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新见唐朝墓志》校读三题

刊布新碑志材料,准确释文是关键,尤其要解决好残泐字、讹俗字、理据未明字等疑难文字问题。《陕西新见唐朝墓志》著录近年陕西关中地区新见唐志223通,图、文对应,整理质量较高。但文字缺误现象依然存在,考补可识而未释文字5条,校正误释文字4条,纠正志石误刻文字3条。此项工作旨在尽可能还原志铭本来面貌,以便有效发挥这批新资料应有的学术和研究价值,更好服务于地方文化及相关文史研究。

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写作年代考

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目前有元和二年至六年翰林制诰和长庆元年中书制诰两种观点。制文收入白集翰林制诰中,中书制诰说显然难以成立。依据新出土《李[曾羽]夫人韦氏墓志》《李[曾羽]玄堂记》等七方石刻文献,印证传世史料,可知李[曾羽]元和八年春由金州刺史入为虞部郎中,制文内容基本属实,制文即作于此时。此制并非存疑之作,而当为白居易出翰林院后的拟制。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大动乱时期的士庶遭际与记忆——基于涉及安史之乱出土唐人墓志的分析

大量出土唐人墓志等石刻文献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对安史之乱的经历与回忆,以"当事人"的身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不少墓志回忆为正史文献所阙略,可与传世文献记载互为印证,如对安史动乱前唐朝社会繁荣富庶的回忆、安史起兵的动员宣传和叛军控制区的社会心态,大量唐朝官员的"从逆"及伪饰,安史"僭伪"年号的使用,战乱中士人科举梦的幻灭和普通士庶家庭的遭际等。墓志中所反映出的诸多普通士庶的经历和个人化叙事一定意义上可以丰富和深化对这场大动乱的认识。

《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史料评述

近代以来,洛阳一带出土了数量空前的汉唐碑志,并陆续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齐运通先生多年来广泛收集散落民间的墓志,选取精品,编为《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一书。该书凡收墓志444件,其中以唐代最多,共371件。该书所收唐代墓志有几点特征:一、收入唐代正史有传的几位重要人物的墓志,可补充、纠正正史,如王宰、狄兼谟、崔郸等墓志;二、该书涉及唐代政治史的文献极其丰富,如李克用代北起兵时间、安禄山叛乱时的自身定位、王朝称指表达等;三、该书墓志包含有许多关于家族、婚姻、妇女等问题的珍贵记录,其中许多唐初显宦家族后人的墓志,留下了各自发展繁衍的记录;四、借助该书,可以发掘众多当时颇有文名而后世不显甚至湮没无闻的文士;五、保存了诸多书家的作品以及家世史料。该书中值得学者关注的地方很多,堪称七朝历史研究尤其是唐史研究的史料新渊薮。

陈鸿《常府君夫人河东柳氏墓志》考辨

《陕西新见唐朝墓志》所录陈鸿《唐故京兆府三原县令常府君夫人河东柳氏墓志并序》一文,在目录中误题为《常无为妻柳氏墓志》。代宗、德宗时期宰相常衮之父常无为曾任三原县丞,开元二十四年(736)卒,妻张氏,三子偕、衮、裒,故与此墓志所载相关内容全不相合。《河东柳氏墓志》的作者陈鸿即白居易友人、《长恨传》的作者中唐陈鸿。墓志载“三原县令常府君”是陈鸿的伯舅,而陈鸿少长于外家,长庆(821-824)年间任池州刺史,俱是以往所未见的材料。墓志又载河东柳氏三代父祖任官、名讳,亦是有关河东柳氏的新材料。

唐代山西刺史校补——以《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系列为中心

新出墓志中多有郁贤皓及其《唐刺史考全编》所未及见者,利用新出墓志校补《唐刺史考全编》亦是完善唐代刺史谱系的主要手段。文章以《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三编》为中心,对《唐刺史考全编》所收河东道刺史进行校补,以期进一步完善河东道刺史谱系。

再论北魏“魂人”及其对应礼俗的存在——对顾春军先生驳“‘魂人’说”的反驳

笔者曾推断"魂人"一词及其对应礼俗在北魏的存在,认为"魂人"是被用以象征死者神灵或作为死者灵魂依托的人,其对应的礼俗,延续于北魏初期的皇室与民间。顾春军先生对"‘魂人’说"所作驳论,存在逻辑悖谬、错解史实等问题,其结论不成立。两方北朝墓志中"神元皇帝魂人"与"昭成皇帝尸"的对应,使《魏书·高允传》关于"魂人"民俗的记述再不是孤证。而山西大同新出土的北魏残碑之上赫然出现的"魂人乘马车"字句,为"‘魂人’说"再添有力新证。

《沧州出土墓志》南北朝至隋唐部分录文校正

《沧州出土墓志》对沧州境内出土的墓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整理,是反映沧州历史文化以及进行俗字研究的重要资料,但该书在录文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对《沧州出土墓志》中所收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墓志录文试作校正,可增强其准确性,提高其参考价值。

