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司法制度探析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重要的经济发展中心,为促进中心内的司法保障,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AIFC宪法规章》批准设立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并同之后相继通过的《AIFC法院条例》和《AIFC法院规则》对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司法架构进行创设,对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法律适用规则、诉讼程序规则及承认与执行规则予以明确。我国同样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但其正处于探索阶段,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司法规则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国可从推动法官选任的国际化、实行审级制度的统一化及保证执行机制的高效化三方面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法庭建设。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初探

中国解决国际争端大体上运用外交方法,而没有利用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去解决重大的国际争端。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综合运用外交和法律方法解决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国际争端。

论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争端解决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甚至发生战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并历来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及其现实问题。我国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在对外关系中 ,我国历来主张并积极实践以谈判和协商、斡旋和调停的政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国际仲裁 ,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不接受任何仲裁条款。80年代后期 ,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非政治性国际条约中 ,开始接受仲裁条款并有实践。同时 ,我国也历来拒绝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 80年代开始以来 ,除了对一些涉及我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然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之外 。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若干核心问题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对于公正高效解决商事争议,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管辖权的扩大是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可考虑将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以及自贸区外商独资企业之间商事纠纷纳入管辖范围,同时放开对"实际联系"的要求;"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宜通过仲裁调解机构的选定实现争议解决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应重视调解的适用并确保各类文书的有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作为中国创举,应充分发挥专家委员在争议解决中的作用,并关注专家委员的利益冲突问题;诉讼程序便利化改革则需权衡公正与效率、自治与法定、公开与私密等问题。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之变迁(1911～1912)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较之以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申报》对此作有较为详细的报道,以此为考察材料,通过对法权变化内容的分析和这一过程的动态重构,以期从中透视变乱之际中外权势转移的动态情景,并得以多层面、多视角得认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艰辛历程。

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克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源于GATT四十多年争端解决实践中的“司法克制”思想,在WTO时代也得以“衣钵继承”并呈现出新的特色。作为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从“外交取向”向“司法取向”演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缓冲”和“润滑剂”,它不仅贯穿着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取向”的全过程,而且两者的“博弈共存”对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式不断“机制化”从不同侧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可以预见,即便WTO争端解决机制演化成国际贸易法院,基于国家主权价值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殊性等原因,“司法克制”思想也绝不会“销声匿迹”。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应从“司法克制”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运作中获得理性启示,籍以善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保驾护航。

WTO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完善对策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被学界、官方以及贸易实务界认为是二战以来国际贸易体制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人们普遍将争端解决机构视为“国际贸易法庭”。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是争端当事方介入程序、与透明度相关的诉讼程序及WTO书面报告的质量等方面。解决对策包括授予争端当事方充分行使参与的权利、建立协助发展中国家参与争端解决机构的机制、加强WTO成员方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协调配合等。

加芯水泥土搅拌桩内力和变形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建立了加芯水泥土搅拌桩内力和变形的计算式,并用于几种典型单桩的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在水泥土搅拌桩内加入加强芯材后,可以有效地减小桩顶沉降,增加桩身的临界深度,使桩身荷载传递趋于合理,在一定条件下,加芯水泥土搅拌桩可以代替钢筋混凝土桩使用。

试析欧盟法律秩序自主性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兼评投资法庭机制在欧盟的合法性

为了维护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司法机构在其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否定了欧盟加入含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协定,这显示出欧盟法律秩序对国际法治排斥的一面。国际司法机构对欧盟法进行解释适用、处理欧盟与成员国责任分担等问题时违反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准备在与美国谈判的《TTIP协定》中设立投资法庭机制以取代投资仲裁用于解决投资争端,考虑到欧盟法律秩序的特性,该机制能否应用于实践取决于其具体规则与欧盟法律秩序的兼容性。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审判的主要特点与影响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频仍,小说戏曲案件是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值得关注的审判事务,部分西方法律制度被移植到小说戏曲案件审判之中。从审判程序上看,小说戏曲案件属于违警罪,租界警察既是小说戏曲案件的主要侦缉力量,也是主要起诉方;在案件审判中,比较重视证据,出现了被告聘请辩护律师的现象,公廨谳员的审判权力逐步被外国陪审官侵占。从量刑标准上看,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判罚开始了刑罚的近代转型:一是量刑比清朝衙门采用的刑罚要轻;二是率先移植了罚金刑。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从侦缉力量、罚金刑移植、量刑轻刑化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管理法制的近代转型和中国现代文艺管理法制的建立。

