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加强国家规划矿区集中统一管理的思考

本文在回溯国家规划矿区划定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归纳了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对国家规划矿区的相关管理规定,提出我国国家规划矿区存在的问题,建议归口由国土资源部门进行国家规划矿区的统一规划和宏观管理,在对历史上划定的国家规划矿区进行清理,并将清理结果公告社会的同时,全国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应明确国家规划矿种的选取原则和范围,部署国家规划矿区划定工作,建立国家规划矿区名录制度。

基于GEE云平台的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时空变化特征

植被覆盖度是土地生态的重要指示因子,黄河流域横跨中国地形三大阶梯,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地带和“能源流域”。为揭示长时序黄河流域及其煤炭富集地区土地生态变化状况,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平台,对1987—2020年黄河流域共40525景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进行批量去云、融合和NDVI云计算等处理,获取34 a的植被覆盖度数据。综合利用最大值合成法、像元二分模型、一元线性回归趋势性分析和F检验等方法对黄河流域及流域内煤炭国家规划矿区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逐一识别地形因子和气候因子对黄河流域及其规划矿区植被覆盖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34 a间黄河流域的平均植被覆盖度由1987年的0.4574上升至2020年的0.5817,同期流域内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则由0.3556增至0.5361,2者呈现一致的波动上升的趋势;②时序趋势变化类型构成中,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改善的面积(33.19%)远大于植被覆盖度退化的面积(3.55%)。规划矿区内植被覆盖度改善面积占比高于黄河流域,但其植被覆盖度仍明显低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③黄河流域多年平均植被覆盖度空间差异明显,除宁夏平原、河套平原等地外,主要呈现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④黄河流域及规划矿区地形因子对植被覆盖度的影响表现为高程>坡度>坡向,气候因子的影响表现为气温>降水量。降水量和气温对于规划矿区的植被覆盖度的影响均小于对整个黄河流域的影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促进了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变化趋势类型的多向性;⑤44个煤炭规划矿区中,彬长矿区和乡宁矿区植被覆盖度改善相对更为显著,石炭井矿区和包头矿区退化面积占比相对高。研究表明:应用长时序、多源数据能够客观揭示黄河流域及规划矿区植被覆盖度时序和空间变化异同特征,为科学认识与评价整个流域及规划矿区生态状况、制定生态保护修复政策等提供数据支撑,今后针对植被覆盖度时空差异的形成机理仍需进一步深入分析。

河保偏煤炭国家规划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修编

针对河保偏煤炭国家规划矿区矿权设置方案修编过程中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矿权设置方案合理调整国家规划范围、科学划分探采矿权区块等具体修编工作进行实践总结,并对已设的探采矿权范围重叠及边角夹缝空白区等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对山西其它类似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修编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有利于加快推进山西省其它煤炭国家规划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修编工作进展。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山西省2000~2020年NPP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可以表征植物生长状况,同时也是碳循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应用2000~2020年MODIS NPP产品和山西省高程、坡度、降水、气温、土地利用和人口密度等多源数据,采用趋势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山西省及其煤炭国家规划矿区NPP的时空演变特征和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山西省NPP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以C计)为6.7g·(m^(2)·a)^(-1).不同用地类型的NPP总量差异表现为: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地;(2)NPP变化空间异质性明显,山西省西部和北部区域NPP均值较低,而东部和南部区域NPP均值较高;三大煤炭基地NPP相比较,晋东基地>晋中基地>晋北基地;(3)NPP和降水相关性较高,全省62.2%的区域降水量与NPP变化呈显著相关(P<0.05),主要分布在山西省中部和东部.NPP变化与气温关系较弱,两者显著相关(P<0.05)的区域仅占1.10%;(4)应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份各因子的q均值比较:降水(0.165)>土地利用(0.124)>人口密度(0.085)>坡度(0.080)>高程(0.064)>气温(0.024),进一步表明降水是多年来引起NPP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5)双因子交互作用影响力明显高于单因子,且人为因素的影响力在逐步上升,2000~2020年解释力最高的交互因子由降水∩气温(0.385)转变为降水∩人口密度(0.275).

深海资源开发应急管理的制度完善建议

深海资源开发应急管理法律制度是我国构建以《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为基石的配套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海资源开发应急管理具有国际法、国内法双重法律属性,我国完善深海资源开发应急管理法律制度需考虑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遵守国内法的效力不低于国际法的要求,内外联动深海资源开发应急管理国内与国际两套体制。我国深海资源开发应急管理部门职责不清,相关法律体系空泛,应急预案缺位。我国需构建以"自然资源部——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制,加快编制深海资源开发应急预案,循序推进深海资源开发应急管理立法,在具体落实深海资源开发应急管理重点法律制度的同时,积极参与深海资源开发规则及相关标准和准则的制定。

美国政府的“援助”与玻利维亚政府的矿区反暴动(1961—1963)

20世纪60年代,冷战进入新阶段。广大的欠发达国家越来越受到美苏两国的重视。经济援助成为美苏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手段。肯尼迪政府推动建立“争取进步联盟”就是其利用经济援助在拉美地区争取民心的一项重要举措,而玻利维亚则是肯尼迪时期“联盟”的主要帮扶对象。“联盟”在玻利维亚投入最多的是一项旨在修复该国最大国企——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的“三角计划”。然而,这项表面的经济援助项目,是以牺牲广大矿工的利益以实现美国政治目的为主旨的。这自然引发了矿工的不满。面对矿区矿工的暴动,项目之外的经济援助款项被赠与了亲美的帕斯政权,用以镇压暴动。在玻利维亚矿业公司修复计划的案例中,美国的援助同时充当了“大棒和胡萝卜”的双重角色。这是掩藏在肯尼迪时期显著增加的经济援助数额和明显减少的军事援助数额这两个统计数据背后的重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