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春秋语言演变探略

语言演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时“礼坏乐崩”,官府之学走向民间导致了春秋雅言取代商周古文的汉语语体第一次变革。《今文尚书》中不少词语是商周古文,春秋后罕用,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从中或多或少可见商周与春秋后汉语的演变。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滁河流域商代文化遗存分期及文化因素构成探析——以典型陶器为研究视角

据文献所载,位于江淮地区南部的滁河流域在商时期为各夷族集团活动频繁区域,所呈现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多样性特征。文章以大城墩遗址为典型遗址进行分期,结合其他文化遗存和烟大古堆新材料,将该地区商代文化遗存分为三小期前后两阶段。通过各期文化特征的梳理,对该地区文化因素构成问题进行了讨论,为理清该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研究基础。

萧梁中前期的“学谢”之风及其文本样态

在萧梁中前期,晋宋体渐有复兴之势,效仿晋宋体代表作家谢灵运成为创作潮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所爱赏的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和在建康文士群中有一定地位的何逊等人均有“学谢”之作。然这些作品在抒情特点、语言风格、结构层次等方面和谢灵运之作有所不同。谢诗在梁代中前期被推崇和学习,与当时文学主流审美中崇尚典丽雍容、爱好秀句等倾向密切相关。然而自宋齐以来形成的重视抒情之风、新体诗流畅浅丽的语言风格、梁代之后对文本结构清晰的重视,又使得梁初文士的创作没有对谢灵运的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复合的文学审美最终造就了具有多个时代印记的文本样态。

中古绘画大历贞元之变--以《历代名画记》卷九、卷十为中心的考察与研究

郭若虚、宋濂曾对中古绘画之变作出精要论述。受史学影响,郭宋所谓“古”与“近”之变常被误读为历史朝代的唐宋之变。“郭宋问题”的关键转捩点实在大历贞元之际,而非开元天宝。受安史之乱影响,开元天宝一代在肃宗、代宗朝纷纷谢世或老去,新老两代在此更替。“新生代”文人士大夫在安史之乱及南宗禅的双重影响下,人生哲学逐渐由初盛唐的热情干世和理想主义,走向了自然适意与清净淡泊。于是,初盛唐以兴成教化为目的,以佛道人物为核心,以画工为主体的绘画,在大历贞元之际全面开启了以怡悦性情为目的,以山水花鸟为核心,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重要转向,并诞生了首批名家,直到五代宋初才又出现新的高峰。

北宋前期熙河蕃部地缘关系考

宋初熙河蕃部众多,部族强盛,初受凉州六谷联盟指挥,在疏通贡宋道路,抗击夏州党项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熙河蕃部被夏州党项分化后,六谷联盟遭受重创,最终走向覆灭。失去依靠的熙河蕃部,转而依附于河湟宗哥联盟,继续充当宗哥联盟贡宋抗夏的中坚力量和主要媒介。宗哥联盟崛起后,为谋求更大权益,公然对宋开战,最终遭遇惨败,作为急先锋的熙河蕃部,在此役中遭受重创,转而依附于瞎毡政权,恢复贡宋抗夏的政策。熙河蕃部在宋初虽有反覆,但总体来说,贡宋抗夏是主流政策,这对宋初边防稳定的维持,丝路中继贸易的开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唐敦煌壁画之“异象”探析

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由盛转衰,中唐时期的艺术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变化。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一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唐敦煌壁画产生了诸多"异象"。这种异象既体现为盛唐未完成壁画的"补完",也体现在题材内容、色彩的转变以及"反弹琵琶"舞姿的出现等几个方面。

湖北省巴东县龙王庙遗址发掘简报

巴东县龙王庙是巫峡口的一处临江台地遗址,发掘共分三个点.其中两个点发现遗迹遗物,一个点在江边沙地,T1312中出土400余件商周时期石器;另一点在台地上,第7层有少量春秋遗物,可辨器形有盆、罐、釜、豆、鼎、鬲、甗等,4～6层揭示了清代中后期龙王庙址的多种遗迹现象,有房基、暗沟、柱洞、石板路等.

