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协力与清末直隶新式教育的生成

直隶是清末各省兴学的先锋,办理成效亦极昭著,堪为各地之模范。究其原因,极重要的一点是官绅协力。封疆大吏教育思想明确,积极倡导兴学,制定各种学堂规章,广筹教育经费,在办学方向上起着引导作用,在政策上提供了支持,在财力上提供了保障,推进了兴学活动的迅速扩展;基层的州县官员在上级的督促之下,积极筹措办学经费,创建新式学堂;士绅在新的形势下,深入、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对于地方官员的行动给予了有力的配合,提供了兴学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所持的不同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于教育改革的不同思考。通过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可见,虽然思考的侧重点相异,但主流官绅延续了湖南自甲午战争以来积极兴办近代教育的潮流。他们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推动或参与教育改革,使清末湖南教育在整体上表现出了转变革新的强劲张力。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改土归流背景下他留人族群传说的话语建构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彝族支系他留人旧时自称"他鲁苏",他称"他鲁人",近年来统一为"他留人"。"他鲁"与"他留"作为他留人的指称,先后出现于明、清地方志书中。关于他留人族源的传说围绕"他鲁"更名为"他留"的缘由形成了不同文本,无论是影响最大的与高土司相关的"铜佛像"传说,还是其他文本,作为一种象征资源,均为"流"与"土"、民间与官方所征用并建构。流官政权采取民间话语对土官进行"妖魔化"的表述;土官阶层则借助民间话语形式进行象征性资本的建构,体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

清末新式社团与士绅的转变——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政府指令的运作下,地方社会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普庵信仰的生根、扩散

普庵信仰根源于江西宜春,在明清时期向南方诸省扩散,形成了普庵神信仰圈。在普庵信仰民间化的过程中,地方官府、乡绅成为普庵信仰传播的推力,封建王朝对其也屡屡进行加封,普庵信仰成为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而普庵信仰之所以被国家崇祀并成为国家正祀,正源于其本身所具备的文化功能:道德教化、安稳社会秩序。

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官绅关系与地方社会(1901-1911年)——基于匪患问题的探讨

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匪患问题十分猖獗,官绅对此问题上既有合作的理由,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总的来说,官绅关系因匪患因素而变得不和谐,双方的矛盾也因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变得不可调和,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博弈的状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地方社会运作机制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加之大量新式武器在城市和乡村泛滥,使整个潮嘉地区陷入了武力化的境地。匪患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有利环境得到滋生和发展。

论《聊斋志异》所暴露的政治问题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它假托鬼狐故事,暴露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揭露贪官污吏以及土豪劣绅的丑恶嘴脸,抨击科举制度的罪恶,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黑暗现实。

早期粤汉铁路交涉与晚清地方官绅集团

以张之洞为代表人物的晚清地方官绅集团在早期粤汉铁路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张之洞在湖广地区任职时间长达20余年,具有深厚的政治人脉基础,这使得他与湖广的地方官绅集团成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地方官绅集团在铁路建设对外交涉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能量与影响力。第三,粤汉铁路在从提议到借款交涉的早期阶段,地方官绅仅在张之洞的操纵下扮演了舆论发声者的角色,对铁路建设的策略选择并无决定性的作用。

元后期杨维桢仕宦及其他

杨维桢是科举入仕的"南士"典型。他在天台县尹、钱清盐场司令及杭州四务提举等任上断续为官十七年,多以失败告终,不谙吏道是其受挫的主要原因。官场失意的杨维桢逐渐将目光转向文场,终于成为元末东南文化圈的领军人物。而两浙地方豪民对其在仕途和文场的活动都影响至深。

文化变迁的“中间地带”——基于改土归流背景下纳西族与他留人殉情传说的讨论

文章在对中西方学术视野中的"西南"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中间地带"这一既涉及地理方位,又暗含族群融合过程的概念为视角,对永胜彝族支系他留人《一棵老梅树》和丽江纳西族《鲁般鲁饶》等"情死树"殉情传说进行了分析。作为具有"情死树"相同的母题的殉情传说,他留人借此解释了包办婚姻向自由婚恋转变的缘由,而纳西族的传说则正好相反。将传说与明清以来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背景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两个族群中存在的殉情现象均与强制性移风易俗政策造成的"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的二元婚恋形态有关。相似的文本反映着族群之间,由于与汉文化关系的远近形成的不同的文化格局。其中,他留人的地理及文化生境正是西南较大"中间地带"中生成的较小"中间地带"的典型。对族群间婚俗传说的对比研究,利于理解中间地带边界人群的文化在"夷汉融合"历史过程中的复杂性与过渡性,也为"中间式"论述框架提供了更为具体、丰富的个案与可能性。

浅析晚清地方团练对士绅的影响

士绅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独立团体,是政府连接民间社会的主要纽带。晚清时,为了镇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等起义,清政府鼓励地方办团练,士绅成了这一制度的主要承接者。但由于士绅阶层内部复杂的权力和利益矛盾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对团练这一制度反应不一,加快了士绅内部的分化。分化了的士绅群体冲击了原有的士绅结构,对地方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

