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功能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条件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功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重点关注。通过梳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发现新型城镇化面临少子老龄化与性别失衡的人口态势、日趋明显的家庭化迁移趋势、不断弱化的家庭功能、外部风险频发的宏观环境、严重滞后且情况复杂的中西部城镇化发展现状等挑战。将加强以家庭成员就业为代表的经济功能,以婚姻、生育、抚幼和养老为代表的非经济功能作为核心研究问题,提出包括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与态势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经济功能与生计转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非经济功能与家庭发展、县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策响应及成本测算与优化等重点内容在内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框架。未来研究新型城镇化应体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购房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生计韧性培育研究

培育购房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生计韧性,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行稳致远。文章通过R市田野调查发现,购房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作为庞大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中的“关键少数”,其城镇化进程中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5个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风险。其复合型生计风险是传统刚性治理模式强调补缺型应急治理,治理主体单一,实施粗放治理方式和户籍化属地管理综合作用结果。而韧性治理新模式倡导家庭发展型理念,强调多元主体分工协作治理,实施精细化治理,采用流出地与流入地双向共治新手段,从源头上强化购房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生计韧性。在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进程中,培育购房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生计韧性应由刚性治理向韧性治理范式转换。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自由及稳定迁移是一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其社会融合是落实我国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笔者以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社会融合的制度框架,并围绕农业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品的供给进行多维度的路径设计,力求多措并举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增强其城市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从而以实现人的融合为突破点,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影响与应对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急迫,任务也更为艰巨。未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发展,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10—2020年为快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2021—2034年为高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2035—2050年为高位发展阶段,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常态化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将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风险、养老服务需求等产生深远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和服务一体化。

基于户籍新政解构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路径的重构

户籍制度是市民化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和绕不开的门槛,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2014年7月30日,户籍改革新政的正式出台,将有利于消除传统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流动的负面影响,成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障。由此,通过对户籍新政的解构,围绕"规范有序、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配套"的推进机理,重构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路径。

从皮克迪新论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走向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提出了资本与社会公平的新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启示我们要妥善处理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高度重视绿色发展的国际趋势.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科学研究积累有限、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不协调、城镇规划建设缺乏地域文化特色等突出问题,未来新型城镇化要坚持质量提升的正确方向,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坚持城乡一体的政策目标,坚持绿色发展的国际趋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主力军,其城镇化的过程就是自身实现市民化的过程,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为实现市民化而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必然性,同时分析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阻碍及破解路径

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分析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指出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制度制约、城市进入门槛、社会融合、农村退出意愿等方面的阻碍。对此,依据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思路提出了明晰政府职责、多元主体协同参与、降低城市进入门槛、提升社会认同感和放开土地流转市场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破解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在消除各种刚性制度障碍的同时,也应着力推进城市社会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社会服务体制机制的创新,以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的多方面需求,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江苏省太仓市将"三社联动"机制引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服务之中,探索出了一条"以三社促服务,以协同带融合"的社区服务模式,运用制度先行、重点项目运作、专业服务导向等行动策略,在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质量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太仓的"三社联动"在实践中也存在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社会力量薄弱、服务内容和覆盖面过窄等一系列问题,有待创新和完善。

广西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中间过渡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能否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顺利实现市民化,对我国经济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文章通过深入研究分析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广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出现的户籍管理难、公共服务水平低、农民个人市民化转移成本费用过高和其文化素质低等问题,进而对推进广西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改革户籍管理、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制度和努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素质等方面提出对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贯彻落实十九大新发展理念、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选取2001—2018年成都市城镇化的相关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运用STATA统计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投资发展速度和比上年末增加的城镇从业人员数量对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最为显著,比上年末增加的常住人口数量和年末建筑企业数量的影响次之,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的影响较小。文章提出可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健全基础教育体制、加大就业技能培训等途径,有序加快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进程,全面提升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政府行为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博弈论视角

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工三个主体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与个人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博弈均衡解是不同的,博弈均衡(阻碍,阻碍,不成为市民)在我国长期占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缓慢的直接原因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工三个主体利益的不一致,根本原因却是财政分权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等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方式。

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的内核是人的城镇化,在人口大省、农业人口大省的情况下,本质上就是大量农民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城镇化.在一个整体工业化尚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现时城市经济社会承载力有限,农民进城纠结、彷徨,欲进不能.欲罢不休背景下推进城镇化,政府事实上面临着究竟向怎样的城市转移和怎样实现稳妥转移的严峻考量.一方面政府要积极作为,加快城镇化进程;一方面还要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遵循客观规律,让农民进城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在当前城镇化发展热中进行冷思考的问题,以利于科学推进城镇化,走一条有自己地域特色的、实实在在的城镇化发展的路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述评与展望

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文章在对国内外农民工市民化文献的整理、归纳和研究的基础上,就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力机制、相关制度变革、市民化意愿和城市融入进行了梳理,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就未来研究趋势提出建议。

青岛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成人教育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实质是农业转移人口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三方面的城市融入。目前,青岛市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进程加快,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受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应发展继续教育,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学历水平;增强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渠道;开展人文教育,提高农业转移人口人文素养;进行城市适应性教育,深化农业转移人口情感融入,以此推动青岛市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进程。

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及对策建议——以石家庄市为例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就地市民化视角测算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石家庄各县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总和及政府、企业、个人承担情况,对比近、远城区差异,估计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结果显示,2016—2020年近城区人均市民化公共成本为15.08~15.19万元;远城区人均市民化公共成本为8.92~10.35万元。最后提出推进石家庄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子女随迁决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6年北部湾城市群农业转移人口动态监察数据的分析

以2016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库中的北部湾城市群农业转移人口数据为基础,通过描述性统计及多项有序回归模型对农业转移人口子女随迁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结果表明:大多数的农业转移人口倾向于携带学龄前子女随迁,“父母+子女”流动趋势明显;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选择流入核心城市。北部湾城市群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化边境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完善就业培训、教育资源、廉租房供给、城乡医疗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河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约因素分析

河北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发展不平衡、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缺乏大城市和城市群、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不足等问题。同时农村“三权”价值的吸引、对农村家庭“根”的情感、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限制是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因素。为解决“半城镇化、半市民化”状态,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从增强城镇对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素质和城市生活适应能力,解除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后顾之忧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

新时期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内部引导机制研究

政府在诱制性制度变迁中起引导作用。随着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是一个必然趋势,为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提供了经济社会条件。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新时期。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政府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完善、经济补偿价格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保障的健全,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易成本,增加制度变迁的利润。新时期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农村内部引导机制主要有:以维护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丰富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以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为评估原则,提高承包地退出的经济补偿水平;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安全保证,构建农业转移人口承包地退出风险防范机制。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基于当前城镇化建设中“半城镇化”困境,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的内在困境;结合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理念、关系建构功能、资源整合优势以及政策影响角色等属性,探索社会工作服务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的多重空间;进一步阐释社会工作介入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探究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的创新型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