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本文以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佛教石刻造像为中心,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考古类型学与美术史样式论相结合的方法,对主尊佛立像造型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洛阳地区的石刻技法与定州地区的金铜佛工艺应是山东北部北魏晚期石刻佛像的技术来源;北魏晚期至东魏初期佛像流行波状发髻和磨光发髻,但螺形发髻是东魏佛教造像的主流形式;山东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的佛像以服饰为表现中心,四肢与躯体的空间关系比较模糊,因此这些造像体现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风格。

论北魏后期两代士人文学旨趣之异同

北魏后期两代士人由于文学思想之异趣,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北魏后期的文学状况可以依此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代文人之异趣体现为对创作个性和藻饰的不同主张,这种区别由他们所受南朝文学影响之深浅程度不同所致。同时,尽管北魏后期两代士人之文学思想有所差异,但无论是实际创作还是理论探讨,北人显然又有一致的兴趣。这类共同兴趣取向实为北朝文人思想的核心特质,是影响其文学风貌的根本因素。

山西中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山西中南部指以长治为中心的太行山西麓,此地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主要吸收了新都洛阳造像因素,也部分地继承了旧都平城佛像特征。这些实例存在多种袈裟形式,体现了浓厚的地域和民间色彩。占主导地位的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根据袈裟微观表现形式的差异可分为四组,均不同程度受到龙门窟龛佛像造型样式影响。其他袈裟形式佛像在主要吸收洛阳造型因素的同时,还部分延用了大同云冈石窟佛像因素。佛像身高延续洛阳实例比例关系,人体造型均较为清瘦。这些造型特征,反映了该地区匠工倾注心力模仿洛阳造型新风尚的情形。

明代中后期戏曲演出查禁个案考述

明代中后期是戏曲艺术发展的繁盛时期,也是戏曲文化管理较为严厉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考察明代中后期的戏曲艺术演出史时,发现明代中后期的执政者虽然没有颁布戏曲艺术的查禁法令,但一些朝廷重臣及地方官对于戏曲演出的管理依然严格。文章考辨戏曲演出史料,发现魏校、甘士价、刘宗周等曾经查禁戏曲演出,对于戏曲文化的发展颇有影响。

论北宋中后期两大词学流派对词体诗化理论的贡献

北宋中后期,词学理论家大致可分为两派:曲词派和诗化派。前者沿袭晚唐五代以来的观念,从音韵角度强调词体的特殊性,更多承认词体娱宾遣兴的功能;后者借助传统诗学,构建词体诗化理论,拓展词体的表现功能,使词体向诗歌反正。在词体向诗歌反正的历史进程中,诗化派以其杰出的理论建树,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而曲词派也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诗化派的影响,在情趣、意境、风格、结构、修辞等方面流露出来,对词体诗化理论的成长有襄助和补苴之功。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词体诗化理论发皇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理论家虽仍多尊奉《花间集》,以"协律和声"和"娱宾遣兴"之类理论观点,守护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词体特性,但在时代新风的吹拂下,在词体演变规律和文学创作规律的作用下,其理论和创作都出现或强或弱的诗化的倾向,从而在客观上成为诗化派和词体诗化理论的襄助者和补苴者。他们所取得的具体理论成就,应予充分关注和科学辨析。

明朝中后期两淮盐区私盐问题——以《明实录》为研究中心

明朝,国家财赋一半取之于盐业,而盐税的一半又来自于两淮,但是两淮盐区的官盐销售一直受淮区私盐和其他盐区涌入的私盐冲击,并在与私盐的对抗中长期处于下风,私盐在官府严厉压制之下反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本文以《明实录》为主要资料,对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正统之后两淮盐区的私盐进行了初步探索。

山西交城竖石佛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竖石佛摩崖造像位于山西省交城县,现存造像龛70龛,造像136身,摩崖造像塔1处。造像内容包括单身结跏趺坐佛、双菩萨、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三世佛及摩崖造像塔。该塔正面观龟的形象为山西地区所首见。通过对崖面遗迹特征、龛像特征、造像组合与题材特点综合分析,判断竖石佛摩崖造像始凿于北齐至隋,兴盛于中晚唐时期。为竖石佛村村民及临近民众所施造。

黄岩沙埠窑址群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认识

2018年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对沙埠窑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相关考古成果对于探索北宋中晚期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等窑口的技术交流与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从八部书看中古汉语语法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是一个有待于加强的问题。本文选取八部中古汉语时期的著作(包括中土著作和汉译佛典),进行分析,概括出中古汉语时期八个方面语法特点,并指出这些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东汉时期这些特点还不很明显。

