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编纂体系探析——以资料采择为中心

资料采择是文学史编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考察方面。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为研究对象分析可知,两部文学史在资料采择方面的相同点为代表作家作品的选择、丰富翔实的注文。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资料采择特点为基准,其不同之处在于对马恩哲学经典的摘录与阐发、冷门作家与女性作家群的出现。

新文科背景下文史哲融合的国学经典类课程改革——以兰州城市学院“国学经典导读”课程为例

新文科建设不仅是学科融合的理念,也是金课建设和课程改革的契机与动力。在新文科背景下,国学经典导读类的课程更易于打破专业壁垒,将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学科知识相融合,来夯实学生的国学功底。该课程改革聚焦新时代文科人才的培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课程思政的融入点,探讨了在课程内容方面如何讲解文本的文学元素、发掘其史学价值、解读其哲学内核,提出了更具体、更细化的教学内容模块,推进了传统文科课程在新时代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并初步实现了跨专业的成果推广。

以“福柯”作为方法:《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理念及反思

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颇具标志性意义的文学史著述。西方现代思想的理性化体现在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现代性的历史观强调运用科学理性发现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福柯反对“大写历史”的一元论、因果论与线性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非理性化、非中心化、非精英化,其考古学方法呈现历史的偶然性。该书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尤其是福柯理论的影响,编撰者在异质性空间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完成对文学史“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的书写,以谱系学方法探讨文学史的“来源”与“知识”,体现了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影响的文学史观念与实践。《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采用“星丛”式的编年体例,以时间序列构建历史脉络,以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书写方法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具有文学史观念革命及其体例实验的价值,其历史理念具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非对福柯理念的简单套用。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该文分析了当前应用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阐述了人才培养的新目标及人才培养的思路与举措。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索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型文史哲人才的培养模式。

新文学的“古典化”——沈紫曼与三十年代的南京文坛

沈祖棻在三十年代的南京曾以“紫曼”的笔名写作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显示着强烈的“古典化”的特征,这也是此时期南京新文坛的普遍特征。在文学观念上,“古典化”意味着新文学被转化为自律领域,进而与其文学革命时期的政治向度分离;在创作方法上,“古典化”将模仿当作首要创作技法;反映在文本风格上,“古典化”表现为文体与辞藻的新旧杂糅。“古典化”显著不同于文学革命时期关于文学政治性、原创性和素朴风格的想象,却是三十年代新文学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势,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新文学的实践。

滕代远有关红军长征报道文献述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创建人之一的滕代远拥有丰富的红军生活与战斗经历。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及有关著述中,滕代远对红军的建立与发展,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长征胜利进军的原因及意义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与介绍。与之有关文献内容流传于三十年代的海外及国统区,对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红军长征的影响产生了积极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海内外开展长征早期报道的记录,滕代远的有关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

民国时期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考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中的出版数据为研究样本,纵向梳理出版历程、横向描摹版图群像,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国日本文学类图书译介出版事业的发展脉络和活动轨迹,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变异与变通:《剑桥中国文学史》关于明代台阁体的书写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北美汉学家全面把握中国文学史的代表之作,代表了当代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北美汉学家深受西方学术传统和本国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以明代前期台阁体为研究对象时,在文本选择的眼光、思维系统、方法向度、学术体系、文学史观等诸多层面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研究范式。考察《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台阁体部分的叙史方式、研究特色及创见之处,反思与纠偏其在学理上的缺失与不足,有助于国内学界对“重写文学史”探索新的可能路径,促进全球学术对话。

当代旧体诗与文学史正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

"文学史正义"属文学史观范畴,作为对给定语境的文学史述的观念预设,它实是一种有方法论效应的导向性研究框架,当它设定了楔入文学史的价值视角,也就会衍生出史家甄别与评判相关作家、作品暨思潮的尺度,就有怎样的文学史编撰。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讨论本土语境的现代文学史观;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纵论当代文学史观;以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为典型,略论当代旧体诗创作与当代文学史述的重大关系,以及"文学史正义"对当代中国学界的启迪。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新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名称涵义之争已经构成了一段学术公案。该书为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讲义,其油印本中缝题名的迁变与厦大课程体系改革相关。事实上,鲁迅自题的"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其最为认可的讲义名称。回到鲁迅的用词语境,"古代"或指远古到东汉末年,或指上古至隋。鲁迅所用"汉文学"实际上指汉字书写的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之研究的兴起,促动了鲁迅"中国"意识的调整与文学史著作名称的变更。"中国文学史略"改作"汉文学史纲要"是带有开创性的文学史实践,却被长期忽视。

