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世界视域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价值旨归与实践路向

人对于意义世界的追寻与创造,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解决当下人们精神世界存在的现代性危机,就要关注人的意义生存,构筑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意义世界视域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需要从构建更为稳定和谐的情感生态、提升内圣修身的道德境界、建构更为有序规范的价值秩序、追寻并确立生命的终极意义四个方面着力,为构筑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提供情感寄托、道德基点、价值支撑与终极关怀。为此,需要从文化入手,坚持以文化人的实践原则,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立意寻根,即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构建起主体精神的文化世界,确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生长脉络、意义指向与具体路径。

“天人合一”美学思想对老年家具设计的应用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老年家具的发展现状,结合老年人的基本特征与需求。并在“天人合一”美学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观”对老年家具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提出老年家具的设计原则以及在设计中的应用。旨在为未来老年家具设计提供新思路,并为传承我国民族文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孔子的富民思想

孔子生逢乱世,身世凄惨,对下层百姓的生活深表同情。他基于“仁”,将“患不均”和“实现大同”作为富民内容,认为各得其分是增加民众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天下为公让全社会的财富、权力共同享有。孔子提出一系列“富民”措施以期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首先,他肯定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权利,但要将公利放在首位;其次,他提出了“民富君足”论,民富是君足的基础,要重视民众的利益;最后,他认为统治者要做到节用而爱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当民众富裕起来后就要实行教化,从而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来治理国家,造福百姓,促进社会发展。

谈谈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

本文认为,把"国富"与"民富"对立和并提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国富"与"民富"之间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就"国富"来说,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是"国富"大大增强,但人均GDP不是很高,不能说国家已经很富;就"民富"来说,国民有富有穷,不能一概而论。我国从未明确宣布或实行过所谓"国富优先"的政策,倒是明确宣布并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只是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完成,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迟迟没有自动实现。文章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富"与"民富"的矛盾,而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与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矛盾。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是将"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要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将之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要从所有制结构,从强化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着手加以解决,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从而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兄妹婚型洪水神话的误读与再解读

兄妹婚型洪水神话历来被视为是人类早期存在过血缘婚阶段的重要论据。本文认为这是一种误读。通过对28例洪水神话作哲学观念的梳理,作者发现洪水神话是人类解决衍生需要与血亲相婚矛盾的一个框架,在氏族外婚制已经确立的时代,其功能在于强化血亲不婚观念。

古代衙门建筑与司法之价值追求——考察中国传统司法的一个特别视角

建筑常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载体,这在重视礼制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衙门是中国古代地方官员行政司法的主要场所,是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法律思想的载体。考察现存的古代地方衙门建筑,我们可以发现,其建筑模式、规制、陈设等,无不在体现"亲民、教化、息讼"这三个中国传统司法价值追求的关键词。

“驳而霸”探微──荀子眼中的秦国政治评析

“驳而霸”是荀子对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政治特点的概括，指秦自孝公以来为了求霸对诸子百家及其传人不拘门派只要有益于霸业都“杂”而用之，其本质内涵是“重法而爱民”和“取信与民”，这是秦立国以来政治传统的发展，“天命”观念则是其最深层的动因。所谓自商鞅变法以来秦专用法家而排斥其余、决定了秦国政治的苛暴的见解并没有完全抓住秦国政治的本质。

试论湖北地区的带龛楚墓

壁龛在各地楚墓中均有一定数量的发现,本文通过综合分析湖北地区带龛楚墓的流行时期、分布区域、墓主身分、头向、随葬品及不同时期带龛楚墓的比例关系等,揭示湖北地区带龛楚墓的一般特征,并进而认为湖北地区带龛楚墓为庶民墓的埋葬形式之一,而非某一特定“族”的葬俗。

