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主权与绥边陲:新疆建省前中俄俄属安集延人交涉

新疆建省前,刘锦棠等新疆地方官员以俄属安集延人并非“真正俄人”为由,以国际法为法理依据,意图限制俄属安集延人在新疆的活动。此举得到清廷支持,由此引发中俄交涉。交涉初期,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解释条约,责备对方违约。随着中方转变交涉策略,争论焦点转向俄属安集延人是“中国叛逆”?还是“俄属安居之民”?在沙俄的强权下,清廷最终让步。俄属安集延人交涉源于沙俄对中国主权的侵蚀,刘锦棠及清政府的反应既是对沙俄侵略行径的反抗,更是以主权建设为主的积极的边疆治理,体现出转型时期边疆治理中内政、外交交织的复杂历史面相。此次交涉以国民归属及国家管辖权为焦点,清廷虽然妥协,但明确了国民管辖的主权原则,呈现了历史演进的方向。

曾纪泽使俄前心理演变——兼论其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

1880—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是曾纪泽外交事业的巅峰,其使俄前对遣使改约由畏懦缓议到坚定对俄开展交涉的心理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曾氏对俄之阴险及崇约丧权之严重性有了基本认识;其二,相较于崇厚交涉前后总署给予的宽泛告诫,曾氏使俄前收悉了总署对于谈判的具体谋划方案;其三,清廷“宽减”崇厚擅权之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俄间紧张关系,也缓解了曾氏与俄交涉的畏惧心理。在曾氏心理转化的同时,中俄伊犁交涉举措逐渐成型:确立“重界轻商”谈判方略;对总署关于使俄人事及出使职衔安排做出理性回应;力主和谈的同时积极备战。曾氏使俄前心理演变及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为中俄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试论外蒙“独立”后之中俄北京谈判

围绕外蒙"独立"之中俄交涉经历了中俄北京谈判和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双方签署了《中俄声明文件》、互换了《声明另件》。根据《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沙俄获得了操纵外蒙全部政治、经济的条约根据;中国虽然争得外蒙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虚名,然而,被剥夺了在自己领土——外蒙的几乎一切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