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战争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及其发展路径

一个世纪以来,唐代战争文学研究以文学史本位、过程书写、边域文化为关键词展开并取得突出的成绩。以胡云翼、洪讃、王福栋为代表的战争文学史研究呈不断深化的趋势;以胡可先、吕蔚、彭万隆为代表的历史事件与战争文学研究重在梳理并取得创新性突破;以胡大浚、阎福玲、佘正松、余恕诚为代表的边域文化与战争文学研究侧重边界辨析而硕果累累。战争文学概念辨析带来的是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战争文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依据战争文学新概念的提出,战争进程关联的内与外、战争与民族关系及民族文学演进,战争文学的研究空间逐渐清晰化。战争文学研究要重新发现传统并检视过往,组建学术团队陆续完成以“中国古代战争文学通史”命名的系列成果,从而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区间,以推动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向纵深化发展。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威灵与恶力:唐宋精怪世界中红赤系色彩的文化意象考论

红赤系色彩是唐宋志怪文学中刻画精怪形象的重要手段。文化象征源于火焰的红赤系色彩与鲜血的文化意象相叠加,衍生出两元文化象征:一方面红赤色成为唐宋精怪世界中位高而权重、辟邪与降福的威灵象征;另一方面红赤色在唐宋精怪世界中也具有灾异与不祥、邪祟与厄运的恶力象征。这种两元文化象征属性,使红赤色精怪成为唐宋志怪文学中的重要主体。

晋唐时期妒乳证治特色

以晋唐时期文献为基础,分析妒乳的疾病特征及其证治。妒乳是一种乳汁淤积导致的以乳房局部疼痛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妒乳的病因病机为乳汁淤积,风热侵袭,导致气血瘀滞,乳络不通,不通则痛。该时期妒乳的治疗特色鲜明,以多种剂型的内治法和丰富的外治法为主,推崇清热毒、散痈结,简便验廉,并首创手法排乳,重视预后。

初唐四杰的“文原五经”观

初唐四杰是活跃于唐高宗、武后时期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初唐四杰虽年辈略有不同,但其生活道路与思想观念却十分相似,其文章本源论也大略相同。初唐四杰所说的“文章”,既包含篇制短小的诗、赋、论、记等单篇作品,也包含篇幅较大的经、史、子等类著作。在文章本源这个问题上,初唐四杰一致认为“文本于经”,即后世文章皆起源于儒家“五经”。初唐四杰“文本于经”的观念,是由他们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所决定的。在初唐四杰的引领下,初唐文风始变,大唐之气象风格始见。

丝绸之路视域下初唐时期女性窄袖形制研究

初唐时期流行的窄袖衫闪烁着独特的风格,得益于丝绸之路上不同风俗文化和审美意趣的交流碰撞。本文在丝路视角下,采用相关文献与图像互证的方法,针对初唐时期女性窄袖衫的外观形制进行多重分析。首先,对窄袖衫外观形制进行比较处理;其次,总结初唐窄袖的结构图谱。研究认为,窄袖体现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以及北朝晚期到初唐时期服饰的渐趋融合态势,也是对当时“胡”汉融合的态势以及文化认同的变化反映。对初唐女性窄袖衫的形制进行解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对唐朝服饰交流的影响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商贸和文化交流通道,而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记录了唐代服饰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唐代文学作品,可以深入探讨其中的服饰描述及文化内涵,分析服饰交流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浅析唐朝前期对吐蕃实行弹性防御的政治军事原因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发展壮大后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威胁到唐朝的西北国防安全。咸亨元年唐朝与吐蕃交恶,唐朝一开始采用进攻战略,但唐军在大非川与青海之战失败之后,面对西北国防线上步步紧逼的吐蕃政权,随后采取了弹性防御的战略。咸亨元年到天宝十三年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的政治军事原因是多样的,唐高宗时期吐蕃崛起,对吐蕃的军事外交失败使得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内乱影响着唐朝在陇右道实施弹性防御战略;均田制瓦解带来的兵制改革为唐玄宗时期实行弹性防御战略提供战力支撑,同时唐玄宗时期国力达到顶峰为实现兵制改革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初唐皇室对皇子的诗歌教育

初唐皇子不仅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也是频繁参与宫廷诗创作的诗人群体之一。他们在《全唐诗》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篇章,为唐代文学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初唐皇室重视培养皇子的诗歌创作才能,主要通过聘请优秀诗人担任府僚或教师、编纂系列类书供皇子检事缀文、频繁组织聚会为皇子提供文学平台等方式,提高皇子的诗歌创作素养,锻炼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技能,使他们成为合格的诗人。