洪朝选《汀郡贰守少川去思碑》的历史意义

围绕明代闽南名人洪朝选《汀郡贰守少川去思碑》一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本分析,重建史实。从中发现洪朝选在隆庆初年应汀州府连城县黄卷来邀请,为汀州府同知贺幼殊撰写去思碑,促进闽南人与客家人交流。贺幼殊是地方名宦,深得民心,却未获闽西方志立传,此碑也未被闽西新旧方志收录。究其原因,与闽南人与客家人的族群互动有关。从而对新时期族群关系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地方风土人情。

地方官绅与汉冶萍公司1500万日元借款风潮

在民国初年的实业借款背景之下,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签订了1500万日元大借款,鄂省官绅为维护地方利权,与有利益关联的其他省份共同掀起了反对风潮,并积极筹划挽救之策与善后办法。汉冶萍公司则坚决抵制地方官绅的反对行为,坚持公司为商办性质,借款当商借商还,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力促借款案生效。地方官绅的反对借款实质上体现了民初时局中地方势力对实业利权的争夺与维护。而在此次风潮中,报刊舆论充当了扩大事件影响的催化剂。

清末吉林地方的官绅矛盾——以宣统三年“火烧船厂”事件为中心

清末随着士绅阶层经济水平的提升、政治诉求的增强,官绅矛盾凸显。宣统三年,吉林省城发生大火,长期的权力争夺和救灾举措不当导致惨重损失,引发了以谘议局为代表的吉林士绅的不满。谘议局就火灾问题向吉林巡抚发出七条质问,巡抚被迫辩护。“火烧船厂”质问事件是清末以来“民权”与“官权”对抗的一个缩影,是清末官绅矛盾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推动了火灾善后工作的有效开展,增强了吉林士绅的政治影响力。

游移于官绅之间:清廷团练办理模式的演变(1799-1861)

自1799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事而首次大规模推行团练至1861年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中撤回"督办团练大臣",在地方官与在籍绅士谁来掌握办团主导权的问题上,清廷的态度经历了从"官办"-"官督绅办"-"绅督绅办"-"官办"的轮回。办团模式在官绅之间游移的背后,是清廷为实现"官绅联为一气"、最大限度地发挥团练功效而不断调适官绅关系的努力。而其最终放弃在籍绅士办团,而将团练改归官办,乃源于始终无法解决双方在办团过程中产生的对团务、军务以及一般地方公事均构成严重妨害的"事权"之争。准确把握嘉道咸同年间历次统治危机时期清廷采用的办团模式及其决策背景,当有助于增进对于晚清时期国家的社会动员策略与地方权力结构互动的理解。

清末新政官绅纷争与北洋女子公学兴衰

以性别意义上女子解放为旨趣的北洋女子公学属于清末新政的产物,而新政整体框架亦成衡量办学效果的标杆。北洋女子公学筹办关联报界、政界,涉及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政利益集团与《大公报》主持人英敛之、《日日新闻报》主持人方药雨等地方绅士的两派对决。北洋女子公学筹办过程多有反覆,人事复杂,纠纷甚多。表面看是报人英敛之、吕碧城的情感离合,背后则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筹办女学的政治意图,特别是北洋集团在教育领域的权力及其资源的分配。新政语境中北洋模式呈现的是传统性、现代性并置的混杂局面,亦涉及幕府转向军政利益集团过程中刷新"开明"形象的社会转型及其趋向。

“先天之孔子”:明清山东文昌崇祀的建构与传播

中国神灵崇拜由来已久,其发展、演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往往引起统治者关注,故其变迁历程易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文昌崇祀源于星辰崇拜,后在道教的推动下与巴蜀梓潼神融合为主宰文运之人格神。文昌崇祀于明永乐年间传入山东,景泰以后逐渐发展,万历至清末一直盛行。关于其神格属性,明清时期一直存在质疑之声。山东官员、士人在质疑的同时,试图将其纳入儒家体系内解释,宣扬文昌乃"先天之孔子"。他们认为调整文昌奉祀地点的风水可兴地方文运,宣扬文昌神仁孝之道有利于教化,为此积极推广文昌崇祀,意在宣扬教化的同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宋代的地方官、士人和社会舆论——对苏州地方事务的考察

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由于地方财政状况的恶化,造成了地方官府在公益事务中活动范围的缩小,地方士人更多关注当地事务,在地方事务中日渐活跃。但这并不能说明南宋时期在公益事务中地方官府逐渐无所作为和地方势力优势地位的确立。由于宋代中央财政的集权日益加强,使得征敛频繁,加剧了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但这也迫使地方官府与地方势力之间彼此相互依赖,使得两者在地方事务的运作过程中有可能走得更近。本文以宋代苏州地方事务为中心,考察了地方官和民间力量(尤其是士人)在这些事务推动过程中的接触和互动。在这些事务中,地方官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或多方询访,或接受士人的建议,积极与各阶层民众沟通,在遇到富豪的批评、阻挠时,则与之周旋,晓之以辞,求其态度之转变,以调动各类资源,在官府财力有限的情形下,推动地方事务的开展。地方士人和豪富势力也通过与官府的合作,经常往来,确立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地方事务的开展引发舆论的关注,地方官、士人和豪富都受其影响,并试图运用舆论的力量来达成其目的,其中士人是舆论形成和传播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