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TO争端解决MPIA机制适用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简称MPIA)是WTO成员国中的参加方为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经过平等协商而建立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同原上诉机构相比,MPIA机制具有临时性、开放性、多边性、迅速性等特点。通过对MPIA机制的程序运行规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MPIA机制在实践中仍存在:上诉仲裁与上诉机构的衔接规定不明、第三方参与界定不明以及缺乏经费和行政支持等问题,为提升MPIA机制的可操作性,应当赋予争端当事方对程序的选择权、明确第三方界定范围、完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及MPIA相关仲裁条款等措施,以实现MPIA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性程序能够顺利运作和良性发展。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SDS机制功效衔接的路径与方法

现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加剧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因同一事实引发的争端在不同条约体制内诉诸救济已屡见不鲜,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的管辖权重叠甚至冲突。其中,先后或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投资仲裁庭进行的国际经贸纠纷解决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既判力、未决原则、体系解释等传统司法体系协调方法难以适用。本文认为可以借助“礼让原则”或引入“衔接条款”理顺争端解决程序运行逻辑,以便穿透两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相互竞争的表象,利用两者功效衔接来加速破解WTO上诉机构僵局,也可以引导投资者和东道国将两大争端解决机制视为互补性工具,从两者区别与联系中选择诉讼或应诉策略,从而进一步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SDS机制的互补优势,提升国际法治的确定性和效率性。

WTO和CPTPP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冲突与协调

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使得不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可能发生管辖权冲突。WTO和CPTPP在成员和实体规则上存在重叠,可能导致管辖权冲突。尽管CPTPP含有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但从WTO争端解决实践来看,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的效力未能明确得到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认可。上诉机构曾提出“法律障碍”这一概念,承认在特定情形下WTO专家组可以不行使管辖权。“法律障碍”与一般国际法上的案件不可受理含义相同,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禁止反言、既判力原则等都可能成为存在法律障碍的具体情形。解决CPTPP和WTO管辖权冲突最直接的方法是修改DSU第23条,将场所选择条款引入DSU,为WTO和CPTPP之间的管辖权分配扫清障碍。此外,安妮—玛丽·斯劳特提出的跨国司法对话这一新视角也能为协调WTO和RTAs的管辖权冲突提供借鉴。根据该理论,WTO专家组在面对与CPTPP之间的管辖权冲突时可以遵循国际礼让原则,自愿克制行使管辖权。

论WTO框架下环境贸易争端解决的趋势及困境——兼述我国的战略选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与贸易问题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世贸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环境的规则,但由于规则本身缺乏可操作性,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其协调环境与贸易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DSB在协调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它的协调能力必定引起质疑。

再论非政府组织与WTO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兴起并积极参与WTO。通过对非政府组织概念和特征的界定,从WTO体制内关于非政府组织的规则和安排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实践,对非政府组织参与WTO问题作简单评析,指出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趋势及其参与对于WTO规则形成和争端解决的影响,从而对我国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提出启示。

WTO框架下中美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的法律问题

2009年6月23日美欧就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向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提起申诉,本起争端反映的实质是各国对资源的利益争夺,但在DSB中却表现为典型的法律争端。该案关键在于中国能否证明以下问题:(1)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的法律依据符合WTO规定;(2)中国出口数量限制符合GATT第20条(g)项所要求的"与国内限制同时生效";(3)中国出口税符合例外情况。中国要善于从WT/DS363案中汲取经验教训,注重数据的证明效力;并以此次争端为契机,完善我国资源保障体系。

发展中成员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及能力建设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有效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促进自由贸易进程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考察各成员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后发现,占WTO成员大多数的发展中成员充分利用该机制的寥寥无几,而阻碍发展中成员利用该机制的原因在于发展中成员缺乏相应的能力,成员国内政府与私人产业之间的联系缺乏法律保障。发展中成员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是政府在其国内为私人产业创建一种正式的行政程序申诉制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危机:原因、进展及前景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核心和基础,其有效确保多边贸易体系的正常运作。同时,21世纪以来,WTO成员提出各种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意见,但未能达成一致,导致改革滞后。本文深刻分析了美国近期反对上诉机构的原因,认为美国对上诉机构效率低下和离任法官的使用表示不满,对上诉机构越权做法和案件判决的先例价值表示担忧,这实质反映出美国单边主义、强权主义回归的思潮。进而梳理了近期围绕争端解决机制危机的各方反应和事态进展,包括欧盟、加拿大、中国等在内的绝大多数WTO成员均表示继续支持争端解决机制,并提出具体改革意见,但被美国否决。最后,对危机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指出由于美国的蓄意干涉,WTO争端解决机制有瘫痪的风险,给WTO前景蒙上阴影,我国宜及早做好准备。