Historical Changes of Ginkgo Biloba L. Culture

Ginkgo Biloba L.is a rare species endemic to China,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Ginkgo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co-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use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Ginkgo and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inkgo culture,the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which is named theological era),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early Qing Dynasty(which is named the literature era),and the modern China which is named the scientific era.The history of Ginkgo culture is a history of Ginkgo being gradually recognized,and the Ginkgo culture'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are gradually deepened and developed.The construction of Ginkgo today's culture should be in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and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the times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take the science and huma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oad.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查尔斯·泰勒所言的“大脱嵌”革命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新伦理的建构。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秩序的极大热情。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在新家国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国民;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公民;在新身体伦理建构中“制造”“模范儿童”。然而,儿童在“大脱嵌”革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主体性,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框架中,成为负载着人们关于国家、政治和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文本中总有些儿童拒绝被格式化规训,他们总能冲破现实的困境、观念的囚笼,叫喊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这说明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之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真正的童年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概论(续编)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包含典籍、散篇文章、杂记三个部分。经统计,其中音乐典籍有152种,散篇音乐文章有439篇,音乐杂记则散见于近50部笔记书中。该文采用目录学方法,介绍其中的散篇文章,将其分为乐制、乐事、乐论、乐律、乐器、乐曲歌辞、舞蹈杂伎、乐书、选举、墓志等十个大类。这项工作,同该文正编一样,旨在为进行隋唐五代音乐史研究建立基本条件。

“世界中”的唐诗:《春江花月夜》与东亚汉文学

唐诗经典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随着明人所编的唐诗选本流传到日本和朝鲜。江户时代中期受到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的影响,旧题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流行一时,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唐诗读本,《春江花月夜》因为收录于《唐诗选》,也获得了广泛的阅读。日本也产生了众多《唐诗选》的注本,其中就有对《春江花月夜》的大量评注,这些评注大多着眼于艺术鉴赏,对《春江花月夜》的评析颇有深度。中国、日本、朝鲜也产生了多篇《春江花月夜》的次韵和拟作,中国的拟作与原诗比较贴近,日本的拟作较有思想深度,且与彼时的注释相呼应,而朝鲜皆为次韵诗,亦融入朝鲜的文化元素。作为文学经典的《春江花月夜》经受了时间的淘沥,同时突破了空间的阻隔,成为受到其他国家人民欣赏的“世界文学”。

从讲义编写到文学史撰述——论苏雪林《唐诗概论》的学术价值

文学史写作是苏雪林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她陆续编写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中国文学史略》等大学课程讲义,以其敏锐的审美感受与融会中西的学术视野,在当时众多的文学史撰述中独树一帜。《唐诗概论》既具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特征,又闪耀着苏雪林才情丰赡、敏于体会的学术个性,只有将它尽可能还原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大背景下,在与同时代学者关于唐诗研究的比较中,才能公允持正地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

释灵耀《随缘集》的宗教与文学世界——兼论明清释家别集整理的意义与价值

释灵耀的《随缘集》具有极高的佛教史、思想史、文学史价值,也是考察其生平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细致考察其若干文本,对了解当时佛门状况以及僧人创作的实际情况有重要意义。释灵耀的《莲花赋》等作品,即使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杰作。但释家别集的整理工作相当繁难,思想、文字等许多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必须认真对待。

论唐文“三变”史观与文学代际演变

文学“三变”说由《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专指唐文三变,这与宋人文学史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关联。追踪其源,又与汉人的三代文质观承接,宋人对韩、柳古文的赞述,是渊承《汉书·儒林传序》中汉人对孔子与“六经”的推尊,其核心是“一王法”思想由“儒林”向“文艺”的变移。唐文“三变”之“变”,关键在尊“统”,其中由道统到文统,由文统回归道统的交互书写,正是汉、宋两朝论儒术与文艺内涵的逻辑演进。而“三变”说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向,凸显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代际演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初唐诗歌修辞的继承与新变

初唐诗歌推陈出新,基本奠定了唐诗的总体发展格局,在语音修辞、句法修辞、篇章修辞等方面,继承了前代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和进展,在诗体修辞、风格修辞等其他方面也有新的转变,从而和为唐诗创作的兴盛革新准备了必要的修辞基础和条件。

《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评介

李小奇的专著《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是中国古代园林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著者把园林文学研究从宏观鸟瞰推向微观深耕,从整体性研究转向专题研究,在此领域内具有开拓性意义。著中对唐宋园林散文文献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辑目,对于园林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园林研究,都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成果。

论唐末易代文人的焦虑心态及文学书写——以杨凝式、冯道、和凝为考察中心

唐末五代易代之时,许多文人历仕多朝,几易其主,虽在各朝贵为权臣,但实为贰臣,他们对此心存焦虑。易主而从,实在是政权鼎革高压下畏祸顺受、艰难委身的无奈之举。因德行有亏,故其文多自我辩白之意。为缓解德行与声名焦虑,他们一方面通过游心释老获得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立言以求不朽。在现实中,他们力图救世济民,获得心灵的慰藉;同时,采取随运任化的处世方式和人生取向,因而也表现出超然放旷的态度。他们熟知前朝旧制,吏能突出,安抚百姓,赢得当政者的信任和倚重,其中以杨凝式、冯道、和凝等人为代表。观照他们在易代之际心态的多面性、复杂性,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唐末易代之际贰臣的生存状态,加深对唐末易代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