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hodology to determine regional water demand for instream flow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order to realistically refl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gional water demand for instream flow and river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as well as to resolve the problem that water demand may be counted repeatedly, a concept of regional water demand for minimum instream flow have been developed. The concept was used in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river functions and calculating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for a river. The Yellow River watershed was used to validate the calculation methodology for regional water demand. CaIc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ater demands among the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gional water demand at the downstream of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largest about 14.893 × 10^9 m^3/a. The regional water demand of upstream, Lanzhou-Hekou section is the smallest about -5.012 × 10^9 m^3/a. The total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23.06 × 10^9 m^3/a, about the 39% of surface water resources of the water resources should not exceed 61%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Yellow River Basin. That means the maximum available surface The regional river ecological water demands at the Lower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Longyangxia-Lanzhou Section exceed the surface water resources produced in its region and need to be supplemented from other regions through the water rational planning of watershed water resources. These results provides technical basis for rational plan of water resourc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城市-产业协同演进研究

为考察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城市-产业协同的动态演进及其地区差异和来源,基于2016—2020年黄河流域76个主要地级市数据,采用协同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处于初级、中级和良好协同的城市数量分别为30个、33个和13个。各城市协同度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城市间绝对差异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除呼包鄂榆城市群外,其他六大城市群协同度绝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黄河上游和下游内部差异呈下降趋势,中游内部差异呈上升趋势;上游和中游间差异最大,且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上游和下游间差异逐渐缩小。呼包鄂榆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小,关中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大;关中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群间差异最小,晋中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群间差异最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要素协同、区域协同,发挥各地区动态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创新性的潜能和动力。黄河流域在发展中长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创新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探讨和明晰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区域发展的影响,对该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1—2020年黄河流域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对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及其区域差异进行研究,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其收敛性。结果表明: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行动的推动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且呈现下、中、上游梯度递减规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差异呈缩小的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黄河流域整体以及上、中、下游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黄河流域9省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研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对实现黄河流域9省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运用Eviews 10.0软件检验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关系,探讨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1)黄河流域9省区环境污染指数整体变化曲线呈现先升后降特征,青海、宁夏、甘肃、河南和山东5省区的环境污染指数变化曲线呈现倒“U”型,四川、内蒙古、陕西和山西4省区的环境污染指数变化曲线呈现倒“N”型;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除青海和内蒙古外的7省区的产业结构格局由“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青海和内蒙古的产业结构格局稳定在“三二一”。(2)黄河流域9省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差异显著。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5省区经济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山西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不显著;河南和山东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青海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作用和影响较小。(3)黄河流域9省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曲线均呈倒“N”型,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的演变趋势不同,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状况改善得并不明显;青海、宁夏、甘肃、河南和山东5省区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环境污染,四川、内蒙古、陕西和山西4省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加剧了环境污染。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加大治污投入等,有利于实现黄河流域9省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的黄河流域贸易隐含碳排放时空格局及结构分解

厘清黄河流域贸易隐含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制定公平有效的减排方案,实现区域合作减排的重要目标至关重要。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深入研究2007—2017年黄河流域9个省区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构成,以及其在省级和行业层面的转移路径;通过结构分解方法,追踪黄河流域贸易隐含碳排放区域内外的影响因素,揭示其区域内外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整体呈净贸易隐含碳转出区域,主要由中间投入的贸易方式进入其他各省的生产需求时导致。该流域的生产供应和整体需求正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而对东南沿海省份的供应和需求正逐渐减少。区域外的最终需求和本地的碳排放强度是影响转出贸易隐含碳的主要因素,区域内的最终需求和区域外的碳排放强度是影响转入贸易隐含碳的主要因素。此外,生产结构和最终需求是影响黄河流域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前者对黄河流域贸易隐含碳排放起抑制作用,后者则主要起驱动作用。

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地区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3个地市面板数据,通过AHP-熵值法测算各地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及β收敛模型考察流域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地区差异及其空间收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始终保持“下强上弱”的空间分布格局.2)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向西南方向偏移,并表现为东西向集聚、南北向扩散趋势.3)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略有增加,组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流域整体及上、下游地区支持条件β收敛和绝对β收敛机制,但不同地区的收敛速度和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基于实证结果,从提升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差异化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2—2021年黄河流域九省的相关统计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个体时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发展均存在不平衡性,各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黄河流域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豫西黄河流域古地名源流及其文化内核

豫西黄河流域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范畴。在这一区域,黄河及其支流的自然山水、人文因素,催生了不少古地名。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这一区域的地名源头,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延续到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近代。地名作为历史的活化石,记载着这一区域的朝代更迭、历史变迁,记载着风云人物、风物传奇,也同样记载着民间百姓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豫西黄河流域古地名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主要生发于该区域文化内核——仰韶文化、殷商文化、秦汉文化、唐宋文化等,也得益于黄河这一华夏文明的摇篮。

