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召南·江有汜》与周代的媵婚文化

《诗经·召南·江有汜》是一篇篇幅短小,但在内容主旨的阐释上却存在较大古今差异的作品。不同的阐释都建立在对诗文语词不同理解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影响诗意解读的重要语词如“悔”“处”“啸也歌”,并详细分析诗歌的情感逻辑与表达倾向之后可知,该诗抒发的是一位与即将出嫁的“之子”感情甚笃却不能从行的女子对“之子”的担忧与牵挂之情,真挚的情感抒发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在盛行媵婚制的周代社会,这样的牵挂与担忧符合媵婚制度对媵者的道德要求,这是《毛诗序》提出“《江有汜》,美媵也”的文化根源。

从离婚诉讼案看民国时期婚姻观念的演进

民国年间频仍的离婚诉讼案充分体现了自主婚姻已从观念、文本走进了人们日常婚姻生活。各地离婚诉讼案的纷起,反映了民众婚姻自由观念的滥觞。期间,女性诉讼案的频出,以及重婚诉讼、反虐待诉讼则深刻地反映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观念在民众婚姻中的影响。但诉离案件的判决结果,又无奈地告知人们:新婚姻观念与现实生活仍有落差。

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洪武朝宫廷政治史之一面

洪武朝早期,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含义并不等同。选秀民间最初所选女子虽也有后妃储备之意,但更主要是作为女官存在。其后女官与后妃职能分离,选秀民间便单纯是后妃预备而施行。不过,因洪武初确立的联姻勋旧政策的存在,选秀民间在洪武时期并不会被轻易施行,其每一次实施都与内外廷政治发展密切相连。从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二者含义的融合过程,可窥视出洪武朝宫廷政治史发展的整体线索。

对一夫一妻制度的理性思考

一夫一妻是婚姻法的重要制度,甚至可以说它是婚姻法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制度。婚姻登记制度应服从一夫一妻制度,当登记制度与一夫一妻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牺牲登记制度也应维护一夫一妻制度。婚姻的效力与重婚的构成要件无关,违反"任何人不得有两个或更多配偶"的规则,就是重婚。我国现有婚姻法过分强调登记,否认非婚同居的违法性,背离了一夫一妻制度的精神,其危害将可能导致否定整个婚姻制度存在的价值,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后果。不容否认,一夫一妻被架空是婚姻法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而坚持一夫一妻、禁止各种形式的重婚是婚姻法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诗经》媵嫁诗与周代媵婚文化

本文从媵婚文化的角度解读《诗经》中与媵婚有涉的六首诗;并通过分析周 代媵婚制和媵婚文化,探求促成媵嫁诗产生的诸种文化观念。

春秋时期贵族实行媵妾、侄娣婚制吗?

尽管所谓的姊妹相依、姑侄共从、联翩共嫁一位诸侯的"一娶九女"的媵妾侄娣婚被古儒奉为春秋时贵族婚姻生活的"金典玉律",但细审典籍,不难发现其破绽百出。媵妾婚不仅与当时诸侯的婚姻生活的事实不符,而且与贵族的婚姻等级礼制相违,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且,所谓的侄娣婚俗,仅仅见于部分贵族的婚姻生活中,不能称其为婚制。确切地说,春秋时期贵族的婚姻形态应该是以多妾制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

《诗经》远古婚俗透视

《诗经》有不少远古不文明婚俗的反映:以女方为支配的赘婚,以男子为中心的媵妾婚,前者造成了《诗经》时代独特的弃夫现象,后者更造成了当时大量存在的弃妇现象;此外,还有兄弟共妻制、多夫多妻制、收继制等婚姻形式。所有这些都是远古蒙昧、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群婚与对偶婚的习俗。以此可见,《诗经》时代是一个婚姻状况混乱、婚恋比较自由的特殊时代。

“牛郎织女”传说新探

《诗·小雅·大东》是最早记载牛郎织女传说的诗篇,但论者一般不将此诗所记的牛女作配偶看待。笔者认为,在西周时期就已产生了天帝之孙织女与牛郎结为夫妻,因违背天帝意志,被天河阻隔,一年一度才能在鹊桥相会的传说。他们美好的爱情是与西周社会开始出现的"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和从群婚的混沌中走出来,有了一夫一妻的专偶婚息息相关。将牛郎织女的配偶关系视为尚处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阿注婚"的观点是站不住的。由于西周时期一夫一妻制已与宗法制联系在一起,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等级制度和财产观念等,开始向爱情生活渗透。这是造成牛郎织女爱情悲剧的根源所在。

论“一夫同日娶二妻”行为之定性——兼论现行法律对保障一夫一妻制实施规定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按现行法律,"一夫同日娶二妻"属于同居关系。为保障一夫一妻制的实施,应在制定民法典时增加禁止"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修改刑法时,提高重婚罪的最高刑期,增设附加刑"罚金",增设"破坏一夫一妻罪"。

