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 ,因此 ,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 ,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 :与“五五宪草”不同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

“中华民族”入宪:概念由来、规范释义与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民族概念,业已得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广泛接受与认同。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正式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宪法范畴而载入其中。值此重大宪法时刻,以宪法与民族法学的研究视野和分析方法,阐发"中华民族"入宪的三个重要议题。就"中华民族"概念的由来而言,民族主义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支柱,创造了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新秩序,这是"中华民族"概念提出的现实背景。顺应这一时代变化,"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在促进民族解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确立振兴中华民族目标等方面奠定了宪法基础;就"中华民族"概念的规范释义而言,"中华民族"入宪后的整体民族观可具体阐释为中国各民族共同组成了更高层次的国家民族,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不遮蔽各民族的本体性,其中,"中华民族"的宪法地位可定性为中国的"国家民族";就"中华民族"入宪的重大意义而言,"中华民族"入宪在实现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与国家的目标任务的高度契合、形成最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新中国地方立法权：历史、歧视及矫正-以2015年《立法法》修改为中心的论证

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去特权化的过程,立法特权是一切特权的源头,立法不平等是最深刻和最上游的不平等,全面扩大地方立法权的平权过程就是在立法上从特权走向宪法平等的过程。故此,2015年《立法法》第一次修改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优化我国立法体制本身,必将极大促进地方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和治理方式的法治转型,也会更加深远地影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发展。同时,地方立法主体的扩大也是执政党兑现"共同富裕"和"科学发展"政治承诺的关键步骤和革命性举措,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通过对地方立法经验的总结,未来应将设区的市改制为自治市,在保留其立法权能并转化立法权属性的基础上,适时地赋予县政与其事权相适应的立法权,逐步实现对建国初期即1954年以前地方立法权配置格局的历史性回归。

张君劢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张君劢是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12条原则的主要提出者和《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人。与"五五宪草"比较,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和色彩。这种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1940年中间党派与“期成会修正案”

1939年,中间党派人士提出了宪政的重要提案,成立了由中间党派人士组成的宪政期成会,对<五五宪草>进行了修正,制定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以图对国民政府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

身份证增加指纹信息的合宪性分析——以宪法隐私权为视角

《居民身份证法》修改,规定身份证增加指纹信息,其本质是新赋了国家占有公民指纹隐私的权力,是对公民宪法隐私权的限制。这一限制不符合国家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必须遵循的目的合理原则和比例原则。新法在赋予国家占有公民隐私权力的同时,缺乏对公民指纹隐私的安全保障,使公民指纹隐私安全受到极大的挑战。此次《居民身份证法》修改,国家警察权力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进一步限缩,有违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宗旨。

论日本政府架空、废弃和平宪法的法理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胜国对日本国主权限制的结果,《日本国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宪法第9条被日本政府解释成为其宗旨并不否定独立国家固有的自卫权。然而这样的解释既偏离了宪法第9条的宗旨,也不能满足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强国的愿望。此后,日本右翼势力曾先后掀起过数次改宪浪潮,意欲废弃宪法第9条。2014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本文以《日本国宪法》和国际法为视角,就日本政府和修宪阵营歪曲和平宪法的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就限制日本主权的期限和修改、废弃和平宪法的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论证,阐述了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不属于日本国排他性的主权事项。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第一次宪政运动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开始有些松动,其对内的高压政策也有了许多的改变,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一致对外。在这一时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中间党派也开始活跃,并走向联合,他们积极倡导宪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宪政普及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人们宪政意识的提高,《期成宪草》的制定等等,这些都对当时的宪政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