关于赛珍珠研究的几个有待深入的问题

赛珍珠研究还有几个有待深入的问题:1 关于赛珍珠可不可以写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可以从作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以及从作品的性质来决定。赛珍珠多次说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而她的作品大部分跟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她可以写入中国文学史。2 如何评价当年的西方传教活动及赛珍珠的传教士身份,总体上说,西方的传教活动对开启民智、加速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赛珍珠是一位真诚善良、热心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人。3 怎样评价赛珍珠的贡献,要看到她的"人桥"作用的特点本意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上,但重在对双方文化的匡正和建设上。4 要加强有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作为审美的、人性的及当下话语参与的文学史写作——读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汲取了近代人文思潮中的文学史观以及现代精神分析、文本批评和接受美学的成果,重视经典的解读,微观实证与宏观结论相结合,将文学史的审视与人性精神史的考察融汇一体,使文学史的写作既是对精神历史审美形态的严肃解读,又是对当下精神与审美话语的积极介入,体现了人文学者的求实学风与现实关怀精神,对于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提升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性都有启发意义。

阐释与反思: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写实

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等具代表性的文学史叙述为视点,考察并反思其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产生背景,以及内涵、特征、意义和代表性文本个案等诸方面问题的阐释与表达,从中获得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不同维度、不同观念和不同方法的多样启示。尽管这些阐释与表达尚有其局限性,但并不妨碍我们确证新写实小说经典化解读的由此开始,以及通过此来进一步把握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思想文化基本流向的企图。

都市中的忧郁与想象——论戴望舒的情感生活与诗歌创作

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生活观念导致了戴望舒婚姻爱情的失败,而情感生活的悲剧则使得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瞬间浮华的现代都市色彩和孤独忧郁的情感基质。在戴望舒的诗歌中,“丁香”与“蔷薇”、“夜”与“梦”是两组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前者是忧郁的爱情生活的象征,后者则是都市浮华中孤独的人生体验。

中国汉语伊斯兰教文学史的时空脉络与精神流变

中国汉语伊斯兰教文学史的脉络架构主要遵循三条线索:时间脉络是其显性主线,分为两代四段,两代即唐至清末的古代期和清末至今的现代期,四段即唐至明中期的发生发展期、明中晚期至清末的繁荣昌盛期、清末至民国的现代转型期、建国至今的当代延续期;空间脉络是其地图辅线,表现为东部与西部主要是西北地区的区域性差别与传播性互补;精神流变脉络是其深层隐线,逐次表现为从移植到本土化再到现代化的发展演变。

从“美国化”到“本土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展开,清华园里相应地出现了一股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感染时代精神的清华师生们,开始以犀利的眼光,反省清华教育中的"美国化",重新检讨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调和的校园思想氛围。深处其间的清华学子们,同时感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强烈影响,于是从批评学校忽略中文教育发端,而后扩展至呼吁学校加强国学教育,直到最后在多重因素的衡量之下,校方遂在清华改办大学之际,创立了旨在"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国学研究院。

山水兼得 情思双栖——马华新生代作家钟怡雯散文论

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作家钟怡雯一向被人视为“多面的夏娃”,她的散文山水兼得,情思双栖,其感受沟通着现实和神秘世界,其为人为文又从容出入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带着自己的种子四处漂泊”的身份认同,对平等、感恩的“相处”哲学的深刻感悟,灵动的诗化语言和小说架构的叙述融合而成的艺术世界,都使钟怡雯的散文足以代表华人新生代的创作追求。而她的创作也再一次提醒人们,文学史不能再用原先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代,不能再用原有的格局接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