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用字在语文辞书中的合理呈现问题

文章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分析归纳现代语文辞书对地名专用字及地名专用义和专用音择收所呈现出的特点;以当前几个热议地名用字为例,探讨地名用字定形定音应遵循的几项基本原则及其相互关系和前提条件,认为不宜单一性理解“名从主人”这一原则;同时还认为《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对地名用字的处理仍有改进完善的可提升空间;对民政部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地名规范字信息库》等措施,充满期待。

语言接触视角下察哈尔右翼后旗汉译蒙古语地名译音研究

以语言接触中的地名译音、借词研究等相关问题为切入点,整理察哈尔右翼后旗地名的具体情况。结合汉语字音演变轨迹、现代察哈尔右翼后旗汉语方言入声音节构词能力等语音特点,考察了包括根据汉译蒙古语地名译音差异初步判断汉语和蒙古语语言接触的程度以及察哈尔右翼后旗汉译蒙古语地名者整体保留“忽洞”一词的原因等在内的阴山地区察哈尔右翼后旗汉译蒙古语地名译音差异的语言学问题,尝试探讨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译蒙古语地名译音问题反映的阴山地区晋语语音的特点,从语言接触角度论述汉译蒙古语地名译音研究对丰富阴山地区晋语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汉译蒙古语地名调查研究对阴山地区汉语、蒙古语本体演变和发展研究的作用。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水系地名结构类型探析

水系地名指的是自然地理实体名中的一类,主要是地表系统中以江、河、水、湖、泉、溪、港、潭、湾等水文类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地名,本研究所指“水系地名”主要是江河之名。基于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中河流湖泊基本情况,取西南地区四个省级行政区(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重庆市)内流域面积达到50km2及以上,共计6480条河流名录作为基础数据,通过统计法、语言对比法对数据进行定量研究,从共时角度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水系地名结构类型展开分析,并得出其地名结构形式大致可分为“齐头式”“齐尾式”“混合式”和“附加式”四种,且同一语族内的地名结构类同的结论。

带“me^(33)”之白语地名及其来源考释

云南鹤庆一带的白语地名中,有一组带“me^(33)”的古白语地名。其中的白语“me^(33)”,汉语对译为“渼”或“美”。通过考察“me^(33)”和“渼”在白语和汉语中的含义,可将鹤庆带“me^(33)”的古白语地名与陕西鄠邑区带“渼”的一组古地名相对应。进而推断白语地名中的“me^(33)”与陕西关中地名中的“渼”为同源词,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语或氐羌语。

东莞市地名语言特征及文化内涵研究

东莞市作为岭南文化名城,具有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积淀。本文运用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以东莞市596个社区/村名为研究对象,以地名词语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为研究视角,探赜岭南文化名城东莞地名的语言特征与文化内涵。同时,对东莞地名规范化、俗名雅化等问题进行阐释、审思,希冀为岭南文化尤其是为岭南地名文化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并通过挖掘湾区人文历史,探寻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助推人文湾区建设,构建岭南文化命运共同体。

西双版纳傣语与崇左壮语地名对比及其特征文化研究

对西双版纳傣语地名与壮语地名的“通名”、命名法分类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其地名命名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其地名都会以当地地理环境、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思想情感等作为命名理据,存在描述类、记叙类、寓托类等命名法地名。研究发现傣语地名比壮语地名拥有更庞大数量的动植物、树木、矿产、水和农业的相关理据,这与傣族自身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及其文化密不可分,最后探讨地名背后折射出的文化差异和变化原因。

中国地图上应标注的藏南重要地名——巴昔卡

对藏南地名——"巴昔卡"进行了研究与考证。介绍了巴昔卡作为中国"雨都"和雅鲁藏布大峡谷末端的基本情况,并根据汉藏语系中的珞巴语的特点,将"巴昔卡"的珞巴语含义推测为"雅鲁藏布江边";强调了在《中国地图》上标注藏南地名点"巴昔卡"的重要性。

地名标准化与语言文字工作

地名标准化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角度 ,论述了地名标准化同语言文字工作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就地名审音定字、地名“单一罗马化”原则的遵循以及城镇建筑物名称管理等问题谈了个人看法 ,着重剖析了地名标牌不宜采用中英文对照标示的理由。

地名读音的社会语言学考察——以“丽水”的“丽”为例

地名异读的存在,既不利于人际交流,也不利于经济发展,亟待审定。我们以为,地名读音审定应该依据"历史语音"原则<"音义一致"原则<"社会发展"原则<"名从主人"原则。浙江丽水的"丽",《现代汉语词典》标注读"lí",经社会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却读"lì"。若依据前述四项原则,都应该审定读"lì"。