北朝晚期墓葬形制研究——以北魏洛阳时代至北齐都城地区的墓葬为例

北朝晚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了墓葬文化面貌上;而墓葬形制结构作为丧葬礼制的重要表现方面,对于墓葬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墓葬形制结构的角度出发,以区域为单位,对北魏洛阳时代和东魏、北齐时期都城地区的墓葬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与史学研究成果,进一步总结了墓葬形制结构方面等级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并分析了相关的文化因素及其传承与变革的情况。

大同云冈北魏中晚期窟龛佛像造型分析——以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为中心

本文以大同云冈北魏中晚期窟龛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为研究对象,根据袈裟形式的差异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佛像大致流行于北魏太和十年至迁都洛阳之初(486-500),主要分布于云冈第二期后段窟龛,是在云冈旧有佛像造型基础上加入南朝因素发展而成,坐像悬裳从无到有并日益受到重视,立像袈裟由简洁质朴向繁缛华丽转变。第二类佛像出现于云冈第二期后段窟龛(始于490年前后),主要分布于云冈第三期窟龛(494年前后-524),造型再次吸收南朝因素,坐像侧重于覆座悬裳的表现,立像袈裟日趋短窄。北魏中晚期佛像磨光发髻占有多数,波形发髻主要集中于第6窟,坐像与立像分别维系在4头高和6头高左右,服饰成为造型的重心所在。

河南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

以新乡为中心的河南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皆着条带式阶梯状双领下垂式袈裟,呈现一体化面貌。6世纪初至20年代,这些佛像在吸收故都平城造像因素基础上,形成躯体修长、头与颈部细高,且敷搭在立像左肘部袈裟似将滑落的浓厚地方特征。6世纪20年代中至30年代中,其兼受平城与新都洛阳造像因素影响,人体造型向适中发展,又呈现多样化特征。进入东魏则更多接受了相邻的东部和北部造型因素。特殊的社会与地理环境,促成了河南北部这个小佛教造像中心的形成。

陕西中部北魏晚期至西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陕西中部北魏晚期至西魏石刻佛像多依附于造像碑呈现,其中占据主流的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数量众多,造型样式多变,不同程度反映出来自大同、南朝和洛阳造像的影响。通肩式袈裟、垂领式袈裟和交领式袈裟佛像各占一定比例,前两者多吸收河西佛像造型特征,后者地域特征鲜明。该地区石刻造像人体造型先后受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造像影响,大体呈现由饱满壮实向瘦弱平板的趋势发展,西魏以后又渐与中原北方实例趋同,期间外在服饰表现是除头部之外的造型重点所在。这些佛像袈裟衣褶主要呈现线刻条带状和密实排线状两种形态,后种技法是关中及周边地区代表性雕刻样式。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模数控制方法试探——从明中都设计尺度复原谈起

针对明中都的"建成状态"与"方案状态"在城墙长度、城门数量、坛庙建筑等方面的差异,讨论了明中都原初规划的设计模数与设计思路。将明中都与《考工记》所载周王城、周代曲阜鲁城、东魏北齐邺城、隋唐长安的推测设计方案进行对比,重新梳理了古代都城模数控制规律的研究线索,并籍此分析了纪念碑式都城空间的实现与传承路径。

1759—1949年天山北麓中部聚落空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干旱区聚落的空间演变过程对探究历史时期干旱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和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历史文献、现代地方志、遥感影像等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研究1759—1949年新疆天山北麓中部木垒—奇台—吉木萨尔地区聚落的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759—1949年聚落主要分布在坡度10°以下,且海拔为500~800 m的潜水溢出带和海拔为1100~1400 m的低山丘陵地区。(2)1865年前聚落演变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1870年后聚落演变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密度增加。(3)聚落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限制聚落分布的根本因素,人文因素是影响聚落增长速度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研究天山北麓中部的聚落空间演变,能够揭示干旱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

论北魏后期的征讨行台

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改革后,北魏除了延续前期的军事指挥制度外,又设置了征讨行台。征讨行台是北魏国家为征讨作战而由皇帝下诏设置的,属于尚书省的外设机构,该机构还设有僚佐官。北魏后期的征讨行台并不固定,临时性较强,其长官亦属兼领职,一般是由所任本官如中央职事官和地方都督诸军事、州刺史兼任。征讨行台长官职位的高低,是由所任"本官"的职位与品级高低决定的。征讨行台在应对复杂战争局面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授予征讨行台长官的军事权力上,这是对当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进,有益于保证讨伐战争的顺利进行。

湖南岳阳文桥汽车站北宋合葬墓发掘简报

2014年11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岳阳市云溪区文桥汽车站抢救性发掘一座宋代砖室墓。该墓为长方形并列双室券顶砖墓,墓室前有护墙,两墓室底部用砖砌筑棺垫,均未砌铺地砖,两墓室共出土青白釉和酱釉瓷器8件。从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其年代为北宋中晚期,该墓的发现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宋墓的区域性特征等提供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