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形式主义视阈下的无权处分——以《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9条为视角

从一体模式到区分原则,物权变动模式的巨变贯穿着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法思维,也扎牢了无权处分制度的根基。由于我国区分原则未采纳物权独立性与无因性原理,故而分析无权处分必须以债权形式主义为出发点。《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9条续造了《民法典》第597条无权处分效力的规定,凸显了区分的态度,拓展了适用范围,明晰了生效要件,对真正权利人有着倾向性保护,是以“抽象补充”的方式补充漏洞。但白璧微瑕,《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9条有一刀切归责之嫌,也有私法价值凸显不足的缺漏,值得进一步考究完善。

无权处分一般规则之“回归”——以《合同编通则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0条为中心

相较于《民法典》第597条第1款,《合同编通则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0条在重建无权处分一般规则、确立消弭履行行为(或物权变动)效力未定状态的具体方法、凸显权利人的自主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两条均以“处分权”控制交易过程,但不同的物权变动理论对处分权如何具体控制交易过程有不同理解。债权形式主义是以处分权控制“事实行为”(交付或登记的物权公示方法),物权形式主义则是以处分权控制“法律行为”(处分行为)。由于前者与民法基本原理有所抵牾,使无权处分在我国民法(理论)体系上殊难定位,易使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疏离乃至造成价值判断失衡,应以后一理解为优。

《信托法》第10条解释论

由于信托起源于英美法系,对于这种舶来品,大陆法系国家在建立制度时需考虑法域习惯等诸多因素,因此制定信托法规时出现大量留白。以我国《信托法》第10条所规定的信托登记制度为例,这一制度造成人们在信托登记操作时有法可依却无法操作,如由谁申请登记、向何机关申请、登记范围为何以及登记程序如何等问题均无完善规定。无疑,这为信托内部权利保障以及信托外部交易安全都增加了巨大风险。因此,利用法学方法论对我国《信托法》第10条进行解释,基于信托财产独立性之特征,结合信托登记域外经验,阐述我国现行信托登记制度现状,找出一种既符合《信托法》立法要求又符合实务要求的信托登记方式,是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

农民土地权益何以从“分配”到“自主”?——中国共产党百年农地制度改革的探索与经验

建党百年农地制度变迁是以农民土地产权为核心的农民利益实现史。农地制度变迁是对不同时期农民农地所有权、直接经营收益权、处分权、保障个体承包权益、市场流转、放活土地经营权等需求的满足。地权主体结构由国家、集体和农民分割向农户倾向,逐步解决了土地农民归属、农民自主经营、农民产权主体地位、农民农地权能等问题,农民的土地权益从简单的“物”的分配关系发展到多层次、多权能的物权保障和经济利益体现。在以转让权为核心的农地配置方式和开发收益分配上,沿着“渐进放开管制使用权”“保障农民处分的自主性”“赋予农民财产权”的逻辑演进。新时代全面深化农地制度改革要遵循历史成功改革逻辑和经验,仍要以农民土地利益实现为根本,通过农民土地权能保障和市场化配置支撑多种农业经营形式。

也谈约定财产制下夫妻间的物权变动

约定财产制下夫妻间物权变动是否应当适用物权法的公示原则,学术界和实务界有附随的身份行为说、物权契约说、约定即法定说、基于法律行为之物权变动之一般规则说、基于法律行为之物权变动之特殊规则说等多种观点,每一种观点都存在不足之处。约定财产制与遗嘱继承具有相似之处,均含有法律行为要素,但决定物权变动的本质性原因并非法律行为而是其他法律事实——被继承人死亡、婚姻关系的成立和存续。与遗嘱继承相对应,约定财产制下夫妻间物权变动也应列入非基于法律行为之物权变动的类型。夫妻财产关系的特殊性构成夫妻间物权变动排斥公示原则的正当性基础。

林权的物权变动模式选择

物权变动模式关系到物权的设立、变更和终止,是集体林权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辨析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物权变动的基本模式、例外模式和专门法律中的林权物权变动模式状况,在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司法实践等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在中国集体林权领域应当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浅谈不动产交易中第三人保护问题研究

不动产交易下的第三人问题较为复杂,本文以不动产交易中第三人利益保护的理性基础为研究基点和线索,从不动产交易中经常出现的不动产无权处分、不动产一物数卖这两大方面来阐述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本文在坚持物权法的“静态秩序、动态安全”的理念,债权法的“合同自由、鼓励交易”理念的前提下,试图对不动产买卖第三人保护这两大问题提出规制措施。

论《物权法》中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

法定非依法律行为可以引起物权消极变动的效力,但出于交易安全考虑,事后进行备案宣示登记是必要的,整体结构安排要和积极变动的登记程序相协调。我国物权法实施过程中应明确规定对因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应该进行登记,考虑对类似强制执行、遗赠扶养协议的受遗赠等特殊情况,在立法上作出一些例外规定。同时,对基于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程序应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