怒族地区民族语地名的结构类型及其文化意蕴——以云南省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为例

云南省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是怒族、傈僳族、白族、汉族等民族相互杂居的地区,地名是匹河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现以匹河怒族乡为例,主要来探析怒族地区地名的结构类型、认知特点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盐城地名的语言文化意蕴——以“某场”、“某总”、“某荡”为例

盐城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地名,这与该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古繁盛的煮盐业密切相关。通过剖析含"场"、"总"、"荡"等地名的语言和文化理据,揭示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既利于人们认识地名的民俗文化学价值,又利于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

高句丽语和满语的系属关系探析

高句丽人发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后迁居朝鲜半岛中段及其以北立国。从高丽史书《三国史记》的地名表来看,高句丽统治时期的朝鲜半岛中段及其以北,大量地名所包含的词汇语义同满—通古斯语及日本语相通,而和韩语关系相对疏远。因此它们很可能来自上古时期就已存在于东北腹地和朝鲜半岛北半部、占高句丽人口绝大多数的土著民族秽人的语言,而原居我国东北地区西部、后东迁与众多秽系部落融合的貊人可能是上古时期来自草原东部和辽西一带的原蒙古人。

从地名看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文化

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移民国家,澳大利亚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性特点。澳大利亚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其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的多元性。这些地名不仅是国家和地区的象征,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为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依据。文章主要从反映土著语言文化的描述性地名、唤起人们情感回忆的地名、反映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地名以及体现其他国家移民语言文化特色的地名入手,分析研究上述地名赋予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文化性。

怒苏语地名的结构及其文化意蕴

怒苏语地名不仅是怒苏人生活区域的地理名词,更是怒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本文以怒苏语地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怒苏语地名的命名方式、结构特征,认为怒苏语地名体现了匹河怒族先民的认知特点,而且蕴含了怒族内在的社会文化特征。

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的分类及其结构特点探析

地名是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语言及地理信息。从语言及地理角度分析古藏文吐蕃地名具有重要意义。吐蕃地名的类型有它独特的一面,同时还有其地名本身的结构属性及命名特点。在命名特点上,吐蕃地名不但表现客体的属性或特征,而且也包含着主观感情色彩等内容,使地名具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吐蕃地名不仅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而且与历史上藏民族及周边民族的活动和影响颇具关联,是一种人地关系的反映。

从壮语及壮语派生的文化遗产研究中探索壮族历史的悠久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壮学研究(二)

壮语是壮族的外在标记。壮语中蕴涵着丰富的壮族历史文化内容,与之相关的壮语地名、古壮字和壮族古籍是壮语派生的文化现象,也是壮族先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透过壮语及相关的文化现象,可以探索壮族历史的悠久性。要发掘整理和研究这些文化遗产,弘扬其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来指导。

清水江文书汉字记苗音苗语地名整理研究——以加池苗寨土地契约文书为例

《清水江文书·加池卷》是反映明清时期锦屏县加池苗寨经济社会和生产关系特有的产物。为了解决加池苗寨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存在的对苗语地名解读方面的困难,对部分加池卷契约文书的苗语地名进行了尝试性考察和研究。主要是用苗文给苗语地名进行了记音并用国际音标注明读音,在此基础上对这些苗语地名进行了尝试性考释。

试论傣族宗教对傣语地名命名的影响

傣族人民既信仰原始宗教,也信仰小乘佛教,在宗教信仰上形成了傣族信仰二元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对傣族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西双版纳傣语地名为例,论述了傣族宗教信仰对傣族地名命名的影响。并通过佛教地名蕴涵的意义变化得出佛教是从勐海县传入西双版纳,然后在其他地区进行传播的,这一结论也与傣族历史和傣族文献有关记载相吻合。

凉山彝语地名命名方式及文化内涵

凉山彝语地名大致按居民姓氏、历史缘由、神话传说、地形地貌等因素命名,其命名方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和风土人情息息相关,并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榕江水语地名及其翻译初探

地名是在某一地理实体活动的人命名的,榕江水语地名亦具有民族性。考察榕江水语地名及其翻译问题,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水语的相关变化规律与结构特点,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揭示藏于地名背后多彩繁杂的水族相关文化因子。本文从探讨榕江水语地名及其翻译出发,试图窥探榕江水族地区水语地名的基本面貌,并从中发现一些基本规律,从而考察水语地名的独特语言结构与翻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