新出墓志与唐代沙州刺史汤允献疑

洛阳新出汤贲墓志中记载其曾祖汤允为沙州刺史一事,根据汤贲本人的生卒年月,以及汤贲子嗣墓志所提供的相对代际,可以推测汤允为沙州刺史的时间大致在武后时期至开元时期。根据现有沙州刺史的资料,及唐代刺史任期、转迁频率之规律,汤允最有可能在长安四年至景龙四年中担任沙州刺史。又根据传世文献中所载汤嘉惠之生平履历与汤允比对,以及二人名字训诂的契合,可以推测唐代河西节度使汤嘉惠可能即汤允其人。汤允官沙州刺史这一关键信息,与汤嘉惠的生平和官历正好衔接在一起,对于重新认识汤嘉惠在经营安西、北庭地区的经历有重要意义。

《洛阳新获墓志续编》唐代墓志释文举误

《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收录洛阳等地征集的新近出土墓志304方,其中唐代258方,其对唐代历史、艺术、思想及文化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然发现释文存在诸多可商之处,结合拓本进行全面校勘,并对原书产生误释的原因进行归纳和分类,期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

唐墓志典故辨正举隅

唐代墓志作为具有史传性质的出土文献,其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典故是唐墓志文献中重要的文化现象。但由于各种原因,典故常被误判误释。文章略举数例进行辨正,力图揭示其释读规律,以期有裨于碑志文献以及其它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校正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的出版为石刻研究提供了一批新材料。该书录文较为准确,但仍存在俗字误释、俗字未释、残字缺录、残字误录、标点不当等问题。以下将列举20例分别加以校正。

出土墓志所见晚唐翰林学士崔凝考

崔凝是晚唐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限于文献资料有限,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等对其生平考证颇多阙漏。立足新出土的《崔凝墓志》,可较为详细地考证崔凝的科第仕宦事迹,弥补傅璇琮先生考证之不足。崔凝是晚唐政局中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对当时科举生态有重要影响,全面、深入地考证其生平,对我们认识晚唐科举生态亦具有一定意义。

柳宗元《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觐省序》系年考辨——以新出唐代墓志为中心

《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觐省序》是柳宗元的散文名篇。宋代注家多以为“班孝廉”为班肃、序作于贞元十七年(801年)。此说虽为学界普遍接受,但与两《唐书》《元和姓纂》等传世文献记载龃龉。岑仲勉认为,“非《姓纂》错乱,即集注有误”。通过近年新出班愻等12方唐代墓志考察,并无证据证明《姓纂》错乱,误者实为集注。“班孝廉”之父非班宏,“班孝廉”非班肃,《送夔州班使君》诗中“班使君”也非班肃之子班震,而当为班愻。根据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卒年及“班孝廉”之父节制东川时间等推断,此序当作于贞元十四年(798年)或贞元十五年(799年)春。同时,补正《唐刺史考全编》两则。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

20世纪至今的百余年中,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的相关问题曾引起学界不断争论,形成多方关注的一大热点和难点。考察、梳理百年研究史和考古发现可知,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当即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所在地。与此相关,所谓的"两碎叶"、"四碎叶"说则因解读史料粗疏、对当时政治军事状态缺乏深入了解以及忽略新出土文献等而不足取信。至于安西四镇的设置与废弃,大致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六置六弃等四种观点。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镇初置的时间、初置四镇中先有焉耆还是先有碎叶、调露元年是否收复四镇、垂拱中之"拔"四镇及其失载原因、安西四镇最后失陷的时间等六大方面。重新梳理文献记载,将能够认定的、大致可认定的与有争议的弃置年代分三个层面加以排比考辨,可以认定安西四镇之初置当为贞观二十二年,其间凡五置五弃;四镇中先有焉耆,后有碎叶,此两镇在调露元年、开元七年曾发生两度交替。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题

出土唐人墓志保留着唐代珍贵的经济地理信息。由于唐人仕宦空间跨越性大、调任频繁,其墓志中往往会记述生前多个任职地的地方社会信息,经济地理信息就是其中之一。就唐代南方社会而言,出土唐人墓志留下了较多的南方地区的经济资源、经济开发的记录,同时,也披露了经济领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唐人墓志也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唐代北方地区的山地经济、都会城市的商品经济特点,此外,墓志还折射出了唐代北方社会经济下降、衰退的某些迹象。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出土唐人墓志所涉唐代交通地理考述

出土唐人墓志对唐代交通地理研究的意义而言,一是通过志主馆驿任职信息,可从个案角度反映唐代驿道交通繁荣的实际状况;二是披露了一些史籍失载的馆驿地名,这些地名结合文献考证多能坐实,可补史之阙载;三是一些志主亲身经历了漕运新道的开拓,也从出土石刻文献角度披露了盛唐、中唐时期国都长安面临的漕运紧张及其曾经的解决途经;四是墓志所见相关资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晚唐馆驿制度实际运作及其变迁;同时也披露了中晚唐馆驿管理的废坏与驿道交通的安全问题;五是新出土唐人墓志提供了一批有关唐代海上交通的珍贵资料,有助于加深对唐朝海交史具体情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