中国未来民法典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

对于物权变动模式,中国《物权法》采取的是以债权形式主义为原则、以债权意思主义为例外的二元化立法模式。二元化立法模式将给未来中国民法典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带来障碍,因而有必要建立一元化的物权变动模式。在保障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两个立法价值的视角下评析目前世界上3种主要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优劣,认为债权形式主义能更好地兼顾交易安全和效率,建议未来的中国民法典应当采取一元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论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公证制度

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公证制度是大陆法系关于不动产交易的重要制度。法国、德国、瑞士民法将公证作为不动产转让合同的形式要件,并建立公证与登记的配合机制以保障不动产的交易安全。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与法国、瑞士一样实行登记要件主义,但我国相关法律未规定不动产交易的公证制度,物权法草案也将公证制度付之阙如。借鉴法、德、瑞士的立法例,在我国即将颁布的物权法中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证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论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

国家公权力既是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建构的原动力,也是影响其行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规范意义所有权不同,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取得采用了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非传统方式;集体与组织的话语转换和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的虚实转换,使我国集体土地权利主体的支配意志在立法上受到技术性限制,组织中的领导权力对农民成员表决权的行使会产生制约作用;转移处分权的缺失和用途处分权的行使禁区,使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处分权能不完整,进而会削弱其收益权能。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构成了农村土地权利体系改革的约束条件,如果这一约束条件不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很难与规范意义所有权相提并论。

物权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区别——以物权变动模式为视角

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契约无效时物权变动的效力不同,此时权利人可以采取的救济方式(物权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也不同。二者的关系如何,有什么区别,是关系到司法实践及未来民法典立法模式选择和体系的重要问题。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在总则篇中规定不当得利请求权,应将物权请求权规定在物权编。

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评析与思考

法定非依法律行为可以引起物权消极变动的效力,但出于交易安全考虑,事后进行备案宣示登记是必要的,整体结构安排要和积极变动的登记程序相协调。我国物权实施过程中应明确规定对因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应该进行登记,考虑对类似强制执行、遗赠扶养协议的受遗赠等特殊情况,在立法上作出一些例外规定。同时,对基于非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程序应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

不动产登记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关系

不动产物权登记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物权权属关系得以透明,使第三人拥有一种判断物权种类、物权内容以及物权人的途径,保证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不致遭受损害。但在采物权变动公示成立要件主义的情况下,不动产登记的效力有可能被夸张。因此,对于不动产物权公示成立要件主义,可以理解为“凡不动产物权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设定或者变动的,非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不可理解为“一切不动产物权之得失变动,非经登记,不得发生效力”。

论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兼及民法典草案物权编若干规定之改善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物权公示方法之履行为要件,但不以此为要件者,亦有之。已履行物权变动之公示方法者,除所有权保留外,必然已生物权变动。物权公示方法与物权变动要件系两个不同概念;所谓观念交付,非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一种物权,或一种物权的变动,有且只能有一个公示方法。物权公示,不仅与物权的取得发生联系,亦与物权的变更(例如效力变更)及物权的消灭(物权的丧失)发生联系。我国现行物权法及民法典草案物权编有关质权和留置权消灭的规定有待完善。物权和物权优先顺位的善意取得,以公示方法之履行为要件。

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现状考察及解决路径探析

典型的农村房屋买卖纠纷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发生在同一农村集体成员之间由于登记手续欠缺引起的纠纷;二是集体组织以外的农民以及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引起的纠纷。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农村房屋登记等存在缺失以及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的审判结果不统一。从法理层面、制度层面、社会效果层面等分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判定及合理性。我国应构建科学系统的农村房屋买卖法律体系以及配套制度来保障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具体包括:建立关于农村房屋买卖以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专门立法,以弥补农村房地产立法方面的缺失;基于房地分离模式基础上引入法定租赁权制度;明确农村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等。

无权处分行为辨析

无权处分实质上是物权形式主义下的概念 ,是指没有处分权的人擅自处分财产的行为。针对《合同法》第 5 1条、第132条提出质疑并作出合理的体系化解释 ,认为出卖没有处分权的物的合同有效 ,第 132条也只是倡导性的规定。相对独立的处分行为则由于出卖人的无权处分而不成立或者无效。无权处分中的善意受让人可以基于物权公信原则得到保护 。

物权变动规则探究——以物权追及力与交易安全相互关系为视角

物权追及力是物权效力之一,但它与维护交易安全为目的之善意取得制度、公示公信原则,在逻辑体系上存在矛盾,因此,构建物权变动规则应注重维护权利与秩序的平衡。为维护交易安全,应采取善意取得制度、公示公信原则对物权追及力进行有效限制;同时,为保护原物权人之权利,恶意第三人当不受法律保护。

谈对物权变动模式的思考

近年来，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学术界争论较大，该理论为物权变动模式提供了实用的理论工具。对基于物权行为的物权变动的模式进行理论研究为我国物权法律制度建立何种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代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引发了笔者关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的一系列思考。

法价值对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影响——安全与效率的博弈

交易安全和经济效率都是法的价值目标,二者之间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交易安全作为社会本位的法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应受到优位保护,这也是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而效率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二元化立法模式的首要价值目标,法律作为调控、规范社会秩序的手段,理应对效率给予必要保护。基于对不同立法价值的追求,物权变动二元化立法模式的建立是切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