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仁寿石佛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石佛湾摩崖造像现存13龛,造像组合包括三佛、七佛、五十三佛、一弟子二胁侍、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可辨题材有弥勒、僧伽、三世佛、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一佛五十二菩萨等瑞像。根据造像题材及风格,可推断石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上半叶。

四川资阳中和镇菩萨岩、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资阳市中和镇菩萨岩与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均为沱江流域中晚唐时期的典型造像点,二者在龛形、题材和造像风格等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前者雕刻较精美但纪年缺失,后者虽被盗损却有明确纪年题记,可互为参照。综合崖面布局、纪年题记以及其他参考因素,初步判断两处造像集中开凿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初期,晚唐及以后有补凿、搭建建筑和妆彩活动。两处造像题材有一佛、三佛与多身胁侍(含天龙八部)的组像、五十三佛、舍利塔等。

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晚清长江中上游民船运输状况——以《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1883年英国商人立德乐通过实勘实测的方法记录了其在长江中上游流域乘坐民船的航行情况,并留下数万字的旅行记录——《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生动再现了晚清我国长江中上游流域传统民船的运输状况。通过对行记的考察可以厘清我国民船的运输情形,自从清代前期长江流域全面贯通以来,逐渐积累了成熟的造船技术、完善的民船运营结构、丰富的行船经验等,都促进了长江民船运输专业化,高效率水运系统的形成。与近代轮船运输相比,传统民船在运输价格、航行范围、运营的灵活性上都具有优势,即使在晚清长江中上游开通轮船运输后,民船运输仍在持续发展。

家国之间:唐元和时期进奉的二重性解读

唐元和时期,宪宗对官员进奉采取了既限制又纵容的双重态度。宪宗通过敕令多次强调禁止无名进奉、税外加征,同时,又以家财、羡余等名义给官员进奉以合理的解释。从助军钱分析可见,朝廷即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公开加税,对挪用地方财物助军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管理,从形式上维护了“不征于人”的形象。这就使得进奉在法令的模糊边缘游走,皇帝和臣子从为国积财、舍家为国出发,赋予了进奉伸缩性的解释。这种家国之间的二重性,再加上出于弥补财政不足及维护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使得中晚唐的进奉在既调和又冲突中发展。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安白杨寨晚唐墓M1373“备茶图”研究

墓葬壁画中“备茶图”题材多流行于宋、辽、金时期,唐墓中则较为罕见,分布地域以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为主。西安东郊白杨寨晚唐墓M1373发现有“备茶图”题材壁画一幅,为目前所见最早,在西安地区更是首次发现。本文以新发现的“备茶图”壁画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的分析,对墓葬中“备茶图”出现的社会背景、早期发展脉络、后期的变化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唐建中年间岭南“撙节送上都”银铤考释

中国人民银行所藏“唐代岭南观察使建中四年巡内州及当使撙节送上都”银铤铭文的关键词“撙节”,即节俭支费之意,与“方圆”分别代表节流与开源两种理财方式。此银铤铭文中的“巡内州”“当使”及“送上都”涉及唐后期的两税三分制,岭南将撙节银送上都,体现了两税法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政治关系。这笏银铤的进献者是岭南节度、观察使元琇。建中时期德宗与藩镇频繁战争,国家财政难支,岭南献撙节银是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兴元元年,元琇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应与其撙节进银之功有很大关系。

论晚唐文人的普遍流寓现象

晚唐时代是文人普遍流寓的时代,出现了普遍流寓现象。当时文人主要流寓方式以贬谪、入幕、避乱与在京师蹭蹬科举为主。而因为僖宗、昭宗或曾出奔蜀中或曾为军阀劫迁,故出现了从龙流寓与扈从不及而被迫流寓这两种特殊的流寓方式。这一时期文人流寓的主要地域集中在江南、闽粤和巴蜀等南方地区,亦有少数流寓北方者。随着陇西的重新归附,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张球为代表的流寓陇西乃至西域的文人。长期处于流寓这一生存状态中,文人们较为普遍地形成浓重的流寓意识,并深度融入其流寓创作中。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汇所见唐代人之“生死观”

《大唐西域记》是中古时期史料价值较高的地理史籍,记载了玄奘西游诸国的传闻见识,涉及疆域、山川、风土、宗教等多方面内容,是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本文以《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词义进行初步分类,在训释字义、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目标语料中死亡类词汇的基本面貌和后世的词义演变情况,从而研究佛教观念影响下的唐代人之“生死观”。

敦煌石窟晚唐以降素馨花花鬘图像考

敦煌石窟壁画中,晚唐以降的花鬘图像与之前有着明显的区别,表现为单排五瓣花侧视串联的样式,形式简洁且富有秩序。从佛教典籍所载花鬘者“天竺多用苏摩那花”入手,通过苏摩那花的梵文意义、文献记载,以及植物学的相关内容,考证苏摩那花即素馨花。之后将敦煌石窟壁画晚唐以降的花鬘图像与自然界中的素馨花进行对比,认为图像花鬘就是素馨花花鬘。最后分析了此类花鬘图像在五代、宋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出现的原因。

“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的必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