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愿景与汉代西王母形象的经典塑造

汉代文献、画像石和铜镜铭文中记载了很多与西王母相关的文字和图像,尤其是丰富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对汉代西王母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西王母崇拜在汉代时期兴盛,西王母的神格在汉代民间经历了由普通神到至上神的变化。西王母崇拜的兴盛主要原因是人们对长生的热切渴望和西王母对人们生活中种种美好夙愿的庇佑。西王母形象的经典化形成及其永续流传具有重要的文学乃至文化史意义。

神话演变与民族文化交融研究——以西王母神话为例

神话是上古时期的人们用幻想形式观照和反映客观世界的产物,神话的演变往往与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有关。发轫于昆仑山脉的西王母神话起初代表的是羌戎部族的文化记忆,随着羌戎与中原民族交往的加深,其主人公西王母的形象发生改变。西王母神话的演变过程中渗透着羌戎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其和谐的精神内核对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解读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拉克伯里的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并对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拉克伯里对《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的各种新奇解说,直接影响到晚清民国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走向。国粹派对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真实性”的各种发挥,不断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增添了诸多错讹和混乱。

从榺花到华勝:首饰“胜”的工具起源考

华胜作为汉晋时期流行的首饰,是古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榺花与华胜的名物对应关系为据,结合两汉礼俗文化,论证了华胜起源于织机构件榺花,并基于西王母神话东传的文化背景,将华胜的成型时间推至两汉之际。在华胜的象征意义上,本文认为起源于榺花的华胜影响了西王母早期形象的塑造,两汉纺织技术的革新促进了西王母戴胜、持纴形象的变迁。

焰肩与羽翼:中亚与中原造像神性表现的异同与交流

肩生羽翼或火焰的形象在古希腊至东亚等地的文化遗存中广泛出现,尤其在贵霜帝国时期,较多出现于神像和重要人物的形象上,作为其神圣或特殊性身份的象征。相关图式的根源可能追溯到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等神像的制作传统,经由龟兹等地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影响到汉画中西王母等主神双肩产生弯月形羽翼,并可能最终在东西方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北朝至隋代的敦煌、云冈等石窟中佛像肩部出现火焰的情形。肩部生焰或生翼的装饰图像在不同文化和信仰间的交流和调适,是东西方多元文化和信仰之间交汇的结点,有着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天山天池西王母神话的发现、保护与传承

西王母是一位神秘而富于变化的女神,由西王母神话衍生而来的仙话、传说、故事源远流长、千姿百态。天山天池被认为是神话中的“瑶池”所在地,当地的西王母神话传说往往依托于此而得到演述和传承,承载了厚重的地方文化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组织了三次田野调查,在口头文本记录、文献发掘、文物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也通过学术研究、景区建设、教育普及等积极推进西王母神话传说的保护和传承。未来将继续积极反思、积累经验、不断改进,促进西王母神话传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西王母龙虎座造型源于西方考

西王母龙虎座是西南地区西王母图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型的主要特征为西王母端坐在龙虎连体神兽座上,这与中国北方发现的类似造型的其他神兽座相似,有着共同的渊源。这种两神兽胁侍一女神的图像题材在青铜时代晚期及铁器时代早期已流行于西亚的伊朗和高加索地区,稍晚时期流行于中亚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这些题材的内容及其传播的轨迹都与游牧民族密切相关;此外,西王母神兽座的造型与中国以西地区女神图像的一致性表明,这一造型可能与西方的女神崇拜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汉人至少在表现形式和神化手法上借用了西方的传统。

“车马出行——胡人”画像试探——兼谈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意义

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了许多胡人的形象,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需要将其放入所出现的场景中去考察。汉画像中的胡人经常出现在车马出行的场景中,可分为两类:一为胡人导引,一为胡汉交战。此类画像中车马出行的目的地是西方的西王母仙境。时人认为西王母在西域之西,居住于西域的西胡,一方面可以作为去往西方仙境的引导者,一方面又可以是阻碍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希望升仙路上能得到胡人的导引,一方面又希望打败阻碍的胡人,到达西王母仙境。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的许多胡人形象或许与此种对西方仙境的信仰有关。

汉代西王母图像与西方女神像之关系及其背景

本文通过对东西方早期和同时期的各种女神像较为全面地对比和细节观察,发现汉代西王母图像中不仅有西方某种女神像及其某些因素的影响,而且附会了来自多种女神像的多种因素。当时人认为西王母在西域之地,西域流行的各种女神信仰和女神像便有可能被附会到西王母的信仰和图像中。在汉代中西文化交流和西王母信仰的双重背景下,西王母图像与西方女神像产生了一次生动的互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还应该特别注意文化的嫁接和附会情况。

河西石窟阙形龛溯源刍议

阙形龛是汉地工匠对佛教艺术进行改造的一次尝试。由于西王母图像和佛教图像长期存在互动关系,是汉代工匠改造佛教艺术的出发点,因此如果追溯其源头,西王母图像成为此文讨论的切入点。通过对汉画中"西王母+双阙"模式和佛教艺术中"补处菩萨+阙形龛"模式的图像与意涵的比较、巴蜀与河西之间的交通以及河西地区天堂观念的考察,此文推断阙形龛的创意应该是来自四川地区汉画中的"西王母+双阙"模式。

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宗教意义

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较多表现在胡汉战争图、羽化升仙图以及一些早期的佛教图像中。它具有三重宗教意义:第一,胡汉战争图中的胡人从历史中真实的匈奴人变为墓主人升仙的障碍,象征了墓主升仙道路的艰辛;第二,汉画像中的一些羽人和仙人具有"胡状"外貌,证明了胡人与西王母仙境有关,代表了汉人对胡人的"异域想象";第三,在汉代佛教图像中,胡人出现在佛像身边,与其组成固定搭配。这既是对贵霜佛教艺术的效仿,又与处于西王母仙境的胡人有相似之处,表明了佛教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中同本土神仙、方术思想的杂糅。

