学、泰州学派、狂禅等启蒙思潮的鼓舞和世俗文化的浸染,最终选择了将高雅与世俗相融合,在世俗中超越的自由之路。

明后期社会风气与士大夫家族移风易俗--以山东青州邢玠家族为例

明万历时期,山东青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与人的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崇尚奢华,违礼逾制。地方官府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采取抑制消费的移风易俗措施,倡导广崇俭约。家居的南京兵部侍郎邢玠利用宗族制度推行教化,宗族组织应运而生,担负起移风易俗的历史责任。宗族组织对于改良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成为明代历史上突出的社会现象。邢玠组织宗族、教化族人以维风导俗,显示出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

“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

在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将针对皇帝而起的批评,要求皇帝行止、调整某一政策,显现出较强纠错诉求的激越建言之举视为谏诤,那些因此类建言而受到贬黜、廷杖等处罚的官员往往会获得忠臣的名誉。对谏臣之忠臣名誉的铺叙,以及不恤生死之进谏心迹的自陈,反映出晚明士大夫群体以谏为忠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思谏诤的言论普遍存在,则对士大夫以谏求名现象的泛滥倾向构成一种制约。晚明以群臣好谏,政治舆论活跃为凸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晚明谏风大盛的另一面,是士大夫群体逐渐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政治角色困境中,他们看似强势的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振作,直至明亡。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昙阳子“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像

晚明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之女王焘贞自称灵异,号为"昙阳子",并将择期"升化"。昙阳子"升化"为当时轰动东南一带的一个宗教性狂热事件,其父王锡爵与同里的王世贞并因此事受到纠劾。而参与其中的多为当时与二王有交游来往的知名文人学士,他们为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复杂因素,有个人信仰、情感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失落后的宗教想像。

晚明文化传播网的形成与文人的作用

晚明社会形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传播网络 ,图书出版、书院讲学、城乡演剧、文人社团、国家邸报等都前所未有地繁荣。朝廷与地方、文人与市民、文人与文人 ,各阶层之间初步建立起可以互相沟通的信息网络。可以说 ,处在晚明社会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置身于各种文化信息的包围之中 ,他们都在接受来自不同方向、不同领域晚明文化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