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f the methodologies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legal history

The subject of the legal history belongs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of the law and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attribut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of the subject of the legal history, the reference of the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story is very important. The subject of the legal history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and 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last century display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the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The researcher of the legal history should focus on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 subjec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rough the innovative use of the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use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interpretation methods, re-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figures. With the aid of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methods of the multiple disciplines, further ope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legal history.

“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

中国目录学在经历了漫长的知识积累与经验总结后,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代学术转型之机,在充分继承传统目录学历史财富基础上,吸收西方目录学思想,完成了学科体系的理论化、系统化建构。本课题旨在对先秦至公元2000年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景式梳理,从“中国目录学史研究资料整理”及“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两个维度,按照“提出问题→梳理史料→分析史料→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开展研究:首先,提出中国目录学史重要理论问题,搭建中国目录学史研究框架;其次,全面展开中国目录学史研究资料收集,编撰《中国目录学年表新编》;最后,根据中国目录学史的历史分期,分阶段开展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拼死吃河豚”的饮食史意义

中国人食用河豚的庶民“拼死吃河豚”、士人“值得一死”试河豚、市民普及吃河豚历史三阶段性的观点;庶民一直是历史上河豚食用者的主体族群,兼有活命原始义和享受美味伴生义的两重意义。社会精英阶层的染指河豚基本不属于果腹需求,初期时段则主要是心理好奇、情感刺激和个性张扬需求,美味安慰是后期发展,并因之促成了市民普及吃河豚历史发展。对中国人食河豚中毒、防毒、解毒历史记录做了深入分析,指出症结历史局限的社会原因。

新中国的考古学发展与远古史撰述

考古发掘材料和研究成果,为建构中国远古史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国家各方面建设方兴未艾之际,中国考古学得以全面发展。考古学者在不断反思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内涵时,历史学者也表达出他们对考古材料价值、考古学作用、考古学与古史建构之关系等方面的认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撰述,开始使用考古学上的文化遗存及遗物来丰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叙述内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界对中国远古史的重建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可视为中国远古史撰述与考古学成果相结合的成功尝试。

新文化史学视域下的教师生活史研究

新文化史学是在批判与质疑新史学的呼声当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它强调将社会与文化看作一个整体,注重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化阐释。新文化史学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促进了教育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新文化史学注重研究范围的延伸、史料挖掘的拓展、叙事书写的表达、研究视角的下移以及文化建构的阐释。新文化史学在教师生活史研究中的价值表现在揭示教育的历史图景,解读教师的个体经验,探索教师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文化互动。新文化史学为教师生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研究者应拓宽教师生活史的研究范围,丰富教师生活史的史料来源,重视生活化叙事的语言表达,追溯教师生活史的文化意蕴。

新史料、新研究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建

随着学科的持续发展,大量出土乐器、音乐图像以及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佚籍等在内的出土文献,提供了前所未知的新史料,相关研究成果极大充实和丰富了古代音乐史的内容,为古代音乐史的重建准备了条件并带来了新的契机。就中国古代音乐史书写的现状来看,新史料、新研究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意义在于提供传世文献缺载的音乐史实,纠正文献记载的讹误,从而改写古代音乐史。古代音乐史重建的范式,包括对史料的重构和解读,音乐史个案研究与断代史、通史的统合,民间音乐史和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探索以及音乐考古音响资料的应用和阐释。

剧场建筑设计中的文化传承与现代创新--佛山粤剧文化园设计

文化传承与现代创新的交融与平衡始终是设计中未曾间断的脉络。不是简单的向历史致敬,也非张扬的展现夺目,希望设计新建部分就像是从历史建筑身体里迸发出的新生命,带来有戏剧感的强烈空间感受。厚重的历史与情感,要传承下去,需要具有现代意识和未来前瞻性,离不开时代因素与现代技术元素;以古为新,以科技赋能,不断创新。

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不断变革赋予了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从上古三代至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社会经历多次重大变革,并鲜明地表现为四个主要特征: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商品经济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以“民”的演变为基础和发展主线,经历了部族社会、豪民社会、富民社会、市民社会四个变革时代;以“乱”为表象,实质是“变”,是社会秩序的新整合,是走向“和谐”的必然过程;社会的整体变化,包括了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调整。中国传统社会每一重大变革,都伴随着儒学的复兴和发展。