马丁·路德论男女之别与婚姻的目的——以《创世记》和《哥林多前书》的相关注解为基础

根据马丁·路德的《创世记》和《哥林多前书》的相关注解,从人类学和伦理学的视角,窥视其所论男女之别与婚姻设立的目的,其中主要包括人被造时是否就有固定的男女性别;婚姻的目的之一是获得儿女,二是充当解决性的"解药";三是婚姻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夫妻心理情感上互相帮助等作用,此分析以期对当代激烈争论的同性婚姻和生育下降等问题提供参考。

事实婚姻与重婚罪的重合适用问题辨析

文章从正义和秩序两个角度分析了事实婚姻制度与重婚罪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事实婚姻制度的秩序诉求是要建立一种否认事实婚姻行为效力的婚姻登记制度,通过这一秩序诉求的达到,进而实现意思自由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正义诉求;重婚罪制度的秩序诉求是建立刑法保护的一夫一妻秩序,通过这一秩序诉求的达到,实现一夫一妻的伦理正义。从对两者的比较分析中推论出对事实重婚行为应当同时适用两种制度的结论。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新解

《诗经·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的原因和"殆及公子同归"的实质,一直是《诗经》研究者们争论不定的话题。从"诗六义"之"兴"切入,具体分析诗歌的情节以及情境,结合古文字学对"公子"一词详加训诂,再联系远古媵嫁婚制来考察,就能够给"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个崭新而合乎情理的解释。

妻妾和谐:《歧路灯》中男权社会的理想家园

《歧路灯》通过塑造两对和谐妻妾的形象——孔慧娘和冰梅;薛全淑和王全姑,描绘了一幅男权社会理想家庭的极乐图。由此展示了在封建婚姻制度下清代女性心理的无奈与扭曲,也表达了以作者为代表的封建时代男性对于理想家庭的普遍愿望。

恩格斯的婚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比较两种不同意义的一夫一妻制

恩格斯所理解的一夫一妻制有两种形式,即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与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妇女的地位不同、婚姻的纯洁性不同、忠诚的相互性不同、爱情在婚姻中的价值不同等。恩格斯婚姻伦理思想推动了社会主义婚姻伦理建设。

论事实婚姻在重婚罪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事实婚姻在重婚罪的犯罪构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基于立法目的的差异和考虑问题角度的不同,婚姻法和刑法对事实婚姻予以区别对待,这是合理的,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对于事实婚姻是否影响重婚罪成立的问题,应当根据事实婚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事实婚姻属于在先婚姻还是在后婚姻,分别予以处理。

“尧降二女”“帝乙归妹”婚姻形态释论

人类婚姻形态的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尽管世界各民族早期的婚姻形态复杂多变,但在传承子嗣、扩大势力、增强威权与获取利益等功利方面的诉求是一致的。《尚书·尧典》"尧降二女"反映着中国早期婚姻形态中的"媵婚",《周易·归妹》"帝乙归妹"则反映着"试婚",二者质同形异,且与上古禅让过渡到世袭的演变互为表里,是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视阈。

一夫一妻多妾制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夫多妻制的根源在于父系氏族社会以来形成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为了家族的延续,为了确保血缘的纯正,传宗接代成了一夫多妻制"严肃神圣"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夫一妻多妾制,尤其是有权有钱的富贵人家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一夫一妻多妾制刺激了中国房中术的发达,这与男尊女卑文化关系密切,它造就了家族的勃兴和世家大族的出现,还导致了老夫少妻的传统文化,并与寡母教孤文化密不可分。

曹操的妻妾及其女婚事之论析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一代枭雄曹操妻妾15人,曹操礼法观念淡薄,视男女间事为正常的生理需求,好美色,不论贵贱、婚否,只要有姿色,就设法甚至以战争掠之,表现出治国平天下与儿女情长的两面性。他为了巩固曹氏政权实施政治联姻,不惜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代价,将三个女儿同嫁于献帝以掌控之,或嫁于官属之子,换取支持。

配偶权新论

通过对与“配偶权”概念联系最密切的“家庭功能”、“婚姻本质”两个方面的分析,得出当前我国两性生活形式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社会责任正在弱化、婚姻是一种特殊的人身契约的结论,并以此为前提讨论了配偶权的内容、性质和法律保护。笔者认为配偶权是一种来源于婚姻契约的兼具绝对权、相对权双重性质的人身权,其项下具有多项子权利,对它的保护视侵权人为配偶或第三人而有所不同。

婚嫁仪式与族群记忆——关于畲瑶传统婚姻文化历史流变的再思考

畲瑶两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传统婚姻文化,包含了较多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母权制遗俗,具有相似的历史发展脉络,呈现出了血缘婚、普那路亚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等婚姻形态。同时,两族在婚姻习俗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同一性,具体表现在舅权至上、招郎入赘、从妻居和不落夫家等婚姻习俗上。因此,以畲瑶传统婚姻文化为研究对象,从溯源、发展、丰富、完善等层面,探寻畲瑶两族婚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既能为两族的文化亲缘关系提供有力的历史依据,又能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比较研究作出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