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重要论述的学理阐释

习近平同志关于“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既是对民族平等宪法原则和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申,又是对我国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并在战略层面上,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纳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工程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中居于枢纽地位。其标志着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由政策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由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由工具思维向价值思维转变。法治思维之要义在于确立“法治”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世界观地位;系统思维之要义在于确立“统筹兼顾”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方法论地位;价值思维之要义在于“民族团结”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价值论地位。

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研究

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既是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也是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立足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实践,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向,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国家权力机构与各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结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关系格局的进程。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吸收了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优势,但摒弃了西方治理理论“去中心化”“去国家化”的理念,与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与分离存在根本不同。党的领导、政府的统筹和组织,在构建稳定有序和谐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中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对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强调,为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

在“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中“,民族自治地方”作为要点词汇,限定了社会治理的空间范围,成为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有别于其他社会治理概念的显著标识。民族自治地方因其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社会治理主体的民族性、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差异性等多重特殊性,其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特定的科学内涵。因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也应基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和中国实践,彰显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因地制宜,不尽相同,其共性在于:坚持党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多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民族治理的三维向度与历史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治理工作中持续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耕其中,在民族治理工作中不断夯实发展创新提升中华文明的当代话语精髓与灵魂,从而以全方位多角度扩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内容。在当代民族治理工作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向度是唤起中华各民族的民族自觉,核心向度是达成中华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实践向度是实现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崭新的结合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高民族治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制度性,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民族治理的有序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强烈的前瞻性,以绿色与和平的话语体系保证民族治理的长远发展。

“一线七治”民族互嵌社区现代化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在我国人口大规模、高频次流动的当下,基于民族互嵌社区场域的治理情境,探索民族互嵌社区现代化治理模式,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现实回应。广西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在治理实践中以我国基层社会基本治理体系“三治融合”为原型,以人民为中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多元主体在协商共治中将法治、德治、情治、语治、文治、智治等多种治理方式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线七治”的民族互嵌社区现代化治理模式。在“一线七治”模式下,多项机制联动发力,中华中路社区内的信息流与情感流持续交互,丰富充裕的信息与浓厚深切的情感深度融合,实现了各族居民的居住互嵌、语言互通、生活互依、文化互认、情感互融,社区治理效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概念分析、问题审视和路径选择

系统理解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概念内涵,可以从主体、方式、内容、目标四个方面进行要素拆解,具体分析所涉及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选择问题、法制和法治关系认识问题、治理结构优化问题以及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基于概念解析来审视现实可知目前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面临:民族法律规范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关系有待进一步调适、民族事务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等不足。为此需要妥善处理民族自治区域立法方面自治与统一的关系,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充分协调民族法律和民族政策间关系,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全力构建多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新格局。

场景化嵌套与新技术驱动: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新画像探赜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是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实践场域,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在基础样态上已经初步构建起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体制,但在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困境: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中多元主体与跨部门协作模式有待完善;提取与应用城市新情境中的资源和技术等要素不足;忽视了与城市社会风险治理的协同联动。数字时代的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构设了新画像,即场景化设计与新技术运用,其内在逻辑展现为场景化嵌套与新技术驱动,并从场景、技术、机制及法治四个方向对推进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建议。

面向现代化的政府运行保障体系建构

新时代政府运行保障体系需要转变传统机关事务发挥作用的路径依赖,建立系统高效的运行保障机制。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于破解政府内部治理难题,推动党政机关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当前政府运行保障面临的实践困境,基于集中统一、节俭高效的目标,构建政府运行保障体系的分析框架,从坚持节俭高效导向、创新体制机制、加强资源统筹协调、深化开放多元四个维度构建政府运行保障的系统性治理模式,提升政府运行保障的效能性、专业性、协同性和示范性。

论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数字化赋能

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鉴于近年来社会治理风险加剧,以及民族地区面临着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复杂治理需求,数字化对民族地区治理建设的赋能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化赋能不仅可以推动民族地区构建高效协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和网络化治理体系,还能加强民族地区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从而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当前,民族地区在数字化赋能治理建设实践中面临治理观念、治理制度、治理资源等方面的困难与挑战。在新时期的治理建设工作中,民族地区须借鉴先进经验,针对问题精准施策,继续推动数字化赋能,从而加速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民族地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若干思考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民族地区的地缘特殊性和民族多样性决定了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其治理成效不仅事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大局稳定。在现代化背景下,新时代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治理主体协同联动性不强、治理模式转型滞后、治理资源相对短缺、治理技术供给不足等困境,影响和制约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实践证明,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要以“基层党建”引领治理方向、以“放管结合”凝聚治理合力、以“重心下移”推动治理革新、以“技术赋能”提高治理效能。

