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司法适用:现状检思与路径优化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本应成为刑法规制虚假信息的利器,但本罪自问世以来的司法适用情况远未达到理想状态。究其原因,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长期以来存在理念滞后、内容不清、认定标准阙如等问题,极大地妨碍了本罪司法效能的发挥。不应以刑法谦抑性等为由,一味限制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在中国语境下,刑法谦抑性不等于非犯罪化,刑法谦抑性应在以“限制”为主的精神内涵中引入“妥当”的考量要素。同时,通过相关罪名内容的厘清、网络秩序可罚性的认可、认定标准的制定等方式,有效提升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司法适用。

金融刑法立法重刑政策评析及反思

考察历年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可知,对金融刑法的修改体现了严厉刑事政策;严厉性立法政策的贯彻,不但背离刑法的谦抑性精神,还与罪刑配置规律相违背,并加大了我国金融刑法立法与国外立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距;惩治金融犯罪,刑罚的严厉性不是全部,加强刑事介入的确定性、强化行政执法的力度,及加大经济系统自身的调整等,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我国适用之否定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问世,以及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再度回到公众的视野。在英美法系国家,同样致力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成为重点研究对象,有观点主张将该规则引入并适用于我国刑事司法中,以更好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但此种观点过于狭隘且缺乏相关理论支撑。首先,两大法系的本质区别决定了该规则与我国刑法存在互斥性;其次,该规则的性质特点与我国相关法律原则相违背;再次,我国当前国情与该规则的适用性引入存在冲突。因此,通过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并非可行之举,对此应保持谨慎态度。

论我国不申报行为的逃税罪刑事立法完善--基于意大利不申报罪刑事立法及适用的启示

我国现行逃税罪刑事立法存在犯罪主体范围狭小、扣缴义务人与纳税人定罪量刑的不公平差别对待、主观要件缺乏逃税目的的明确规定、逃税金额的累计规则不当,以及不申报逃税行为的界定过于简化、针对不申报逃税行为的入罪门槛相对过低、刑事处罚相对过重等问题,由此形成逃税定罪处罚立法的结构性失衡。《刑法修正案(七)》出台至今已经过去十多年,我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税收法治建设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此背景下,可借鉴意大利不申报(逃税)罪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判决和学说观点。我国税收犯罪刑事立法理念应当转变为以打击逃税等税收实害行为为基准,而逃税犯罪刑事立法需要在严密刑事打击法网、充分维护国库利益的同时,强调刑法谦抑性原则并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不申报行为的逃税罪立法完善具体包括以具有申报义务来限定犯罪主体、限制逃税比例入罪门槛的应用范围、原则上不加总不同税种的逃税金额、主观要件增加逃税目的、消除扣(收)缴义务人与纳税人在逃税定罪处罚方面的差异,以及针对不申报逃税行为明确界定构成条件、在入罪门槛与处罚标准上差别化对待等。

论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及其对我国犯罪控制的启示

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与社会控制学说作为其理论的基石,以社会利益学说作为其社会控制理论思想的核心。该理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发展起来的,影响颇深。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中的刑法谦抑性这一理论的实质精神也不谋而合。在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中,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对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以利益博弈为核心的骤变与聚合,使得犯罪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等等,进一步使控制犯罪这个社会越轨行为的难度加大。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这一理论相结合正好给予了我国犯罪控制的理论指引,最终达到减少犯罪的社会控制目的。

扫黑除恶斗争中刑法谦抑精神之贯彻

刑法在扫黑除恶斗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刑法自身的缺陷决定了刑法应当具有谦抑精神,谦抑精神也应当贯彻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扫黑除恶斗争中主要通过严格控制黑恶势力犯罪的刑法处罚范围和刑法处罚力度来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研究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一个罪名,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刑法的价值、我国的现实和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我国应当取消该罪的死刑,并对集资诈骗的刑罚配置进行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

回应性刑事立法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随着社会发展,刑法规范随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是刑法修正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不应当随意被民意影响而动摇其立法价值。回应性刑事立法旨在解决当下社会中已经发生且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屈从民意在刑法中作出回应的非理性立法模式。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针对近年来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包括长生疫苗问题、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性侵幼女案件问题,回应性刑事立法的应急性使其仓促、粗浅,并且非理性,在刑法体系中时常会出现兼容难问题,而且容易使得刑法沦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所以刑事立法应当坚持其自身规律,保证立法品质,维护法律权威,坚持谦抑主义,发挥好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从一则案例看纳税人程序性权利的保障——兼论经济法、行政法中的刑事司法介入

