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velling Muse Cathay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on Ezra Pound＇s Poetics＊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Ezra Pound＇s early poetics and his modemist poetry through a close research of the Eastern elements in the shaping process of his poetics 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his poetic thoughts on the American New Poetry Movemen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essence of Pound＇s early poe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Cathay （1915） and his translation of Cathay; then it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and Pound＇s creation; and finally it has given an analysis of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Pound absorbed different poetic concepts from all of them and transformed his poetry from the conventional Romanticism to the innovative Modemism. What Pound innovated in the poetry composi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f the new era wishes to shake off the banality and out-of-date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Pound changed a whole generation of poets and set a good example for those who desire to write in a new way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意义叙事的三重维度

新中国成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安定与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国式现代化走过了改革开放前的30年的初步探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以及新时代以来的全面深化发展阶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外生—学习型、后发—赶超型、渐进—继承型、整体—全面型鲜明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夙愿,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当代的实现,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1世纪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当代人类文明的困境和“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式方案。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儒家思想、道家哲学、古代诗词文化、中医文化、茶道文化、传统节日及传统手工艺等。新时代新阶段,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依然具备多元价值,充分认识并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不仅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方式,也是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有力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基于此,该文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提出了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能够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尊重,利用其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新时代持续焕发光芒。

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传播研究的路径反思

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的传播已有九十余年的历程,近年来,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整体逐渐呈现难以系统推进的趋势。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传播的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体量大,给诗学传播的言说路径带来了挑战;诗歌属性等重要观点的论争、传播史料考证以及史料的现代阐释等问题,亦引发研究路径的反思。首先,本体与现象内外结合的研究路径,反映了诗学传播研究的内外划分理念,尽管这种研究路径对诗歌文体要素的开掘还不足,但其对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可译性、如何译等问题中的文体要素的关注具有良好的开端作用。其次,诗学论争与广义式实证的研究路径,体现了对中国新诗西方传播基础理论层面和实证研究的重视,但是也难免会局限研究的问题域,束缚诗学规律的探寻。再次,史料爬梳与散点分析的研究路径,显示了基础性研究路径的基石作用,但是这种在起点上的徘徊也不免会限制研究主体的研究视域及路径思索。接续三种研究路径,进一步挖掘诗学传播与数智人文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智慧和潜力,探索既有诗学意蕴又有创新性的多元路径,或许能够破解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传播研究的困局,打开新的诗学研究空间。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路展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与民国文史研究转型

陆侃如、冯沅君写作《中国诗史》,深受民国学术风气熏染。其书在文献考据层面,认夏代以前为不可知,全盘接受了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在诗史架构层面,则颇自出手眼:把“诗”的范围扩充至多数韵文,论证各时代主流体裁如何环环衍生,使得叙述更加系统化;以白话、文言迭相起伏贯穿全史,但不与体裁更替强行牵合,使得叙述更加弹性化。这两层面表现,均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前者当时已遭遇挑战,后者却代表着新文化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方案,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诗创造》中木刻图像的“民主诗学”想象

诗人曹辛之主编的刊物《诗创造》在四十年代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民主的追求中,《诗创造》对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探索,要更为准确地把握刊物及编者的观念,必须回到历史材料中关注被忽略的副文本。《诗创造》的“民主诗学”观念通过木刻作品得以表现,它坚持人本主义,以“创造性”的劳动者木刻表现对文艺个性真实的追求,进而表现“美、爱与自由”的理想,期待以美的文艺重塑国民灵魂。区别于唯美主义者,具有宗教色彩的木刻表现了《诗创造》对现实生命的关怀,在“为人生”传统的影响下,《诗创造》收录了具有民间风味的木刻与诗歌,以求“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综合,实现“不同中求和谐”的民主诗学理想。

华裔作家哈金、裘小龙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之抒情传统

哈金和裘小龙作为华裔新移民作家代表分别因现实主义和侦探小说出名。两者小说皆有诗歌引录,具有中国古典小说“以诗抒情”的特点,注重创设诗意,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引录诗歌”“自创诗歌”“化诗入文”;二者以诗抒情区别主要在于宏观选材引录习惯和微观选词。在皆用清新意象制造诗的意境的同时,哈金倾向引录叙事类、写实性较强的诗歌,而裘小龙往往引录描写性、抒情性强的诗歌;在选词上,哈金一贯坚持语言简约性;裘小龙小说则善用押韵制造乐感,使用大量感官形容词,且其小说“诗”“文”相间模式高度程式化。可见,以哈金、裘小龙为代表的华裔英语作家虽然以英语为西方读者创作不同类型风格的小说,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再现了祖居国古典小说“诗文相间”的文体特征,彰显了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抒情传统。

“史料化转向”:新世纪新诗研究的“新发动”

在当今“史料热”的学科大背景下,加之新世纪新诗研究范式转变等问题的加持,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这一新范式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凸显,日益成为新世纪新诗研究的重要方式。新诗史料研究重视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其实践主要涵盖文本之内、文本之外、史料自身三种研究向度,涉及文献校读法、外部研究法、文献学方法三种研究方法。史料研究为当下沉闷的新诗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但其理论基础尚未成熟,故应以“新诗史料学”学科建设为契机,带动其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论新时代语境下中华优秀诗词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

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价值追求、崇高的品德追求以及强烈的人民情怀,是涵养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华优秀诗词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研究,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我国公民思想道德素养,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不断深化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具有深远意义。