葡萄酒的古文明世界、旧世界与新世界

根据现有考古证据和葡萄酒发展历史分析,认为葡萄酒的最初起源地在远东,包括中国、叙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等国家。葡萄酒由最初的起源地远东传入欧洲,再由欧洲传入东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包括中国等国家的远东地区是葡萄、葡萄酒的起源地,欧洲则是后起源中心,即栽培葡萄的后驯化与传播中心。根据这些分析结果,结合目前世界葡萄酒的格局,提出应将世界葡萄酒生产国分为古文明世界、旧世界和新世界,并认为中国是葡萄酒古文明世界的代表。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云梦秦简行政法文献新论

云梦秦简中 ,《为吏之道》是道德规范而非行政法文献 ,《语书》和《法律答问》中部分条文亦属行政法规 ,秦简中行政法规以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吏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 ,其规定具体、详密 ,主要涉及财务、经济、行政 ,并以地方政府与低级官吏为主要对象 ,以惩罚为主要手段 ,具有形式多样、诸法合体等特点 ,其条文可按《周礼》中的治典、教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分为 5类。云梦秦简并非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法律文书。

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

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1926年就提出了“四个打破”,这是对传统古史观决裂的宣言书。中国史学研究正是由此而进入了“疑古时代”。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新意。其实在于“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具体地说,是要把黄帝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为此,才提出所谓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为《五帝德》、《帝系姓》等古籍翻案。实际上,无论是不断积累的考古实物资料,还是地下出土的简牍资料,都不断证明“四个打破”是中国古史研究应该坚持的正确方向,《帝系姓》和《五帝德》这样的作品,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翻案的前景。所以我们根本无须走出疑古时代,而应该在信古时代寿终正寝后,还要继续坚持疑古、释古并重的方针,来重建真实的中国古史。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新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名称涵义之争已经构成了一段学术公案。该书为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讲义,其油印本中缝题名的迁变与厦大课程体系改革相关。事实上,鲁迅自题的"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其最为认可的讲义名称。回到鲁迅的用词语境,"古代"或指远古到东汉末年,或指上古至隋。鲁迅所用"汉文学"实际上指汉字书写的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之研究的兴起,促动了鲁迅"中国"意识的调整与文学史著作名称的变更。"中国文学史略"改作"汉文学史纲要"是带有开创性的文学史实践,却被长期忽视。

温故而知新:中国古典教育精神的奠基

孔子“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语针对师者而言,孔子以此为师道立万世之法。自温故而言,“故”源自“六艺”为主的贵族教育,孔子将其开拓为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教育体系,涵盖了古代经典、语文与历史的世界,形成了中国古典教育的基本内容;“温”体现出中国古典教育涵泳自得的方法与注重生命体验的情感特点。自知新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自礼归仁”的思想转型为核心,将周代贵族文化转化为面向普通大众的文教体系。他们通过经典新诠、语文新解、古史新义等方式,开启了中国古典教育的创造性路径。“温故而知新”是中国古典教育的奠基,塑造了古典教育凝聚传统、开启新知、深入生命的基本精神,具有重要的现代启示。

干宝的《周易》古史观

《周易》研究史上有古史证经一派，四库馆臣以为起自宋代。其实晋代的干宝已经系统地以商末周初的史实释《易》。干宝以古史注《易》，其思想渊源和学术渊源因为马王堆帛书《要》的发现和释读而变得十分清晰。孔子开创了儒门易传统，干宝正是承习儒门易余绪，转而在易学研究史上开创了古史注《易》的全新一派。本文还就干宝的圣人古史观和周初兴盛论探讨了干宝的《周易》古史观。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与“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经典阐释中的疑古精神

回到上下文语境进行分析,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立论根据是认为《武成》"血之流杵"的记载不可靠,而此判断的根据则是"武王至仁"的先行观念。不惟《武成》篇,孟子以先行儒家观念来解释《诗》《书》是其释义学最重要的特点,其根本旨趣在于宣扬儒家思想,至于解说是否符合文本原意反而变得次要,当先行观念与文本记载发生剧烈冲突时,疑《书》思想的产生就成了逻辑上的必然。孟子是最早质疑经典的思想家,其思想在中国经典释义学史上影响深远。

阐释与反思: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写实

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等具代表性的文学史叙述为视点,考察并反思其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产生背景,以及内涵、特征、意义和代表性文本个案等诸方面问题的阐释与表达,从中获得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不同维度、不同观念和不同方法的多样启示。尽管这些阐释与表达尚有其局限性,但并不妨碍我们确证新写实小说经典化解读的由此开始,以及通过此来进一步把握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思想文化基本流向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