本文通过对一则案例的实证分析,探讨纳税人的程序权利保障,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立法和司法建言,以完善税法的相关规定,突出程序保障原则,并主张建立国家税务帮助制度等。

刑法处罚范围适度扩张的合理性及其限制

晚近刑法处罚范围的不断扩张是转型社会时期有组织地合理应对犯罪的现实需要,不仅具有实践合理性,亦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为了防止刑法过于介入社会日常生活,造成刑法的不当扩张,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进行合理的限制。立法上的路径主要是: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去重刑化和适度的犯罪化应予并行;无处罚必要性的个别犯罪应予除罪化。司法上则应当做到:刑法的解释和适用须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对抽象危险犯的认定应允许反证、要合理区分共犯行为的正犯化规定和特定共犯的量刑规则、运用阶层式犯罪构成体系检验可能有违“常识、常情、常理”的有罪结论以及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要坚持目的解释论。

扫黑除恶进程中的刑法理性与法治路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着眼于社会繁荣稳定、国家综合治理的全局性部署,体现了国家严惩基层黑恶势力的决心和态度。刑法作为保障国家、社会和公民权益的最后防线,有必要对严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犯罪做出及时应对。但刑法自身的谦抑属性强调其参与扫黑除恶进程的理性与克制。为此,需要在客观分析黑恶势力犯罪惩治现状的基础上,论证刑法介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必要性与限度性,并从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逐步完善刑事法网、加强部门联动合作和加强群众参与监督等方面探索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法治路径。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性思考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西汉一直到清代,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该项制度有着深刻的价值意蕴,首要的是法律的人文关怀,即承认人的恻隐之心。其次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具体指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同时,该项制度基于对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保护,有利于维护稳定和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亲亲相隐制度与基本伦理道德相契合,也有利于人们对法律的自觉遵守与执行,维护法律的权威。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应充分发掘,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应赋予近亲属免证特权;《刑法》中包庇、窝藏之类的犯罪,应根据法定刑的轻重相应地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

透过刑法的价值层面对一起纠纷处理方式的思考

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和完善,调整公民个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民法逐渐发达起来,而刑法逐渐紧缩,呈现补充性的特征,其作用仅限于维持社会必要的生存和发展,这也是我们处理社会纠纷应当树立的观念。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达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和轻刑化。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在坚持非犯罪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在推行轻刑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其长期性和相对性。

对共享单车上锁专用行为的刑法分析

近两年来,共享单车以其高效便民、经济环保等优势迅速风靡全国。然而,近来上锁专用等妨碍共享单车使用甚至破坏共享单车的行为却大量出现。这种行为无疑为共享单车及其背后蓬勃发展的共享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对于这种对共享单车上锁行为的性质进行刑法上的界定,并且探讨在刑法层面对其的规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社会变动背景下的刑法价值选择——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秩序价值和自由价值是法律价值的核心内容,因为社会实际的复杂性,两种不同价值之间会出现冲突的状况。出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和对法益的周延保护,我国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出现了刑法前置化和法益抽象化等重视刑法秩序价值的倾向。但是刑法的前置化等契合风险刑法理论的做法,可能存在使刑法谦抑性受损、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界限模糊等问题。故在以刑法手段应对社会中的各种风险时,应坚持以刑法的人权保障的自由价值为本位,谨慎对待各种风险的入罪。

民族习惯法的刑事司法功能及其风险防范

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强势地位面前,民族习惯法并未消亡,反而逐步走入刑事判决话语体系,获得了更加规范的法治身份。以往将民族习惯法定位为刑事出罪事由的观点对民族习惯法的刑事司法功能存在不合理期待。事实上,民族习惯法的责任宽宥功能才是其入径刑事司法的妥切定位。这不仅与民族习惯法的刑法实践样态相吻合,在理论证成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还能为民族习惯法在刑事司法中的可持续存在找到坚实的刑事实定法依据。为了防止民族习惯法责任宽宥功能的不当使用,有必要在适用范围与体系定位方面为其配套合理的风险防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