黄河源区典型泥炭湿地地下水水位时空变化及流量过程

以黄河源区若尔盖盆地黑河上游的一个典型泥炭湿地小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2018—2022年的地下水水位监测数据、气象数据和无人机航测地形数据,统计分析了泥炭湿地小流域内地下水水位时空变化,并推算了小流域沟道出口的断面水深与流量过程。结果表明:降水是泥炭湿地小流域地下水水位变化的主导因素,地下水水位与降水量变化趋势一致,且随降水与蒸散发之比的增大而上升;小流域中游地下水水位比上游波动更剧烈,且上游地下水水位均值高于中游,沟道中部泥炭湿地的蓄水能力在减退。根据水力学方法和地下水水位监测数据得到了泥炭湿地小流域的沟道断面水深-流量经验关系公式,可用于计算日流量过程线。

黄河流域水稀缺风险评价

基于黄河流域水稀缺特点及其成因,提出了综合考虑水量､水质和生态需水因素的流域水稀缺风险(WSR)评估框架,以此评估了2017年黄河流域90个地级市42个部门的直接水稀缺风险损失(DWSR),并通过构建城市尺度环境拓展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评估了城市间贸易驱动的间接水稀缺风险损失(IWSR).结果表明:流域DWSR和IWSR分别约为28941.49亿元和34464.08亿元,贸易导致的间接经济损失大于直接经济损失;各城市DWSR和IWSR整体上呈现一定的空间差异性,但高风险城市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重合性,主要集中在流域中下游的山东､河南两省,如潍坊､淄博､郑州等;IWSR转移主要由各省内的城市间贸易产生,省际间的风险转移没有形成明显的热点区域;农林牧渔业､化学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部门的DWSR较高,同时也是主要的IWSR出口部门.建议结合识别出的重点城市､关键部门等全面加强WSR管理,协同推进黄河流域节水控水､水质改善和生态用水保障,促进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黄河九省(区)水资源绿色效率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索黄河九省(区)水资源绿色效率,采用SBM-DEA模型和Tobit模型对黄河九省(区)99个地级市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九省(区)水资源绿色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下游的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水资源绿色效率较高,上游的兰西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相对较低;2)黄河九省(区)水资源绿色效率空间集聚分布显著,“高-高”型城市主要集聚在下游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水资源绿色效率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并存在集聚现象和溢出效应;3)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规模、水资源禀赋和节水水平对水资源绿色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较为消极。

黄河流域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的制约因素和对策措施探讨

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是破解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三水统筹”治理难题,实现污水资源化利用的重要途径.通过调研黄河流域上中下游16个地级市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实施方案的推进情况,剖析了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模式在地方的认知度和融合度,从政策和技术层面梳理了影响黄河流域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构建的主要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旨在推动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在黄河流域更大范围内发挥更加显著的效益,为其他流域再生水利用提供借鉴.政策层面的制约因素表现在地方政府缺少对再生水利用比例的考核机制,人工湿地工程无法与当地再生水利用规划、城镇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充分衔接融合,再生水不能有效纳入水资源配置规划,对于再生水取用权和收益权亦缺乏明确的管理要求,再生水尚未纳入水权交易市场.再生水利用工程盈利能力较弱,在缺乏经济政策保障的情况下很难形成稳定的市场运营和长效运行机制.技术层面的制约表现在冬季低温条件下,人工湿地工程的处理效果对运维技术的依赖度较高.不少地方的人工湿地工程往往缺乏专业运维队伍,“重建设、轻运维”的现象较为普遍.黄河流域再生水用于农业灌溉的需求量大,潜力有待充分发掘,再生水盐分升高和水质安全利用问题需持续探索和研究.提出的对策措施包括四方面:一是强化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协作协同,加大再生水利用率在考核中的权重,鼓励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再生水水权交易制度建设试点;二是省级层面应加大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的政策和资金倾斜,推动工程尽早开工建设和发挥示范效益;三是强化人工湿地用地保障和运维管理;四是鼓励地方政府出台支持再生水用于农业灌溉的政策,推动黄河流域内典型农业县城形成具有示范性的再生水农业安全利用模式.