北京政府时期丁恩河南盐务改革探析

北京政府时期,袁世凯以盐税为抵押,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西方国家为保证借款能顺利偿还,派丁恩到中国进行盐政改革,主张取消引岸专商制度,实行食盐自由贸易。由于引商的反对、民众的怀疑态度,丁恩先在河南地区进行改革尝试,额定盐价、调整盐务管理机构、遏制私盐流通等,这些措施的实施虽遇到各种阻力,但增加了河南盐税收入,促进了河南盐务近代化转型。

黔南州少数民族村寨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路径研究

新时期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重要举措。基于黔南州少数民族村寨的实地调研,发现了部分少数民族村寨治理现代化的特色亮点,但农文旅资源结合发展不足,“软法”与“硬法”匹配不足,“信息网络”治理不够等仍然制约着一些少数民族村寨的治理成效。因此,应激活少数民族村寨特色资源助推优势产业发展,推动村寨治理主体转变治理理念,促进村寨基层治理智慧化和“自治、德治、法治”的有机融合,同时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化治理”的组织体系,提升少数民族村寨治理现代化的靶向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探析

党的二十大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符合乡村振兴总体要求中治理有效的发展需求,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然逻辑与现实选择。该文基于乡村振兴背景,总结怒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多元共治工作实践及成效;归纳怒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探讨进一步推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绿色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

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事务治理,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基本思想,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发展、目标、任务、重大关系、基础工作、考核指标等问题,全面回顾了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及共建共治共享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三大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思路与建议。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笔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战略选择。近十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既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元素,也可能为国家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基于此,我们组织了主题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笔谈,以期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同行们抛砖引玉。李俊清教授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与着力点为本笔谈进行了很好的开篇;阳义南教授重点围绕城镇社区居家医养结合,讨论了基层社会治理推进路径,重点关照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周芳苓研究员重点论述了数智赋能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创新;张领教授和卫松教授重点围绕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行了论述。张领教授主要阐释了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条件及其启示,卫松教授主要论述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几个关键转向。期望通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笔谈与从事此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勉,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民族事务治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民族事务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纵观建党百年来党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民族事务治理经历了借鉴与初创、探索与发展、重塑与改革、完善与创新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体系,走出了一条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在回溯党百年民族事务治理历程的基础上,围绕民族工作的理论支撑、最本质特征、根本途径、重要保证和基本方略,总结出党民族事务治理的五条基本经验。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基于民族工作历史经验和当前面临的新挑战,提出增强各族人民公民意识、多维纽带形塑中华民族凝聚力、多重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和多阵地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事务治理路径。

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中的地方治理定位与地方立法权限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二十大提出的目标,建立现代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要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地方作为现代治理体系中的治理主体,其与中央共同担负着不同层次的治理任务,并且,地方因为拥有对地方事务的信息优势,中央无法替代地方从事具体的地方事务治理。现有的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体制存在治理成效不足、法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主要症结是中央与地方治理权限划分不清,地方积极性没有有效调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需要从立法问题入手,解决不能提供满足地方治理需要的法律供给问题。地方治理的实际客观上要求明确地方事务范围,由此定位地方立法权限。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既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要注意保持法制统一、中央的统一领导,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具体可以通过协商、备案审查,特别是完善司法审查保证法制统一。

网络社会中民族事务治理的特征、困境与行动路径——基于群际接触理论

如何实现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亟须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开辟的网络社会,是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场域。各民族群众在此形成了一种超越物理时空限制的虚拟接触,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厘清网络社会中民族事务治理特质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涉民族网络信息传播效果泛化、舆情监测分析缺位以及网络民族交往层级递进凝滞等治理困境,提出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阵地、完善网络民族舆情动态监管机制、增加各民族网络社交圈层链接的路径设计,满足网络民族虚拟接触的最优解,进而助推网络民族工作迈上新台阶。

数字化时代“信息茧房”风险与民族事务治理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各族公民得以分享数字红利,但在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也易于引发“信息茧房”困境。民族事务治理中的“信息茧房”现象是民族事务与“信息茧房”交织叠加的产物,有效规制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中的“信息茧房”风险,是在数字社会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发生机理上,民族因素信息的数据化、各族公民选择的偏好性以及算法推荐技术的助推性是民族事务治理中“信息茧房”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对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中“信息茧房”的治理不当极易引发阻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削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力、冲击现有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外溢风险。在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治理优势,预防化解“信息茧房”负面效应,应健全政府对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中“信息茧房”的法律监管职责、强化平台企业的公共传播责任、不断提升各族公民的网络信息素养,在网络空间中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广东实践

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地方政府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从理论层面分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涵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特征、前提条件和关键变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体建设有相互契合的逻辑,其包含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等重要论述;在新时代构筑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依托。从地方实践层面分析,广东民族工作通过创新党建引领的体制机制,破解基层民族聚居社区治理难题;通过各类培根铸魂的育人工程,开展少数民族班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进多民族聚居社区互嵌格局,激发老街区新活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为载体,在文化创意方面搭建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平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的国际实践,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有益经验移植到国际化社区治理工作。上述创新模式与方法,从不同维度、广度和深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