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路径

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指引、规范依据和发展空间。当前,高职院校治理尚存在体制机制建设有待完善、治理制度建设不够健全、民主协商程度有待提高、监督执纪功能不够突出、治理文化建设有所欠缺等问题,可从优化治理体制、健全治理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强化执纪力度、重视治理文化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水平,推动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困境与出路——基于新《职业教育法》修订内容的研究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正处于从“层次化”向“类型化”转型的关键节点。新《职业教育法》在明确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强化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以及细分各部门管理职责方面呈现出多维价值。立足于此,解析新《职业教育法》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驱动逻辑,发现新《职业教育法》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面临的延展性、深入性、上升性多层困境。进一步探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出路,并提出破除普职融通困阻,打造普职教育横纵贯通体系;打破校企合作壁垒,构建以实训为主的教育培训机制;消除学历层次瓶颈,建设以职教高考为核心的学生上升通道。

中瑞《职业教育法》修订的比较研究

2022年新《职业教育法》的发布开启了高质量建设职业教育体系的新篇。瑞士作为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其职教法的修订与我国职教法的修订有着共同的规律,对我国职教法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两方面挖掘两国职业教育法修订的动因,并对两国职教法就职业教育内涵完善、办学方式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比较,进而总结出两国职教法修订的共同规律,包括注重政府主导推进,确保职业教育平等地位;统筹多元力量办学,强化企业力量深度参与;持续新增中微条款,推进制度体系精细设计等。

《职业教育法》修订的逻辑与价值研究

《职业教育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20多年时间已经过去,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与面临的挑战已与上世纪末大不相同,修法迫在眉睫。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地方开展广泛创新探索以及国家政策文件支持等,为职业教育修法提供前提条件、经验样本及政策依据。《职业教育法》的修订遵循一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其价值表征为在统筹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的基础上培养新时代高技能人才,为加快建设技能型社会、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强劲的法律保障。

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的思考

在当前经济社会格局变动和职业教育变革的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迎来了自1996年颁布后的首次大修并于2022年5月得以施行。通过对新职教法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新职教法在延续1996年职教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了党对职业教育的领导、凸显了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方向、丰富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内涵和服务内容、完善了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理顺了现代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激发了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夯实了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和保障、回应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焦点问题,这些顺应时代发展的突破必将有力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进而迈向技能型社会的构建。

《职业教育法》修订要处理好九大关系

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是我国教育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职业教育法》修订过程中,需要把握职业教育与国家发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技能教育与知识教育、升学与就业、学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教师的理论能力与实践能力、教育部门与人社部门、经费的政府责任与社会家庭分担、学校与行业企业九种关系,使《职业教育法》的修订符合法治精神、治理理念和教育规律。

新《民促法》背景下政府对民办园的有效治理——基于对学前教育市场功用与限度的分析

学前教育的本质属性表明政府提供并不是学前教育公益性的内在规定性,学前教育供给的市场介入和市场机制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这就注定了学前教育市场与生俱来的内在限度。新《民促法》背景下,我国的学前教育市场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期和重大转折期。当下,政府对民办园的分类管理和扶持须着眼于学前教育市场的功用和限度,从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学前教育,加强民办园的质量监管和弥补市场失灵三个方面入手,在积极推进民办园分类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关注扩大有质量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最大限度实现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民办园的社会效益。

新《职业教育法》的修法价值、执行路径与成效表征

《职业教育法》完成施行26年来首次大修,是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工作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守正创新的科学性和直面问题的现实性等特点,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入理解此次修订的价值所在,理清新《职业教育法》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关键领域的执行路径,从政府、社会、学校、学生、公众等不同利益相关主体角度表征施行成效,将有力推动新法更好地服务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

职业教育背景下新建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新建本科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是提升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能力的重要机制。新建本科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结构存在法学教育功能定位异化现象、系统性法学教育体系链条断裂现象、法学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知识组成结构和师资队伍创新结构不合理现象。因此,要建立动态的专业结构长效机制,强化教师的法律职业责任,提升融合发展的法学系统解决方案能力。

多元办学体制改革:对《职教法》修订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称《职教法》)1996年颁布并施行。该法对中国现阶段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做了描述和规定,集中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在办学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实践和认识成果。它有力地规范、指导了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发展的重大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明确将修订《职教法》作为本届人大立法重点工作之一。《职教法》的补充、完善,势在必行。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的理性审视与修法建议