黄河流域城镇人口和用地变化的关联格局及地域类型

黄河流域城镇人口和城镇用地的关联格局及地域类型对人地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人口普查和城镇用地栅格数据,运用城镇人口变化指数、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揭示2000—2020年黄河流域城镇人口和城镇用地时空分异动态特征,并构建城镇人口和城镇用地协同发展系数,划分城镇化地域类型。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2000—2020年城镇人口增长和城镇用地扩展均呈阶段式变化,城镇人口由中高速增长为主,转为以中低速增长为主,城镇用地面积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同一城市不同阶段的城镇扩展强度具有由强变弱的特征;(2)黄河流域2000—2020年城镇人口和城镇用地的标准差椭圆长、短轴的差值不断增大,城镇人口增长和城镇用地扩张在时空格局上吻合性较强;(3)黄河流域城镇化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5类,2000—2010年城镇化地域类型呈现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的趋势,2010—2020年呈现自东南向西北依次分布的格局。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应构筑区域协同发展体系,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统筹城乡发展,促进黄河流域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碳生态安全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时空演进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流域”,分析其资源型城市碳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差异来源与动态演进,有助于优化全流域碳生态安全布局。在构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碳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用TOPSIS模型与Dagum基尼系数,评价其2012—2021年碳生态安全水平并分析其差异来源,进一步引入核密度估计法探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碳生态安全水平逐年提升且呈现“小幅提升—快速上涨”的特征,上游资源型城市碳生态安全水平高于中、下游。不同地区资源型城市碳生态安全的空间非均衡显著,区域间差异是影响碳生态安全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对其整体差异影响增强。依据核密度估计结果,不同地区资源型城市碳安全水平差异趋于缩小,但中游差异性变小不明显。结合“双碳”目标,黄河流域不同地区资源型城市应制定不同区域碳生态安全目标和举措,实现全域碳生态安全平衡。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测度水平的区域差异和分布动态——基于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本文基于强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用黄河流域5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刻画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轨迹和区域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呈上升趋势,生态损害和生态建设均持续改善,生态建设指数的提高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改善的影响更大。黄河上游生态环境相对较好,黄河下游生态环境相对较差。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总体差异在不断缩小,区域间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密度分布曲线中心呈小幅度右移趋势,前期生态环境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而后期则两极分化现象减弱。黄河流域核密度曲线前期存在左拖尾现象,后期消失,峰度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均印证黄河流域各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差距在不断缩小。同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呈现出明显的板块化特征,因此,应按照流域特点进行生态环境治理。

黄河流域农旅融合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

农旅融合是农民增收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借助熵值法-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21年黄河流域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关系和区域差异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长期处于旅游业发展滞后状态,2018年进入农业发展滞后状态,农旅同步性特征开始显现;农旅耦合协调等级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2)有五省区一直处于旅游业滞后型,多省区农旅同步性特征不明显;农旅耦合协调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3)空间上将农旅耦合协调度分为4种类型:山东和陕西为稳定高耦合协调地区,四川、河南和内蒙古为非稳定高耦合协调地区,山西、青海和宁夏为稳定低耦合协调地区,甘肃为非稳定低耦合协调地区。根据黄河流域整体情况以及4种类型,提出农旅融合协调优化的政策建议:跨省协作,缩小农旅融合差距;以农促旅,推进农旅融合发展;以旅兴农,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数字经济是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目前,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各省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两极分化趋势;流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现不断缩小趋势,上下游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而上中游、中下游地区间差异相对较小,总体差异产生主要由地区间差异导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多极分化现象,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因此,要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鸿沟”,以此做强做优做大黄河流域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对实现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视角,通过选取2011—2021年黄河流域九个省(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环境影响随机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了基于状态-压力-响应(PSR)逻辑的生态保护水平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计算出黄河流域各省(区)的生态保护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后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生态保护的重要路径;黄河流域内数字经济对生态保护释放的红利程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中游>下游>上游”的特点,呈现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强对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提升数字经济在传统产业的应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黄河流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异、动态演化与驱动性分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亦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通过熵值法测度了黄河流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Markov链及面板分位数等方法分析了差异来源、分布动态、空间动态演进及驱动性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具有动态性、相对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中下游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要显著高于上游地区。(2)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是影响黄河流域共同富裕差异水平的主要因素。(3)黄河流域各省共同富裕水平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高水平趋同俱乐部要比中间趋同俱乐部更为稳定且不容易发生转移,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较好的省份的溢出效应和交互影响效应强烈。(4)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创新发展、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在不同分位点位均显著正向影响共同富裕水平。其中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Λ”变化趋势,参加失业保险率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系数最大,R&D经费投入强度影响系数随着分位数的增大而增大。提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生活品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对策。

黄河流域遗产资源空间分布与区域协同保护

现有由行政单元主导的碎片化遗产保护体系忽视了黄河流域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与地域性。利用莫兰指数(Moran’s I)、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揭示2022年即有黄河流域遗产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在不同地貌、气候与水体环境的空间分布差异。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遗产资源集聚分布特征显著,省际尺度呈层次化连片分布,市际尺度呈高值集聚分布,个体尺度呈“三主核心辐射成带、四次核心横向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2)黄河流域遗产资源主要分布于一系列河谷盆地与冲积平原,暖温带气候下形成黄河一级以上支流的低海拔(0~849 m)连续地表“负性区”是其适宜分布的自然环境类型。(3)自然环境中,黄河流域遗产资源的空间分异受地貌要素影响最大,坡度、河网密度与其余因子交互的正向“耦合”效应显著,绝对海拔(0.33)、地貌面海拔(0.30)与温度带(0.18)是主导分异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对深入认识黄河文化内涵、促进遗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