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监察权威的生成机理及价值意蕴

宋代自上而下形成了中央台谏、外台监司、州级通判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垂直领导监察体制。宋代监察权在运作中呈现出能够有效制衡行政、司法权的权威性特质。宋代监察权威首先源自监察官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监察品质;其次,其内生于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所担负的维护封建“纲纪”的庄严使命;再次,宋代监察官铨选、回避制,从制度上保障了监察权威;最后,宋代监察官是“天下公议”化身的政治话语,从舆论上强化了监察权威的合理性、正当性。宋代监察权威在彰善瘅恶、澄清吏治、整肃“纲纪”、关注民瘼、保持政治清明等方面均起着扛鼎作用,其不仅能够为当代监察权威的构建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启迪,甚或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南宋地方官咨政与基层治理——以地方民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南宋地方民用基础建设中存在着地方财政拮据、地方官对基层情况不熟悉等问题,咨政则是地方官应对地方建设中民用基础建设难题的有效途径。地方官对民间人士的咨政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地方官获取民意,而且有助于应对来自基层建设中的挑战。通过对水利、桥梁、学校、祠庙等方面的咨政,地方官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因此,南宋地方官咨政对基层治理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地方官了解当地突出的政务问题,能在施政的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民间力量支持,使地方施政更加符合民意,对于社会舆情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宋代监察权被监督制约的制度实践、法理逻辑及当代价值

为防范、惩治监察官腐败,构建清明的政治秩序,宋代于监察系统内外构建了对监察权进行同异体并存式的严密监督制约机制。宋代监察权被监督制约的法理逻辑在于其自身被赋予了“君主耳目”和“天下公议”的功能定位,是宋代三百余年国家治理“元气”之关键所在。宋代监察权自身被关进制度笼子以及由此所呈现出的权威性、民本性、制衡性等品质,可以用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构建当代监察权被监督制约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近十年来宋代官学研究述评

系统完善的宋代官学成为宋代教育的一大特色。通过对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宋代官学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宋代太学、国子监、地方官学、专业教育研究及宋代官学综合研究等方面。通过文献综述还发现研究中出现了研究深度不够、选题重复、学术影响力差、"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提出了研究建议。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庆历兴学——宋代官学教育自发向自觉的转折

宋初官学教育发展较为滞后,呈现出重科举轻官学的现象。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上层认识到人才和教育的重要性,开始有目的的推动官学教育发展,史称"庆历兴学"。庆历兴学改革,是宋代人才培养的历史性时刻,是宋代人才培养的一次标志性转变,标志着宋代官学教育由无意识的自发阶段转变为有目的的自觉阶段。庆历兴学所倡导的官学教育理念为后面的两次兴学打下了坚实基础,最终使宋代官学教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庙学体制的构建、推行与唐宋地方的释奠礼仪

地方释奠礼仪的遵行与庙学体制直接联系在一起。唐宋时期,在释奠仪制日趋规范、完备的同时,随着庙学体制的构建和全面推行,释奠礼仪逐渐遵行于州县地方,其所代表的儒学道统、官方礼仪教化观念也开始广泛传播于基层社会民众中间。但是,这一过程却并非没有波折、变态,其中存在着唐末学废庙存而释奠不断、北宋初徒事庙释奠而无学、及北宋中期即庙建学遵行释奠等阶段。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南宋地方官学的修建与士人参与

南宋时地方士人直接参与地方官学修建活动,并以资金直接参与和非资金参与两种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南宋时期士人群体的壮大及"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增强,促使士人参与官学修建,某些地方政府在官学修建中的"缺位"给士人参与带来契机,不同地域的社会习惯决定了当地士人的参与程度。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官学修建,南宋士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北宋的官立地方学校

官方设立的地方学校与普通私塾性质的学校不同,官立学校的创办目的在于直接培养出合格的政府官员,而一般私塾旨在教化民风,学生必须通过科举,才能步入仕途。因此,官立地方学校制度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但是随着官吏选拔制度的变化,科举制的发展,到了中央集权制社会的中后期,已经走向了没落。以往研究北宋学校,偏重于对中央太学、三舍法以及学校与科举的关系等诸方面,而对地方学校的建立发展、经济来源等问题涉及较少。研究北宋政府设立地方学校的全貌对宋代教育理论研究有启示意义。