清中晚期中国生态严重退化的思考——兼论“摊丁入地”政策与长城生态功能消失的协同作用

清代中期因“摊丁入地”政策的刺激,人口激增,中国PRED关系严重失衡。长期、大范围的坡地和非宜农地被开垦,导致了一次中国封建农业时代范围最广、破坏最严重的生态退化过程。与此同时,长城生态功能的消失进一步扩大并加深了退化过程。从系统角度分析,支撑庞大人口的物质、能量基础不是来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NSECS)之外,也不是通过提高系统效率,而是转嫁于生态。转嫁源自农民对耕地的过度依赖关系,其根源则在于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惯性。NSECS子系统耦合导致正反馈效应,使生态长期处于退化的困境中。

《竹书纪年》所记录的商年代

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商年代,与现存古本《竹书纪年》的佚文及其他古籍中的相关材料相对照,仍可证其基本保存了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商年代数据。据此校订,可以列出详细的商代王年表。今本《竹书纪年》为现今所知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记录。

刍议明中叶南赣畲民的去“蛮”化“新”——以王阳明治“南赣之乱”为中心

畲族乃南迁武陵蛮与闽粤赣交界处的土著及部分逃入溪峒的汉人经过长期融合,于南宋末年形成的单一民族。历史上,闽粤赣边区是畲族先民早期的聚居区,元时畲民开始陆续北迁,闽浙赣三省交界地渐成为畲族先民新的聚居地。究其主要居地变化,畲人抗元失败,闽西畲民大批北迁是一原因,而南赣畲族先民"销声匿迹"则与明中叶王阳明的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密切相关。正是上述"举措",南赣畲民得以去蛮化,由早期的"梗化"、"顽民"渐渐向化一新,族性潜隐,直至民族识别。然而,以往对明中叶南赣之乱的研究学人多从客家视角进行解读,缺乏一个从輋(畲)民主位视角的观瞻。

中商时期对四土的经营

中商时期是商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该阶段商文化的分布地域比早商时期进一步扩展,商夷同盟的终结与商夷关系的恶化,商朝势力在江淮地区退缩及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商文化在渭河西进、东退,中心聚落北移与对北土控制的加强,大体反映了中商时期商朝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的基本态势。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的控制大为收缩,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王玉哲先生关于盘庚迁殷之前商族还处在氏族制到奴隶制的过渡阶段、盘庚迁殷后才算正式跨进奴隶社会的"一家之说",证据不足,疑点颇多。

夏商周时期管理思想的产生

夏商周时期,中国先民已进入文明时代,尤其春秋战国时期乃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经济疾进,社会发展迅猛,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学派林立,理论纷呈。管理思想不断生成,其代表人物有夏禹、周公、吕尚、李耳、庄周、孔丘、孟轲、荀况、孙武、孙膑、墨翟、韩非、子贡、白圭等。

论中国城墙的起源

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即龙山文化时代。它是由壕沟演变而来的防御工程,并逐渐代替壕沟而成为城市防御的主要手段。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西周时代已普遍筑城,城和国已成为同义词。而且筑城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似。城和市都兴起很早,二者之间也没有关系。由于西周时代城内设市,就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城市”一词起源于战国,即设市之城邑谓之城市。

清代中叶安徽省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危害

清代中叶安徽省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有四个基本特点 ,长期、频繁、深重和普遍的自然灾害给该地区的民众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 ,并成为捻军起义的直接和基本原因之一。

对夏商周时期生态环境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三代漫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是有差异的。总的说来,西周以前,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良好;春秋以后,生态环境逐渐遭到破坏。三代时期生态保护思想的根源肇始于人们对森林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崇拜。周代开始设置专门的人员进行生态环境管理和保护,有些国家还将"四时之禁"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固定。

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以直隶任邱县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稳定统治,安定人心,初期冀中地区仍用宣统三年颁行的官契,契税税率依旧;后来随政局渐定,遂推出新契纸即买契,这样虽简化了形式,但漏洞颇多,在规范税契手续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不规范,税率名减实增,故民间土地买卖不税契者日多,白契日增。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四川明早、中期(洪武-弘治年间)木构斗栱营造中的官方影响

四川地区明代木构建筑斗栱营造在延续前朝做法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改变,其中官方主导思想和营造技术对其影响是比较显著的。选取四川地区46座后期干扰相对较小、原构特征较为清晰且纪年相对可靠的明早、中期木构建筑遗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发现其木构技术与官方营造技术的联系,并重点分析这些关联背后的官方影响,提示了官式技术特征在四川地区传播的部分特点、规律和成因。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