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户获得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脱贫户获得感维度检验中国脱贫的实践效应。通过对广东省48村1518已脱贫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其家庭人均年收入持续增长且比已知脱贫收入线显著偏高,产业扶贫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脱贫户基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老人数和学生子女数等客观需求,多数自觉获得了体现客观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脱贫户拥有较高的获得感,并没因调查个体的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其显著地与客观需求呈负相关,与客观获得呈正相关,需求既定时客观获得增加,则获得感会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新时代基于需求-获得-满足的精准扶贫逻辑具有实践效应。在客观获得确定而需求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后脱贫时代需要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乡村教育扶持力度,从外部基础、成人主体内在动力和代际发展潜力来保障和提升脱贫成效的持续性。

辽代奚人的生活探析

奚族是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作为草原民族的一支,奚族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民族,其文化同样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契丹辽朝时期的奚人逐步形成了牧放、狩猎兼及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模式。

正确处理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贫富层次分明并正在加速分化，收入差距的起点低，不公平色彩浓。文章对“先富”政策进行了反思，建议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收入分配政策，并加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实行一系列安抚农民和城镇贫困阶层的政策措施。

论“与民争利”之“民”与“利”——以《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的讨论为中心

汉武帝推行的封禁山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短期内缓解了国家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但行至昭帝时,已招致民怨沸腾。司马迁曾以"最下者与之争"来批评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派也明确要求政府解弛山川之禁,"勿与民争利"。所谓"民",不可理解为包括农民群体在内的普通民众,而是针对汉初以来新崛起的工商业者阶层而言;所言"利",表面理解可泛指民众生活所仰给的天材地利,深入检视则相对国家经济基础而论——儒家传统始终坚持政府应以税赋为国利之渊薮,不应该通过垄断一般商业市场获利。司马迁和贤良文学派的经济主张,在汉代经济思想史上可谓一脉相承,都倾向于汉初以来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

浅谈高职高专学生抗挫折能力的培养

高职高专学生心理的脆弱性决定了培养他们抗挫折能力的重要性。为培养他们的抗挫折能力,要提高学生对挫折的认识,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同时,也要对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学习能力和就业意识加以引导。

网络问政常态化是大势所趋

网络问政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网络特有的广泛性和交互性是传统媒体不可企及的。正因为如此,网络问政才能以其特有的强大生命力不断地向前发展,成为现代人们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网络是当今领导干部了解民情、集中民智,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渠道。面对日益增多的网民参与,推动网络问政常态化已是大势所趋。

《杜氏述训》的处世智慧及其现代启示

《杜氏述训》是明清时期滨州杜氏家族的家学瑰宝,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处世智慧,这些处世智慧是杜堮告诫子孙处世的原则、方法和技巧,这些内容对于今天青少年的为人处世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司马迁与汉代文士精神

司马迁生逢大汉盛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正当他年富力强、事业即将有成时,却惨遭宫刑,于是他发愤著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方式,来彰显自我人生价值。不论是立身处世,还是立言为文,司马迁都是汉代文士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在汉代,乃至我国古代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司马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文士的生活处境,而且可以窥视出古代文士的精神面貌。

致富内涵的演进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通过对实施致富政策 2 0多年来 ,致富阶层的人格素质向高层次不断演进的轨迹的形象描述 ,深刻剖析了致富内涵及其形成的社会导因 ;致富政策的创新及实质变化在于使片面求强让位于富民为先 ,由此引发“身份社会”、“财富社会”、“学历社会”、“业绩社会”的递进变迁 ,引导人们通过追求共同富裕而整合两个“文明”,逐步构建让每个人都感到祥和、满足的合理社会。

传承与创新:王阳明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研究——以水西、思田、永顺诸土司为中心

明代贵州水西、广西思田、湖南永顺诸土司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朝廷经营得当与否,关涉西南稳定。明初对其推行了"轻言改流""道在得人""重在不叛"的经营方略,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促进了明朝边防建设。明英宗后,朝政变乱,经营不善,土司与明廷冲突时有发生,如何治理成了明朝之急务。对此,大儒王阳明在贵州、广西任职期间,创新使用前朝教化土司诸策,成功化解了水西、思田之叛,其经验教训值得学界关注。重温王阳明经营西南民族地区的这段历史,对深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以及王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一日三省,琢玉成器——关于大学生价值观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从如何待人等平常事情入手,就大学生价值观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