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仁寿石佛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石佛湾摩崖造像现存13龛,造像组合包括三佛、七佛、五十三佛、一弟子二胁侍、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可辨题材有弥勒、僧伽、三世佛、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一佛五十二菩萨等瑞像。根据造像题材及风格,可推断石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上半叶。

刘锦棠与金顺关系考述——晚清新疆官员关系个案探析

抚、军关系一直是晚清新疆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首任巡抚刘锦棠与伊犁将军金顺的关系演变多有其特殊性。刘锦棠与金顺相识于金积堡战役,此后在稳定新疆北部局势中有着多次密切合作。两人的分歧起源于乌垣城敌粮分配不均,且未能化解,经过大河沿防务与伊犁善后分歧之争,两者关系破裂。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向清廷揭露金顺在伊犁营勇哗变及大西沟匪患问题上的谎报、瞒报行为,致使金顺被迫离任。两者关系的逐步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新疆政治局势的变化是导致刘锦棠与金顺关系逐步恶化的关键,清廷在处理双方分歧时的不当措施、西北官场局势及人物性格影响了两者关系走向。

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金朝末年田喜与殷礼事迹比较研究

1213年,蒙古军攻克金朝宣德州、保州,将部分百姓驱至城外进行屠戮。宣德州人殷礼与保州人田喜欲尽孝道,代其父死,但未能如愿,二人事迹在元素、细节上高度雷同,彰显的价值观是传统孝道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天命的不可抗拒性,是金蒙战争中普通百姓心理创伤的缩影。二人事迹的差异之处在于史源、文本及后世影响。

四川资阳中和镇菩萨岩、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资阳市中和镇菩萨岩与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均为沱江流域中晚唐时期的典型造像点,二者在龛形、题材和造像风格等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前者雕刻较精美但纪年缺失,后者虽被盗损却有明确纪年题记,可互为参照。综合崖面布局、纪年题记以及其他参考因素,初步判断两处造像集中开凿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初期,晚唐及以后有补凿、搭建建筑和妆彩活动。两处造像题材有一佛、三佛与多身胁侍(含天龙八部)的组像、五十三佛、舍利塔等。

藩镇割据对古代港城营建的影响探析——以五代泉州为例

唐末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背景下,中央集权式微,地方经济区域重新划分,从而促进了海港城的崛起。泉州作为古代海港城的代表,在五代割据中得到了充分经营,可以探讨藩镇割据如何影响其发展。对现有史料、考古记录分析发现,古代藩镇割据分割了原有的经济区域,为新城市节点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割据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城市营建理念,使之满足新情况的要求,也让城市的职能从“政治营国”转变到“商贸港城”,而对工商的倚重需求又改变了原有的规划格局,为后世港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晚清长江中上游民船运输状况——以《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1883年英国商人立德乐通过实勘实测的方法记录了其在长江中上游流域乘坐民船的航行情况,并留下数万字的旅行记录——《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生动再现了晚清我国长江中上游流域传统民船的运输状况。通过对行记的考察可以厘清我国民船的运输情形,自从清代前期长江流域全面贯通以来,逐渐积累了成熟的造船技术、完善的民船运营结构、丰富的行船经验等,都促进了长江民船运输专业化,高效率水运系统的形成。与近代轮船运输相比,传统民船在运输价格、航行范围、运营的灵活性上都具有优势,即使在晚清长江中上游开通轮船运输后,民船运输仍在持续发展。

家国之间:唐元和时期进奉的二重性解读

唐元和时期,宪宗对官员进奉采取了既限制又纵容的双重态度。宪宗通过敕令多次强调禁止无名进奉、税外加征,同时,又以家财、羡余等名义给官员进奉以合理的解释。从助军钱分析可见,朝廷即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公开加税,对挪用地方财物助军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管理,从形式上维护了“不征于人”的形象。这就使得进奉在法令的模糊边缘游走,皇帝和臣子从为国积财、舍家为国出发,赋予了进奉伸缩性的解释。这种家国之间的二重性,再加上出于弥补财政不足及维护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使得中晚唐的进奉在既调和又冲突中发展。

论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的空间书写

长安仙幻小说作为中晚唐传奇中形式独特的一类,繁复的空间书写是其突出特征。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分别是长安城、仙幻异界及“庙堂”文化影响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空间。特殊的空间书写形式导致小说中的空间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在空间跨越上具有灵活性、在文化交流上具有包容性、在情感基调上具有悲剧性。从整体来看,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既是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也丰富了唐传奇的题材类别,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论《传习录》与阳明心学的发展

《传习录》是王门弟子记录老师王阳明的言行汇编而成的语录体书籍,从整理刊刻到出版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经刊刻流传甚广,截至清末共有51个不同版本。《传习录》发行之初受到尊奉程朱之学的传统士人的排斥,阳明心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借助《传习录》展开论战,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学术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中后期,《传习录》的广泛流传意味着程朱理学在阳明心学的冲击下逐渐式微,但其正统地位并未动摇。明清易代,阳明心学因满清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而衰落。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的必然效果。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入关前的农耕组织:拖克索

在八旗制度和旗人群体研究中,农耕人群与社会一直是相对薄弱的领域。作为半渔猎、半农耕民族,女真人对土地的态度与蒙古等游牧民族迥然有别。明代初年,原散居于松花江、黑龙江地区的许多女真人群逐渐南迁,与明朝和朝鲜等农业地区的联系日益频繁密切,农业耕种的比重明显增加。其中,建州女真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对其社会结构影响较大。满文史料记载了后金时期建州女真的农耕组织“拖克索”tokso“庄”,显示出八旗系统中农业生产的产生缘脉。拖克索的某些特点直接决定了入关后皇庄、王庄、八旗官庄,以及八旗农业生产和农耕人群的基本性质。回溯后金时期的拖克索,对于认识入关后八旗庄园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清代东北男性结婚难问题研究与启示——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的分析

男性结婚难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利用历史人口数据库的分析研究能够为应对当前男性结婚难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描述性统计和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全面考察清代中晚期东北男性的婚姻行为特征、婚姻困难表现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发现,男性终身不婚率很高并存在上升趋势;男性所属社会阶层越低,其婚姻困难越严重;家庭的成员构成及其社会经济特征对男性婚姻困难有重要影响。研究认为,男性结婚难的根本原因是婚姻制度对底层男性的排斥,经济因素是男性结婚难的关键原因,人口与社会因素则加剧了男性结婚难程度;当前应对男性结婚难问题需要长期、全面和系统的政策措施和多方协作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