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nhuang Music and Suite Dances

Ancient Dunhuang Music Makes a Comeback"Ancient Dunhuang Music" is a large-scale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based on ancient Dunhuang music translated by Xi Zhenguan,the president of the Gansu Dunhuang Art Theatre.Combining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s,music and dances,it tries to reproduce the performance art of the Tang Dynasty stage.The main forms of the music includes women’s instru-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从日本唐传乐谱看节奏节拍符号的演变

日本唐传乐谱虽经历“平安朝乐制改革”的整合、改编和再创造,但其节奏、节拍符号仍具有承前启后的历时性特点。其中:节奏符号承自唐代谱式,后趋于简化,最终与演奏法融为一体;节拍符号上承《敦煌乐谱》并被赋予鼓谱的含义,在当今活态音乐中演变为“板眼”。日本唐乐古谱上承唐代谱式,下衔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活态乐谱,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乐谱体系脉脉相通,对其符号的解读破译,能补充中国乐谱体系从燕乐半字谱到工尺谱演变进程中所缺失的环节。

清代湖湘地区孔庙祭祀仪式与礼俗用乐

孔庙祭祀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贤哲的一种释典活动,在祭祀仪式活动中,礼俗用乐伴随着祀典的全部过程,这些音乐专门为祭孔祀典而制作,带有强烈的乐舞特征。清代湖湘地区盛行祭孔祀典,形成了直省祭孔与孔府家庙祭孔释奠的两大用乐体系,由于清代湖湘地区祭孔礼俗用乐体系的成熟及程序的完善,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有着独特的乐舞内容和表现形式,它历经了定乐、发展、缺失、重整等兴亡盛衰,虽然古制音律原貌难寻,但祭祀礼俗用乐与湖湘地方音乐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格局,同时也是孔庙祭祀音乐能够在湖湘地区传承、繁衍的基础条件。

唐代剑舞对武术发展的影响研究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繁荣时期。剑与舞的融合是唐代武术功能多元化的重要体现。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唐代剑舞进行梳理,并就其对后世武术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与探讨。研究认为:剑舞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其表现形式多样,社会功能多元化,对后世武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旨在为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武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功能提供理论依据。

从《大唐开元礼》看唐朝礼乐制度的新变及影响

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开放的封建王朝,其礼仪制度必然对后世影响颇深。唐朝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是唐朝统治者根据政治需求结合实际条件而制定的封建礼仪制度。《大唐开元礼》作为盛唐时期官修的礼仪制度,可从各个方面展现盛唐时期的礼乐,从中既可以看到对前朝礼乐的继承,也可看到在盛世之下礼乐制度的革新。

唐代昭武九姓胡乐人及其存在意义探究

唐代乐人数量众多,除了中原本土的艺人外,从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来的艺人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这些昭武九姓胡乐人,对当时中国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综合文艺都有不少的贡献。其中的家族乐人更是世袭几代、几朝传承技艺,造就了绵延百余年的音乐文化。隋唐时期与中原地区频繁往来的昭武九姓艺人们,将各种艺术体裁发展、改创、融合,从政治服务、通商经济、双向文化交流及音乐舞蹈方面来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川地区汉代乐舞俑形态阐释与审美意识

乐舞俑是汉代俑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以雕塑这一艺术语言表现两汉时期乐舞内容,展示出背后蕴藏的两汉乐舞文化与社会活动风貌。四川是汉代俑像出土的重要地区,其乐舞俑更是别具炉锤,彰显了蜀地丰厚灿烂的文化,为研究两汉乐舞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本文以四川地区的汉代乐舞俑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在汉代历史大背景下,四川地区乐舞俑像之艺术形态特征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蜀地人民审美意识。

唐代狮子舞的驱邪纳吉功能研究

唐代宫廷盛行的五方狮子舞,有着祈求天下太平、驱邪祈福的功能。五方狮子舞的驱邪纳吉功能从狮子这一形象登场就已显现,唐代狮子意象更加神化,瑞兽形象更为突出。从它表演的服装、形式、人数等一定程度上也都表现了驱邪纳吉的功能。五方信仰已经渗入到了狮子舞中,与傩戏的驱邪除疫、祈福纳吉的功能融合在一起,五方狮子舞以此丰满了驱傩仪式,强化了辟邪功能。

唐代籍田赋及其礼乐文化意蕴

籍田礼是帝王春耕前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目的是表达对农业的重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亦指天子示范性的耕作。唐代籍田礼在多元化背景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承发展,文人也由此创作出许多优美的籍田赋。研究唐代籍田赋中所包含的劝课农桑思想、敬天崇礼理念,挖掘其礼乐价值与文学价值,考查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及其艺术表现特点