赢多输少还是输多赢少?——WTO争端解决机制申诉方败诉案件解析

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的国际贸易纠纷中申诉方完全败诉的案件占专家组处理案件的10%强,主要原因是申诉方未能完成举证义务,申诉方没有正确提出诉请,被申诉方政府的声明使得专家组不支持诉请。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举证责任研究

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对举证责任的明确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自由裁量权,针对个案在争端当事双方间将举证责任酌情进行分配,表现出极大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稳定性,同时也给争端当事方很大的争辩余地。于是,举证责任便成为争论的焦点。笔者拟从各大法系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定义出发,探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希望能对我国在处理WTO争端时有所帮助。

试析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自建立以来,其争端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对国际贸易争端的顺利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有着诸多不可比拟的优点,但同时不可避免地继承和包含GATT争端解决机制"先天性"的不足,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从具体的规则程序到实际运行的效果和作用都还存在不足之处。

试析WTO争端解决的履行

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至今,为维护世界贸易的法律体制,促进各国或地区间贸易的正常发展,起到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如果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体制的核心,那么履行争端解决的建议或裁决,就是核心中的关键。本文首先依据DSU及其适用实践,概述了WTO争端解决的履行内容及程序,然后梳理了近十多年来履行的基本情况,着重分析了其实际效果,以期客观地评价其利弊,并通过略比国际法院的争端解决之履行,透视WTO争端解决的履行在当代国际法发展中的意义,最后就我国应对WTO争端解决的履行提出若干建议。

简论我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对策

本文指出，我国应积极探讨建立我国实施 WTO协议的政策与法律体系，从战略高度来对待 WTO争端解决机制，正确认识其优越性和局限性，从宏观与微观等方面谋划我国对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对策，以便在实施和执行 WTO协议的活动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加入 WTO的利益。

我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应对策略

如何和平有效地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独特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较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性特征加强 ,程序方面更趋于严密 ,因此争端解决效率得以大大提高。它的威慑效应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其信任的程度。中国入世后 ,将面临如何充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只有尽快建立适应争端解决机制要求的机构和法律体系 。

WTO争端机制中的磋商制度论析

作为一种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争端解决方法,WTO争端机制中的磋商在制度设计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在对磋商制度内在功能剖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实际案例,通过对磋商完成性、充分性与关联性三个方面的实证考察,深入发掘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多哈回合谈判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通过全面分析,本文最后对WTO争端磋商制度在"磋商解决"与"司法裁决"中的平衡价值进行了阐释和论证。

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满与改革诉求

在GATT/WTO争端机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化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也利用大国强权破坏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约束。由于认为上诉机构在裁决案件过程中存在越权行为,不仅与美国国内法冲突,也不符合“美国优先”的执政思路,特朗普政府多次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最终造成上诉机构停摆,以实现其破坏性推动WTO改革和谈判、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由特朗普政府对上诉机构的指责和其最新签署的贸易协定可以看出,美国需要一个更倾向于权力而非规则、更加宽松和自由、更加透明和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向背性分析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早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但美国始终不放弃"301条款",继续使用该法律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措施进行调查、谈判,甚至威胁和报复。一方面,"301条款"的单边主义与WTO确定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完全相悖的;另一方面,"301条款"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又存在着某种暗合,并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催生作用,且能够适应这种环境,配合该机制而运作。

WTO机制下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评述

美国贸易法“301条款”长期以来既是美国开拓海外市场和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最有力工具,又是美国应对国外贸易壁垒最重要的国内法依据之一,但其同时也是一项最富争议的贸易法规。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早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但美国始终不放弃“301条款”,继续使用该法律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措施进行调查、谈判,甚至威胁和报复。中国作为深受其害的经济转型国家,有必要研究和积极应对,并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依托,借助多边框架据理力争,解决国际纠纷,多渠道地捍卫自己的权益。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报复措施的缺陷及革新路径探析

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报复措施被认为是解决成员方之间贸易争端的最后手段。尽管它比GATT相关规定有了不少改进之处,但其文本规定上的不足和本身所固有的功能性缺陷仍使得它备受批评和争议。国内外学界对此提出了各种改进建议,有必要对这些建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探讨我国应持有的立场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