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元曲的元代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分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纺织文明多元特征十分显著的历史时期。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的典型例证加以释读,结合史籍对元曲所展现的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展开分析。该研究表明,元曲纺织史料通过戏剧文学艺术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在元代游牧文化冲击下,农耕文明及其传统纺织文化如何成功地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并获得统治政权的认同。研究认为,元曲蕴含的纺织文化反映着元代社会物质生产和文明延续的过程,其中含有多元广义的包容观念和大同理想,与华夏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心理特征相吻合。因而汉族纺织文化可以看作是继承华夏纺织文明的正统,并且提示文化自觉是其在元代游牧政权统治下得以坚守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汉代百戏之角抵戏、乐舞杂戏服饰研究

汉代百戏包罗了众多的艺术表演形式,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为角抵戏和乐舞杂戏,但其服饰却是学界触及较少且常常被人遗忘的领域。以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为例,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文献史料结合文物史料比对分析,深入探讨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发展的社会背景、形制及其与汉人日常生活服饰的关系。研究表明:汉代角抵戏服饰与艺人的假形装扮密切相关,其形制特征为头戴假面,身着羽毛或兽皮材质,且与扮演的角色相得益彰,并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乐舞杂戏由日常生活中表演舞蹈、奏乐的艺人和滑稽的俳优组成,其服饰形制特征为交领右衽袍服、宽松裤子等汉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虽然不能对汉代百戏服饰包罗万象,但是从某种角度也突出了汉代百戏服饰的时代特色,并彰显了汉代百戏服饰与汉代社会的密切关系。

元代戏曲中的屠夫书写

我国现存七部涉及屠夫形象的元代戏曲,从性格、品质、思想三个方面呈现了元代市井屠夫的真实面貌。相较于前代,元代文人在刻画“屠夫”一类人物形象时,不仅展现出去传奇化而近世俗化的新特点,还摆脱了杀生有罪观,注重表现屠夫的正面品质。同时,元代戏曲中的屠夫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的精神世界,即他们对儒家政治理想的坚守和对道家超脱世俗的向往。元代戏曲中的屠夫书写为人们了解元代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材料。

浅谈元代戏曲文化对青花釉里红谷仓的影响

元代戏曲文化的出现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戏曲文化也开始影响社会大众的生活。元代陶瓷工匠就创造出了元代青花釉里红谷仓造型独特,装饰精美细致,人物刻画活灵活现。本文通过研究元代青花釉里红谷仓的艺术特点,主要分析元代戏曲文化对青花釉里红谷仓的影响。

追寻逝去的“元代社会记忆”——贵池傩戏的仪式、体化与刻写

安徽贵池傩戏是近年来所发现的被称之为"活化石"的古老戏曲,对于它的形成时间、纪念目的、戏种名称,一直没有较为确切的定位,本文通过研究它的纪念仪式(仪式程序)、体化实践(正戏表演)、刻写实践(抄本形式),认为它是活态的"元代社会(说唱词话)记忆"。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刻本性质及戏曲史意义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是一多种有特色刻本的组合体,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或云其为建本,但其刻板形式字距特密,行文省略太多,且省略不规范,错字太多,难以阅读,肯定不便于售卖,所以建本之说实误。而从元杂剧刻本强烈的广告意识、宾白科范的简略、刻板的巾箱本形式、俗体字的写法、刊刻风格不同看,它应该是有多个剧团刻就的版本,它反映了元代杂剧剧团的发展,这对我们研究元杂剧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论元杂剧中的佛教剧

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比道教剧少,而且,当时政治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缺位,这与藏传佛教大多在宫廷活动而且不用汉语、杂剧作家大多为汉人有关。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表现禅宗南宗曹洞、临济两个支派的生活,这与当时汉地的佛教生态大体一致。元杂剧佛教剧面向世俗大众,具有鲜明的游戏品格。

明代曲学复古与元曲的经典化

本文从尊体、辨体和创体的角度,重新梳理并解读了明代推尊正音、崇尚本色、宗法元人等具有复古倾向的曲学主张。"尊体"意识促进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典范传统对元曲的延纳,"辨体"意识的聚焦处在于塑造作为整体的曲体文学其统一的美学规范;而建构"新传奇"文体时,北曲又因相对严整的宫调、韵律而呈现出"典范美"色彩。明代曲学复古是"元曲经典化"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揭示了元曲美学层面的内在体性、特质,也为晚近以来的某些论说埋置了伏笔。

元杂剧繁兴原因新探

近年出版的文学史中,中国学者对于元杂剧在短时期内突然繁荣仍然祖述"汉人受压迫"的旧说,但是近年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却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互动说"。作者同意此说,但参酌陈寅恪以近代社会学之"集团研究法"论史,借助"与中原文化迥异的胡化地域和胡化集团士族",分疏唐代政治制度及士族政治分野的研究方法,从由金入元的北地汉人世侯文士集团,比照《录鬼簿》关于元曲作家的记载,佛教"以像立教"的传布特点,以及元人碑记中关于戏剧的记载,对于元杂剧短时期内突然繁兴的原因提出了新说。

元杂剧中的"杂伎

宋金杂剧经常是与其他百戏伎艺同台相间演出的,元杂剧则从戏剧整体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在演出过程中却杂入了诸种伎艺,又有类似于宋金杂剧之处。