汉画中的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崇拜

汉代西王母崇拜充分表现在汉砖、石、镜及摇钱神树上的西王母艺术图像中，其发展经过了“长寿之偶像”、“神的救赎”、“神的创世”3个阶段。汉代人所以崇信西王母，一是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即祈福成仙；二是基于精神的需要，即试图冲破制度的束缚以寻求情欲的满足和自身价值的实现。

青鸟、昆仑与长生不死:魏晋鸡首壶中的仙道崇拜

鸡首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常见的瓷壶,名称得自壶嘴流部的鸡首形装饰。鸡首壶的命名应源于人们的直观印象,但将其上的鸡首认定为鸡是错误的,此形象应为青鸟,壶亦当称为“青鸟壶”。鸡首壶这类器具在东晋时被称为“罂”,是一种酒器,但不在日常使用,它是一种陪葬明器。青鸟为王母崇拜、昆仑崇拜及长生不死的象征,酒是人神共享、阴阳交通的中介。青鸟与酒罂的组合构成了一套固定的语法结构。青鸟与酒以西王母为纽带,构建了长生不老的符号组合。

民族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女神命运的演变与地位没落

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女性神都具有十分显赫的地位。随着文明的演进,后天的道德规范、文化品格被超时空地投射到传说中的女性神身上,使远古的女神地位出现了集体没落现象,这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古代女性神命运的演变与地位的没落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神话的重组使女神丧失独立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从而使其命运发生逆转;仙道文化的滋生与渗入,使女性神纷纷由神界走向仙界,不仅导致神话内容变异,而且也改变了女性神的特质。

西王母神话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西方王母神话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其演变的轨迹。西王母神话人物 ,从西部狩猎部族“君长”的神职、文化内涵、神格特征及其传入中原以后的“神格易位”、神职重构等发生一系列变化 :她从原来部族首领到中原天帝的“神母”、“天后”;她严格控制神人之间不可逾越的“天规”,又眷恋人世间的生活 ;她既是主宰宇宙天体秩序的创世大神 ,又积极参与黄帝所从事的统一中原大业 ;她支持“反抗自然灾害的英雄”,又不许他们位居神界 ;她反对天人之间男女婚姻 ,又同情他们的遭遇 ,作一定的让步 ;如此等等。西王母本身的二元对立的神职、性格之间的矛盾统一性 ,反映了当时中原社会、经济、文化、信仰、观念等的特殊形态。

西王母住地名称辨析

关于西王母的住地名称,文献中有不同说法,有昆仑、玉山、龟山(蛇巫之山)、弇山(弇兹山、崦嵫山)、少广以及阴山等。这些说法都有同一语源,即“眼”的原始音。古人将日、月统称为眼,“眼”的原始音不断分化为日、月以及其他语音。西王母的原型是月亮,其最初神格是月神,所以她的住所名称都由“眼”这个词的原始语音发展而来。

晋唐时期西王母形象的世俗化趋势

晋唐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这是从先秦以来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果。主要表现于西王母的形象一改先秦两汉时期的怪异象形,开始具有更多的人情化因素,甚至于有了自己的感情寄托。这一变化趋势既与晋唐时期女性的自我解放密切相关,也与晋唐时期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极为一致,是古代农耕传统在价值观念上的折射。

汉画西王母配神图像“龙虎座”的原型分析

所谓的西王母打坐龙虎座图像,实际上不是什么打坐,只是表明了西王母与龙虎的一种关系而已。这就是视西王母为大母神,而左右的龙虎则象征着饮食男女的交合创世。这一图像形式直接来源于"太一.伏羲女娲交尾"图像模式,而其历史渊源则可追溯到濮阳西水坡所发现的蚌壳龙虎塑像。从美学的基本原理看,龙虎座源自于对称形式的艺术审美意识。

西王母神话西传蠡测

"昆仑"的地理方位古无定论,至今纷然。近现代学界有过一场昆仑与西王母"西来"的学术争论。而昆仑神话的西传,与著名的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早在先秦时期东西方因贸易而踏出了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陆路大通道,远程贸易、民族西迁等史实,都发生这条通道上。在长途跋涉中追逐财富利益、寻找部族生息地的过程中,昆仑神话的传播和接力式贸易一样,由从事商业贸易的民族在广阔的空间里传播。同时随着大夏人、月氏人、塞人及羌人等古代民族的陆续西迁,盛传在他们中间的昆仑神话也被逐渐带到了西域,出现了黄河发源于西域、昆仑也在西域的神话传说。而昆仑神话的主角——西王母也不断向西渐进,甚至传播到了更加遥远的西亚和欧洲大陆。

《山海经》西王母“戴胜”正解

有人将"戴胜"释为头戴干戈之类的兵刑之具,结论失当。文章结合"层累造史说"史学理论与"礼失求诸野"调查法则,立足《山海经》原典,对照卜辞金文、战国文字等古文字材料,对"戴胜"一词进行多角度详尽论证,觅其正解。诸多文献史料语料充分表明"戴胜"是"(西王母)头上长了一团隆起突出的息肉,形如‘■’状",与戴胜鸟首羽冠形相似,二义语源联系密切,具有鲜明的政治功用与宗教职能,从而破解了西王母之真相,为学界更好地研究《山海经》文本提供了翔实确凿的疑难词语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