融通文学传播场域内外的新诗研究——评析“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

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诗歌的传播与接受问题一直是创作者与学界关注的焦点。王泽龙教授主编的“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是一项针对中国现代诗歌传播和接受机制的深入学术探讨。该丛书回望百年中国新诗发展传播历程,以文体锚定新诗研究本位,以理论联通文学场域内外,以大文学史观洞悉历史语境,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概念话语体系。系列成果不仅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为当下诗歌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是新诗研究在传播接受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的成果。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日本因素影响的正负效应与中国新诗的主体超越

中国新诗在每个时段的话语建构中,均有日本因素的介入、规约和影响,这种介入、规约和影响使中国新诗拥有令人企羡的“高起点”,而且在前行途中总能适时地遇见补充马力和营养的“加油站”,一路上个性尽显,即常以簇新、先锐的姿态出现,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同世界诗歌潮流的接轨与融汇,宣显出喧腾纷繁的景观。然而,日本借镜对中国新诗也不乏负面效应,表现是中国新诗在吸收日本营养过程中功利性太强,浮躁气过重,常盲目“跟进”与仿效;“仰视”的接受态度和方式,遮蔽、扼制了主体意识,造成对日本因素一定程度的“误读”;过度倚重政治因素,常以感性压倒理性,以思想取代艺术。不过,因为有中国的民族精神、现实境况和艺术传统特质等因素压着阵脚,中国新诗在借鉴过程中总能保持独立个性与品格,对日本异质文化系统自觉消化,有所扬弃,以不同程度的“增殖”和“变异”,在“日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化日”。这启示后来者新诗只有开放方可获得与全球诗歌对话的权利,但在开放过程中必须注意使异域的艺术经验中国化。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机制论

诗人—新诗文本—初始读者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系统的原初结构。进入现代传媒空间后,中介改变了初始传播接受结构个人性传播特征,大众传媒使初始传播接受形态演化出复杂多样的运行结构,诗性价值的再生长性是其重要的传播接受机制;新诗传播接受运行方式可分为三大类型,具体形式包括报刊原发、媒体广告、读者评论、广场朗诵、跨语际翻译、结集出版、文学史著述以及诗人创作转化等,它们组构出百年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形态。新诗传播接受与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变动、文化转型尤其是人的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形成中国式运行机制与功能,传播者与接受者身份转换、层级性传播接受形态、通达与阻碍、跨时空语际性以及解构与建构等是其突出特征。发掘与阐释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机制,有助于深化认识新诗创作发展史和诗性生成史之规律。

开辟诗的“新大陆”——北美华文诗刊《新大陆》的诗场域建构与诗学探索及贡献

文学生活往往以期刊为中心。与《一行》等北美华文诗刊相比,北美《新大陆》诗刊在开拓北美华文诗歌发展中居功甚伟。第一,作为一个同仁期刊——北美洲唯一一个定期连续出版、创刊32年的华文现代诗期刊,《新大陆》开辟了华文诗歌的新疆域,以独特的文学生产场域的建构推进了北美华文诗歌的发展。第二,服膺现代主义,把中国台湾1960年代以来的现代诗艺术普及到了北美华文诗歌创作领域,提升了华文文学总体艺术质量。32年来登载1400余位现代诗人17000首现代诗。其中不乏一流诗人的不少一流经典。他们中的非马、洛夫、纪弦、严力、北塔的诗学高度才是北美华文文学的高度。第三,《新大陆》诗刊的华文诗人们,以其全球性主题的表现,促进了全球诗学内涵的丰富。第四,创作大量双语诗,并且汉诗与多语言诗歌互译,促进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海外传播。

莎拉·蒂斯黛尔诗歌创作论

莎拉·蒂斯黛尔是20世纪初美国诗坛独具风格的女诗人。她的诗歌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歌的“夜莺传统”,兼具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之特点。她所开创的“恋歌体”别具一格,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由于20世纪前期现代主义诗歌在美国兴起,蒂斯黛尔的声望很快被以庞德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遮蔽,她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位“被忽略的”诗人。蒂斯黛尔的诗歌在全世界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她对中国新诗发轫时期的诗人,特别是对胡适、闻一多等,都产生过显著的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对蒂斯黛尔诗歌的翻译很不系统,对其诗歌的研究更是近乎空白。本文试图以传记批评的视角全面探索蒂斯黛尔的诗歌创作生涯,兼论她对发轫期中国新诗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中国新时代的美国诗歌史研究与中国知识创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诗歌史研究的理论探索与编撰实践相互激发,推动了新时代美国诗歌史研究的新发展。本文从学术史和中美学术互鉴的视角总结新时代中国的美国诗歌史研究成果及其历史编纂观。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学者基于学术与政治互渗、中西互鉴与中国自主相结合的历史编纂观,在美国文学史框架下的诗歌史、诗歌专题史和诗歌专门史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美国诗歌史知识和话语,为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创建提供了注脚和范式。

新世纪新诗对“汉语性”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学界对于诗歌语言问题的探讨不绝如缕,但由于长期囿限于“语言工具论”的认知范畴而未能发现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时至20世纪90年代,郑敏、王光明、杨炼等诗人和学者虽然意识到“汉语性”的重要性,但他们对“汉语性”的提倡与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现实回应,学界对此亦鲜有关注。新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面对新诗“口语化”“散文化”愈益严重的趋势重新反思诗歌语言问题,他们将新诗与古典诗词进行对照时发现“汉语性”是古今诗词相通的一脉古典诗传统,并意识到“汉语性”乃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由此他们对新诗如何建构“汉语性”的系列方案进行探究,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汉语性”,既是新世纪新诗对“汉语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亦是其对新诗自身“汉语性”传统的新构,对于新诗的语言建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