汉代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场景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在一座画像石墓葬中刻画两三处乐舞百戏场景的情况较多,而东汉中晚期在一座墓葬中刻画多处乐舞百戏场景的现象大量出现。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占据大部分,在东汉中晚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继续发展的同时,不少大型画像石墓葬中出现了演员众多的综合性大型乐舞百戏场面。在汉代画像石上刻画乐舞百戏场景,有着表现墓主人生前宴乐生活、希望死后能像生前一样继续享受歌舞娱乐等生活和祈求升仙的目的,同时也是画像石墓葬系列图像完整叙事的需要。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在墓葬中所处位置、画面构成、艺术形象刻绘、艺术表现思想与方法等方面,体现了诸多共性特征和鲜明地域性特点。

唐代胡人都市生活研究——以唐朝陆海丝路出土出水的胡人舞筵图像文物为例

唐代胡人都市生活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意志的城市呈现,舞筵是唐代胡人跳舞专用毡毯,胡人舞筵孑存于唐代陆上丝路石窟壁画、墓葬壁画、碑石图案和海上丝路沉船瓷器纹饰中,是唐代胡人都市生活样态的缩影。长安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广州、扬州、洛阳、敦煌等之所以成为国际性城市,不仅与唐朝政府经营陆海丝绸之路密切相关,而且依靠胡汉融合、胡汉并存产生的文化力量和文明智慧,仰仗由多元文化构成、由共同意志凝聚、由共同生活方式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唐朝治理系统下,种族演化、部族归化、移民濡化得以完成,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夯实了根基,从而使人类文明的体验活动开始具有世界意义。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概论(续编)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包含典籍、散篇文章、杂记三个部分。经统计,其中音乐典籍有152种,散篇音乐文章有439篇,音乐杂记则散见于近50部笔记书中。该文采用目录学方法,介绍其中的散篇文章,将其分为乐制、乐事、乐论、乐律、乐器、乐曲歌辞、舞蹈杂伎、乐书、选举、墓志等十个大类。这项工作,同该文正编一样,旨在为进行隋唐五代音乐史研究建立基本条件。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论孙颖汉唐古典舞的乐舞意识

中国古代乐、舞不分,乐、舞、诗一体,这种历史文化影响至深。孙颖作为舞蹈界汉唐古典舞一派的创始人,力图从历史遗存中去继承和发展古代鲜活的舞蹈形象和文化精神。在孙颖的舞蹈作品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他对古代乐舞意识的传承与发展:舞蹈音乐体现出乐舞交融的叙事性与韵律性,舞蹈的诗化语言与古典意境又生动地体现出其形神兼备的诗性追求。孙颖的乐舞意识是他科学的继承观、发展观与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为中国古典舞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值得探讨的空间。

辽代乐舞文化资源开发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在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价值。对于辽代乐舞文化,本文通过介绍乐舞和乐器的基本情况、研究分析沈阳音乐学院所创古典舞《散乐图》的活动特点,以期为辽代乐舞文化资源开发提出几条可行的建议。

唐代和亲政策中的乐舞交流——以吐蕃为例

和亲政策在古时十分常见,至少在原始部落时期,人们已经能通过姻亲关系加强部落实力巩固统治了。由于这种政治性和利益性,各政治团体为了彰显国家实力以及显示友好的态度,“和亲”路上的嫁妆与聘礼实际上除了物质交流与置换之外还有思想的交流。吐蕃政权,作为古时青藏高原的主人,由于实力的强劲,唐王朝无论是使用怀柔政策还是武力方式,都一直与吐蕃保持着交流。纵观整个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交流,前后出现过两次和亲的情况,和亲公主分别是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唐王朝为两位公主准备了丰富的嫁妆,其中就包括“赐乐”,从而加强了两地的乐舞交流。

论汉唐之间宴乐舞蹈“独立”的趋势

在中国早期乐舞的发展过程中,宴乐和雅乐并存,但从汉到唐的这段时期,两者的分界有日益明晰的趋势。宴乐舞蹈朝着“独立完善的表演艺术”的方向发展,其审美价值被不断释放出来。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一趋势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印证:一是宴乐舞蹈命名方式的变化及相关术语的出现;二是宴乐舞蹈机构与人员的专业化;三是舞蹈批评的不断成熟。总体而言,宴乐舞蹈发展的“独立”趋势,反映了中国古代舞蹈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它与中国历史前半段中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抬头是相呼应的。

汉代百戏之角抵戏、乐舞杂戏服饰研究

汉代百戏包罗了众多的艺术表演形式,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为角抵戏和乐舞杂戏,但其服饰却是学界触及较少且常常被人遗忘的领域。以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为例,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文献史料结合文物史料比对分析,深入探讨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发展的社会背景、形制及其与汉人日常生活服饰的关系。研究表明:汉代角抵戏服饰与艺人的假形装扮密切相关,其形制特征为头戴假面,身着羽毛或兽皮材质,且与扮演的角色相得益彰,并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乐舞杂戏由日常生活中表演舞蹈、奏乐的艺人和滑稽的俳优组成,其服饰形制特征为交领右衽袍服、宽松裤子等汉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虽然不能对汉代百戏服饰包罗万象,但是从某种角度也突出了汉代百戏服饰的时代特色,并彰显了汉代百戏服饰与汉代社会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