WTO与国际法院中第三方参加诉讼制度比较研究

WTO争端解决程序中涉及到第三方加入问题的规范性文件《关于争议处理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书》的规定很不明确,在实践中突破制度的做法时有发生。在不断完善WTO第三方制度的努力中,已较成熟的国际法院的做法可以成为改革这一制度的有效方法之一。从研究二者第三方基本制度的差异入手,通过比较的方法得出国际法院在第三方加入条件、形式和第三方权利范围等问题上对WTO第三方制度的启示作用。

美国法官上海受难记:重返一九零八

近代治外法权下的上海租界,上演的是重迭繁冗的异域法制风情。西方国家借此弹丸之地,试图在东方构建法制的西方图景。这一意图却或受制于其本国政治外交角力,或困守于在沪西人的利益交织。本文以美国驻华法院首任法官威尔佛莱在华推行法制治理举措却颇受责难为例,试图呈现美国本土与海外两种政治势力下的矛盾,进而分析此种矛盾背后所反映的美国推行法制殖民政策进程中所遭遇的政治困境。

论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

混合法庭是西方列强实现其在近代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作为近代中国混合法庭的典型．采用了当时中国衙门的组织形式和西方的诉讼模式．法庭由缺乏法律专门知识和司法经验的陪审官主导审判．它的发展与外人的不断扩权相始终，中国传统法律难于在混合法庭适用。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方面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司法进步，加快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基于深圳前海法院审判实践的实证分析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015—2020年深圳前海法院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了系统性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并据此对大湾区跨境法律争端中的国际私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显示,以前海法院为代表的大湾区境内司法机构在国际私法领域丰富多元的审判实践经验,为构建大湾区跨境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各级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针对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民商事争议在国际私法领域依然存在的一些现实困境,本研究建议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司法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完善域外法查明体系以及保障域外法适用、合理充分行使管辖权、加强民商事案件跨境司法协助等进路,打造大湾区法治高地,为大湾区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ISDS机制:欧盟方案与中国选择

2020年年末,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还有待后续谈判。欧盟的ISDS机制立场已经十分清晰,即以具有公法化属性的常设性、两审制的投资法庭机制替代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旨在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规制权与推动ISDS机制的欧洲化改造,最终提升欧盟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别于欧盟,中国在ISDS机制上的基本立场应更加侧重于对本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利益的保护,因此在ISDS机制的具体设计上不宜照搬欧盟的投资法庭机制,一方面应对其部分组成事项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应适当保留国际投资仲裁的部分要素。

建立国际外空法院的必要性

随着外空技术的发展及外空活动的日益频繁,外空争端数量呈上升趋势。现有外空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缺陷,无法满足外空活动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通过国际司法解决外空争端具有必然性,也符合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外空活动具有特殊性,现有的国际司法机构在解决外空争端方面具有局限性,因此应当建立专门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国际外空法院,专门解决外空争端。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与完善

为了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落实,我国于2018年正式设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为了完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在借鉴域外国际商事法庭(院)的发展经验,总结其在管辖、法官组成、诉讼程序以及判决承认等方面的做法后,提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应当抛弃协议管辖中“实际联系”的桎梏、加强调解协议的效力、将英语作为审判语言、加强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合作以及推动“智慧法庭”建设的建议。

国际法中善意协商义务的适用方法研究——基于国际法院实践样本的分析

善意协商义务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基本国际法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多个国际法院案例确认为重要义务甚至具有国际习惯法的地位。但由于善意协商义务天然所具有的模糊性,在国际公约和国际法院案例中,并没有明确列举满足该义务的具体要求和审核标准。在国际法院所有涉及“善意原则”的案例中,有超过60%的案例都涉及善意协商义务,国际法院将其作为最主要的善意原则的具体适用形式。在这些案例中,国际法院不乏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与立场,但整体来看国际法院在审查国家是否满足善意协商义务时,通常要求当事国应当按照既定的谈判流程真诚而有意义地进行谈判,不可仅仅是走形式,并应当考虑到各方的合理利益并作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不得无合理理由延迟协商、拒绝沟通并固执己见。在多个案例中的国际法院管辖权确立阶段,国际法院认为满足善意协商义务应当是诉讼前置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另外在有可能涉及他国利益的跨境损害案件中,国际法院要求善意协商义务应具体体现为及时通知利害相关方并及时作出信息共享披露与协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