出走与回归:王国维悲剧观的现代意识

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精神最核心的变化是:主体意志由"解脱"变为"赴汤蹈火",由对个体在世苦难的悄然担当变为对外在的社会悲剧的显明承负。其内在的是王国维思想的深层裂变——由启蒙人文主义的个体道德意志转变成儒家的集体道德意志,由西方现代性伦理回归中国传统伦理。其中的关键点是潜在的现代性抉择——由对知识人的主体价值拯救转变成对民族的社会价值拯救,在世界文化的现代性视阈中重塑中国人的价值信念。这种民族性精神的重构历程体现出的是,通过对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坚守确证在世界化的现代社会中拥有合理性的民族身份。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文体建构述论

中国戏曲学科开山之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戏曲文体思想的系统阐述。它在前代理论成果基础上和西学的影响下,针对长期以来戏曲归类、称名、体貌、源起模糊混乱、戏曲被目为"体卑"等而下之的情况,以明确的文体意识将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而高抬曲体;在研究思路上,探讨"体"的观念并梳理戏曲之"体"的演进;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考源、定名、辨体,"考史""建体"两条线索交叉并进,确定了"成一定之体段""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的戏曲文体观念,说明"真正之戏曲"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表演形态和代言体的语言形式、"自然""有意境"的风格特征,最终达到"体制遂定""纯粹之戏曲"的逻辑构建和现实结论。《宋元戏曲史》开启了戏曲史写作的先河,奠定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式,更发明了戏曲的文体意义,明确了"真戏曲"的文体形态和文体风格,展现了戏曲卓尔不群的风貌,戏曲之"学"由此创立。

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学界对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间的关系多作反向理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元代科举与戏曲间的关系也可做正面解读:元代"以曲取士"说可以从国家、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活动加以理解,国家科举选人虽未将"曲"作为标准,民间文学社团确曾以"曲"等第高下,是元代前期科举废黜背景下的一种"另类科举",对书会才人、曲中状元等称号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梳理元代戏曲中有关科举的知识与理解,可以发现,元代的南戏比杂剧中有更多涉及的科举内容,这一情形与南北二地受科举影响的深浅有直接关系。

关汉卿与元杂剧中的包公戏

关汉卿作为包公戏的开拓人,他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以后的包公戏定下了基调:在题材上注重市民日常生活的开掘,注重描写百姓在权豪恶霸凌辱下的痛苦;在人物塑造上,他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清官能吏的代表人物包公,着力刻画他巧用智谋惩恶扬善;在悲剧审美趣味上,大团圆结局总有一种缺憾,并反映民众一相情愿的"天理"力量,是一种苦涩的大团圆。

元代艺术与中国艺术

元曲和文人画通常被认为是元代艺术的突出代表,这样理解并不全面。文人画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显示了造型艺术主体由尚实转向尚意,元曲则决定了听觉艺术的转型与综合性艺术的提升,建立在世俗化和多元化基础上的元代艺术宣告了中国近古艺术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元代艺术的成就和意义被孤立了。科学意义在于把握主流,艺术在元代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型。毫无疑问,如此地位的确定已远远超出了元代各门类艺术个人及流派的成就,甚至亦非一个时代艺术高峰所能涵盖,它涉及的是艺术史上的一座真正的里程碑。

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上)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术大师,其文艺思想包括天才说、古雅说、游戏说、境界说、优美壮美说、戏曲批评等方面。20世纪学术界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是相当充分的。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范围过于集中。对王国维各种文艺思想的研究虽异彩纷呈,但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缺乏一种富有深度的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其次,对王国维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白话运动的关系研究不够。最后,研究的视野尚待进一步拓展。

《周易》与元明戏曲略考

元明戏曲的创作是受到《易》之义理及《易》之卜筮文化影响的。在元明戏曲中,有不少对于《周易》及《易》卦的描写。从内容上说,它是社会生活中沉淀了《周易》文化因素而在戏曲创作中的必然反映;从艺术上看,戏剧家们拮《易》卦《易》事进入戏曲描写,也并非闲笔,它有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心理映带等多种作用。

试论北京清代戏园建筑与文化

该文论述了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戏场类型相比,形成并兴盛于清代的戏园具有室内性、商业性、独立性等明显的特征,并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分析研究了清代戏曲活动的中心之一的北京戏园的历史沿革、区位分布、空间格局、演出文化等内容,认为其戏园建筑数量众多,格局完整,功能完善,影响深远。

“曲”变为“词”:长短句韵文之演进

中国古代歌唱之歌辞,自其文体形式看,可分齐言、杂言(长短句)两类。初唐"沈宋体"的出现标志着齐言韵文格律化的完成,而杂言(长短句)韵文的格律化中晚唐以后也渐次展开。如果我们把未格律化、规范化的长短句界定为"曲"、格律化的长短句界定为"词",那么千余年来长短句韵文的演进实即"曲"不断变为"词"的过程。数百年来,"诗变为词"、"词变为曲"乃是人们述及诗词曲嬗变的流行性观念,对此我们自应抱"了解之同情",但不必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

儒家“中和”文化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儒家思想中的"中和"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思想影响深刻。元代汉族士子,尽管在仕途上不如意,却在文学创作上处于领军地位。他们创作的元代戏曲,在戏曲情感模式、艺术技巧、风格特征等方面深受儒家"中和"文化的影响,并遵循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则,使某一情感、艺术方法或风格特征不过分外露,从而达到"和顺积中"的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