1996年,新中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出台。时隔25年,2021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首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审议程序。本次修法草案强化了党的领导、明确了类型定位、突出了体系建设、完善了保障条件。但宏观上还存在管理体制、修法机制、配套制度、法律刚性等四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微观上看,还存在很多细节问题需要调整。具体归纳为四类问题:一是理念上法律定位不够准确;二是逻辑上整体思路不够清晰;三是内容上重大制度不够明确;四是形式上法条表述不够严谨。提出四条修法建议:一是确立修法机制,明确修法周期,提高修法效率;二是建议分级立法,压缩法律条文,统一概念提法;三是完善法律体系,注重衔接互通,配套逐步完善;四是强化执法意识,体现法律刚性,加强执法力度。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实施背景下“两童”教育问题的研究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于2006年9月1日开始实施,深入领会其精神,解决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当前基础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结合新修订义务教育法,探讨如何解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社会工程学说视野下对我国《职业教育法》修订的反思

我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已有20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该法已不能很好地诠释法律关系,必须重新修订。自2008年进入修订议程后至今已有8年,由于种种原因,新的职业教育法迟迟难以推出。因而,新的职业教育法的出台已经成为一项非常紧迫且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并重的任务。反思修法进程,其种种争议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超越原有理论框架。要想突破职业教育法修订困境,就应该探索新的理论视角,审视、解读实践问题,并提出法的进一步修订建议。

法律与标准关系视域下修订《职业教育法》的若干思考

法律和标准是职业教育稳步发展的保障。法律为职业教育实践设定基本框架和底线要求,是职业教育全过程的制度保障;标准为职业教育活动提供具体规则和规范引领,是职业教育各环节的质量规范。依据法律与标准的互动协同关系,结合我国职业教育法治化和标准化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得出结论:只有坚持标准必须入法、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是重点、教师能力标准是关键、教育标准与职业标准依法衔接、依法监督和评估教育标准五项原则,才能提高我国《职业教育法》的立法质量,切实增强法律和标准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合力。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再完善的若干思考——基于对2010-2020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分析

对2010-2020年间有关职业教育立法研究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和文本分析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法相关研究总体上处于探索阶段,发文数量较少、研究方法较单一、研究群体相对分散、文献质量仍有待提升、相关研究受政策影响较强。文献研究主要聚焦于现行《职业教育法》重要内容缺失、立法设计缺陷以及国外立法经验等领域。2019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但在部分具体内容及可操作性方面还有完善的空间。建议适时推出国家层面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切实贯通职业教育体系内及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流动与衔接,完善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相关制度,完善监督评价机制为校企合作实施提供更强保障,持续改进立法技术促进修法质量提升。

“法法衔接”视域下《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的分析与建议

在"法法衔接"理论的审视下,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时代内涵和发展规律,提出《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需要从立法根据、调整范围、违法责任3个维度进一步修订完善。在立法根据上,须与上位法律紧密衔接,力求立法的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精准、严整;在调整范围上,须与相关教育法合理衔接,对相关法律之间的调整范围作出较为清晰的划分;在违法责任上,主要是要与行政处罚法有机统一。这样才能确保职业教育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协调一致、功能互补、整体最优,以便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法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规范作用和指引价值。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发展与改革的呼唤

修订《职业教育法》是我国职业教育法治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不仅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体现,更是解决改革发展难题、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重要体现,深深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烙印。总的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三次将《职业教育法》修订列入五年立法规划,即:2008年、2013年和2018年,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职业教育法》修订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修订历程反反复复、曲曲折折,耗时之长在国内修法史上少见,但作为立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是对其生命的延续和再造。系统回顾和梳理《职业教育法》修订过程,详细挖掘、记录与剖析《职业教育法》修订的重要时间节点、重要事件、重要活动、重要组织机构、重要观点等,提出修订《职业教育法》是解决改革发展难题、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重要体现,深深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烙印。

职业生涯教育逻辑阐解:基于新修订职业教育法

适逢2022年5月新修订职业教育法的颁布,职业生涯教育进入法治化轨道,但从法治层面达至具体实施层面,尚需对其进行适切的学理解释与学科化呈现。据此,在揭示其要点的基础上,通过阐解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与职业规划等基本环节与内容,明确了体现普职融通理念、秉持生涯发展取向、贯彻产教融合宗旨、契合技能型社会构建要求等基本特征与内在意蕴,进而通过对其本土性、学科性、复杂性与体系性等问题的思考,试图为职业生涯教育的实施提供有效的参照。

新《职业教育法》视域下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内涵及改进策略研究

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的重要职能。新《职业教育法》颁布后,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在服务内容、服务主体、服务形式等方面都将产生新变化。高职院校要主动适应新《职业教育法》,探究其社会服务新内涵,落实社会服务新要求。通过全面宣传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完善社会服务制度,以多种模式推动校企深度互动,优化社会服务体系,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社会服务活力,开展高质量、多样化的继续教育,持续改进社会服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内容的理性反思

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的定位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方位,应站在职业教育新的历史方位上来进行《职业教育法》修订的顶层设计。从教育立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来审视,重构《职业教育法》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功能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立法需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突出类型教育的法律地位、建立职业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是《职业教育法》修订的立法基础;为职业教育的现代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和解决执行及监督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职业教育法》修订的立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