宋代“学田”的几个来源

宋代"学田"的来源途径主要有:朝廷的赐予、各级官府的拨付与购置、民众乡绅的捐赠及书院创办者的自置。其中朝廷赐田、官府拨田及购田为官学学田的主要来源途径,而民众乡绅的捐赠及学校自置则为书院学田的主要来源方式。学田的出现,为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宋代地方官吏应对瘟疫的措施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宋代地方官吏是州县地区防治疫病的核心力量,也是国家政权应对疫病的基层组织者和实施者。地方官吏按照国家疾病防控机制,对辖区内流行的疫病采取了政治、医学和经济等措施加以应对。其中政治措施主要表现为及时向朝廷上报疫情信息,贯彻朝廷应对疫病的各项政令和措施,提出奖惩官吏的建议,祭祀境内名山河湖,打击巫术和控制谣言等;医学措施主要表现为派遣州县医生诊治,发放药物,公布医方,建立病坊,掩埋尸体等;经济措施主要表现为划拨钱粮赈济,提供粥食,向朝廷申请度牒和减免租赋,有些地方官甚至还拿出俸钱和衣物等以资救疫。地方官吏在防治瘟疫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临床实用医学方书,收集了许多有名的秘方、验方和效方,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官方正统医学知识的传播,而且对宋代医学基础理论、伤寒金匮、临床诊法、针灸推拿、医学本草、临证诸科、延年养生和医学病案等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以前中国社会伦理相对薄弱的教育因素——从教育史研究的视角看汉唐时期的伦理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至隋唐时期的伦理教育主要有以下特点:官学中的伦理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充其量只是作为一种附属品;私学中有一定的伦理教育资源,但远远不足分配给社会的大众层面;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大众而言,由于缺少正规而系统的教育,因而也就缺少正规而系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无法在社会普遍的范围内通过受教育者本人而产生直接的影响;基于家庭的教育能够提供一定的"孝"的观念,但同时,小家庭的社会现实也会对"孝"观念形成消极或负面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对先秦儒家学说的精髓或本质也就是伦理道德观念造成侵蚀,其中特别是佛教教义造成了传统儒家伦理和价值观念的严重混乱。

宋代湖州州学与胡瑗的教改实践

北宋中期以后曾大规模兴办地方学校 ,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各地学校办学是否成功 ,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湖州州学自建校后 ,一些地方官员为解决诸如办学经费等问题做了各种努力 ;教育家胡瑗为培养人才 ,在湖州州学对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和陈旧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试论南宋地方官员的离任审计法律

南宋地方官员离任审计法律的编制,是一个经过不断修订,逐渐完善的过程。高宗、孝宗两朝基本因循北宋以来的律令,《庆元条法事类》编制完成后,南宋中后期基本以此为据,只进行一些细则的补充,使得审计法律程序和审计内容更加符合社会的发展。南宋地方官员的离任审计法律不仅是对官员廉政情况的监督,更是为了掌控地方财政的运行状况。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加大了对地方债务、财政收支详细去向的关注,说明随着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经济法律也逐渐细化。南宋地方官员的离任审计法律,对程序法比较重视,体现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时限的严格执行,而且十分讲究权力制衡,不仅机构层层监审,新旧官员之间也相互牵制。

民歌的浮与沉

文章从艺术史的角度 ,阐述我国民歌的发展。认为宗周的礼乐文化使民歌受到空前的重视 ,秦汉以后民歌的作用和地位呈下降趋势 ,隋唐及以后民歌基本是从主流社会生活中消失。

宋代书院的兴起及其意义

书院兴起于宋代并获得巨大发展 ,有其特定的背景。一方面 ,虽然通过三次兴学运动 ,官学有所发展 ,但其一直不能完全适应教育和学术全面发展的形势 ,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校形式出现。同时 ,政府的大力支持、学术的繁荣和印刷术的进步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因此 ,书院便在宋代应运而生了。书院的兴起 ,对当时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曾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后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宋州县学官及其任用考核制度

两宋制定了详备的地方学校教育管理制度 ,内容包括学官、学职的建置、任用、考核和待遇 ,对地方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也给予当时民间私立学校和后世地方教育以积极的影响。

北宋后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沿袭仁宗朝后期的格局,英、神、哲3朝大部分状元的释褐职任为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事,而谅闇期间的状元,依惯例以初等幕职官释褐。徽宗朝状元的释褐职任,其寄禄官在前3朝的基础上又降一格,但其执事官几乎全是秘书省校书郎、正字等京官,不再安排到州郡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