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情诗的巧合

比较文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视野,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爱是上帝,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对爱的表述自然灵犀相通,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汉乐府诗《上邪》,东方的爱情绝唱,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西方的经典爱情诗,加以对比,两两相权,分析这两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堪称姊妹篇的情诗佳作。

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

汉大赋主要反映汉代主流意识,而汉代的抒情赋除反映汉代文人政治情结外,世俗生活、男女情感是其重要内容。无论西汉还是东汉,所涉及的男女情感,特别是对女性形体、男女之间性事的表现,还不是追求感官刺激,主导方面是审美的愉悦;但也能看出东、西汉审美情趣的细微变化。抒情赋题材的扩大,也反映汉代特别是东汉后期文学表现世俗生活、人性情感方面的进步。汉末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对魏晋文学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与李商隐的诗

“汉朝情结”是由唐太宗率先大力提倡和在创作中亲做表率而形成的,它整整影响了有唐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诗人们外化“汉朝情结”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个性,又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个”的诗歌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从夫妇之义到夫妇之情——汉魏六朝弃妇诗的伦理禁忌与突破

夫妇关系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自汉代以来,在儒家典籍中不断被理论化和神圣化,然而受生殖要求、家庭伦理规范与女子色衰爱弛等实际情况影响,弃妇仍然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在汉魏六朝夫妇之情囿于伦理禁忌的整体背景下,此时期弃妇诗作多表现"夫妇之义""夫妇之恩"的伦理规范,以及对男性哀愍的寻求,在《有所思》《白头吟》等作品中,则可看出女性对伦理规范的抗拒及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经过三百余年的演变,在吸收同时代流传殉情故事的基础上,更是第一次昭示了对夫妇之情的宣扬,突破了原有的伦理禁忌。

论朴趾源《热河日记》的皇明情结——兼与李家源先生商榷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具有浓厚的皇明情结。该情结乃是在朝鲜持续了近200年的主流情结,其本质是中华情结。它与明朝万历年间鼎力救助朝鲜壬辰之难和崇祯末年勉力派兵援朝有直接关系,既是明太祖以来中朝始终交好的必然结果,也是朝鲜屡受后金和清侵凌掠夺、民族仇恨刻骨铭心的深刻反映。朝鲜自古有"小中华"之称,中华情结源远流长,皇明情结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凝结与升华。朴趾源主张师法中国,学习中华文化,固然不是"墨守成规"、"疏于实践"、"有名无实"的"保守派",而谓其反对"尊明思想"亦属未当。

唐太宗在唐代诗人汉朝情结形成中的作用

唐太宗出于治国和使国家长治久安以传万世的需要 ,对汉朝历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 ;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他 ,又将自己的这种对汉朝人事的评价借助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武后时期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

汉代情诗浅探

汉代情诗在继承《诗》、《骚》传统的同时 ,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 :一是乐观的心态 ,完美的感情 ;二是坦露的表达 ,热烈的追求 ;三是纯洁的心灵 ,刚烈的性情 ;四是对夫妻之情的倾诉 。

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咏鸟歌与爱情故事赋的关系

汉代乐府中有歌曲借咏鸟来歌颂爱情、亲情,在爱情故事题材的诗赋作品中也有咏鸟的片断,而乐府和俗赋又都是可以演唱的。近年一系列出土文物表明咏鸟歌和爱情诗赋作品除了部分题材相同和都可以演唱以外,还有可能是同一部说唱作品的不同部分。有些咏鸟歌与爱情故事赋题材相同,其本身不一定讲故事,却可以是讲故事前或讲故事后用于演唱的。

汉代民间爱情故事的“韩朋模式”研究

借助普罗普"叙事功能研究法"、格雷马斯"行动元矩阵"等国外人类学、语用学、文艺学诸学科创立的研究方法,对现在所见情节较为完整的汉代民间故事:"韩朋故事"与《焦仲卿妻》进行对比研究,归纳抽象出完全一致的故事文本共同结构图,验证此二故事的同源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至少适用于汉代民间爱情故事的"韩朋模式"。

汉成帝与文学

汉成帝与文学发生过重要关联。首先,他当政期间形成了汉代宫廷独一无二的以刘向、扬雄、班婕妤等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团队,这些人的创作活动更与他直接相关;其次,汉成帝下令开展的校书活动,对传承古代文学、推动文学发展为功甚巨;第三,他在位期间荒淫艳冶的后宫生活,使得他的形象从史籍走向文学世界,并因此促成了中国最早艳情小说的诞生,对推动后代史传人物向小说角色的过渡产生了深远影响。

冬郎情结岂香奁——论近代诗人陈曾寿的遗民心态

晚唐诗人韩偓在清末颇受重视,陈曾寿诗中对韩偓尤为三致其意,其对落花诗的咏叹,以及纪恩与负恩之心理冲突,成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冬郎情结"。而实际上韩偓诗的成就并不是很高,清季遗民之推崇韩偓,更多的是出于对其事唐经历的肯定,以及其眷怀唐室引起的情感共鸣。

爱情与政治视域下的“长门遗恨”——《史记》阿娇婚姻悲剧分析

陈阿娇是汉武帝刘彻的原配妻子,她和她的家族为汉武帝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初也曾荣宠之至,但却在刘彻皇位稳固之后被罢黜长门,郁郁而终,徒给后人留下无数的揣测与叹息。对于这场发生在长安城中的婚姻悲剧,可以分别从爱情和政治两种视角进行解读。

汉代思妇诗与汉代社会的互现

汉代思妇诗是汉代社会的反映,它与汉代力役、兵役、游学、游宦制度、汉代女性的婚恋与守节,以及汉代文人尤其是东汉文人的婚恋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丰厚深挚文化的特质。

汉代民间女子闺情诗歌浅论

汉代涌现了一批能文善诗的女才子,著名的有班昭、徐淑、蔡琰等,但汉代还有许多无名氏的聪慧有才的民间女子,也创作了诸多脍炙人口的闺怨相思作品,吟唱出了情真意切、生动感人的心灵之歌。

先秦两汉婚姻爱情诗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和发轫期,从《诗经》《汉乐府》到《古诗十九首》都有不少描写男女爱情婚姻的诗篇,而这些诗篇中所描写的女性形象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了一定的变化趋势,即从大胆独立到妥协忠贞,从男女双向互动到女性单向相思,从形象自然真实到典型模糊的变化。这些变化趋势与社会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中地位的下降以及文人参与诗篇创作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之爱情婚姻剧研究

元代系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其间民族文化交融非常活跃,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在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元杂剧与唐传奇对中国传统婚姻模式的反映即有所不同。元杂剧对才子佳人爱情的描写等,反映了当时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关于爱情婚姻方面的崇尚自然、较少束缚;当时比较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及其对封建礼教的强力冲击等,均对元杂剧之爱情婚姻剧产生明显的影响。

唐代诗歌和宫廷美术中的同心结

同心结是用锦缎等编结成的一种装饰品。在古代中国,相爱的男女之间,有互赠同心结的风俗。这一风俗在唐诗作品中被充分表现,由此可知同心结的外形、佩带方法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同心结因可以表达男女相爱之情而成为护符或吉祥符,在古代宫廷中成为广受欢迎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在当时的宫廷美术中也成为常见的表现题材,包括金银器、铜镜、染织品等有不少作品以鸳鸯、喜鹊叼同心结为纹样。含绶鸟纹是唐代美术中非常典型的纹样,实际上就是在此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古代的美术的表现与文学的精神密切关联。通过对二者的对照研究,古代世界丰富多姿的事物更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