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苑英华》看李白诗在宋初的接受

《文苑英华》大量选入李白诗,却遗漏了许多名篇,体现出偏重闲适题材、缘情适意思想、平淡清远诗风、五古体裁等迥异于唐五代选本的独特视角。作为大型官修总集,它集中体现了宋初"白体"诗风笼罩下、以馆阁文臣为主导的诗坛对李白诗的接受状况;也促成了批评李白诗多言"妇人与酒"的思潮及李白诗风"清逸"论在宋代的流行,并深刻影响了其体裁、篇目的经典化进程,成为李白诗在宋代接受的重要开端。

士人、富民与近世慈善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与基于基督教文化而形成的具有显著宗教性特征的西方传统慈善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因其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自其产生之初即带有明显的世俗性特征。在经历了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上古起源之后,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中古演化加入了部分佛教因素,随后的三教合流使之重归于世俗性特征,而于宋朝形成一种新的世俗性慈善,其影响及于明清甚至民国。由于宋朝适逢唐宋变革期,宋朝即近世之开端。元代承接宋朝影响,下启明清。因此,发端于宋朝、递嬗于元代的这一慈善可以命名为近世慈善。对此,本文从宋朝国家-社会关系调整导致的社会自组织视角出发,将近世慈善的兴起视为民间社会实现自组织目标的集体行动,并紧扣这一时期慈善活动的两大主体——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兴变转合过程,来观察这一时期慈善活动的宏观脉络。大体而言,随着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兴起,北宋时期为近世慈善的兴起期;随着士人群体的地方性转变与富民群体的分化,南宋时期为近世慈善的活跃期;随着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分合转化,元朝时期为近世慈善的递嬗期。

宋末元初唐宋诗之辨论析

唐诗宋诗孰优孰劣,无疑是宋代以来中国诗学批评史上焦点论题之一。历史上宗唐还是宗宋之论,显现出此消彼长、互不相服之态势。然论其发端,唐宋之辨当始于南北宋之际,魏泰、张戒、陈岩肖等堪为前驱,在宋末元初,更给人以热闹的印象,叶适、严羽、刘克庄等对此问题皆有深入的展开。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审视诗歌的审美特征及价值低位,反思与总结宋诗的发展道路,从而建构新的诗歌发展走向。

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文章分析马克.尔文对于有关近代和近代早期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各种理论的批驳,并指出11-12世纪以还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中国本土"早期现代化/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放缓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样重要但常被人忽略的是第13-14世纪蒙元政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引致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精英"(儒生/士人)的领导阶层建构的整体结构性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儒学思想文化道义精神的变异与消沉,对明清政治、经济、道德和知识/文化的影响。文章比较分析(1)蒙古征服对中东地区阿拉伯-穆斯林人带来的冲击,(2)蒙古汗国对中世纪西欧(和日本)带来的恩惠,和(3)蒙古的征服和统治对以基辅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地区不同的影响;以推论蒙古征服对在第10-15世纪处在早期近代化初阶(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的影响。

宋末元初江西爱国词人群体论略

宋末元初的江西爱国词人们在抗元爱国的旗帜下,通过互相酬唱结成群体。该群体通过他们爱国、伤国、思国的词作,关注现实的词论以及豪放与婉约共存的词风来表达对亡国的历史反思,张扬并怀念故国的爱国情怀。

论元初散曲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散曲是金元时期兴起于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新型乐歌 ,其所依托的音乐体系是以先后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为主干 ,并吸收、熔铸唐宋燕乐及其他汉民族民间乐曲交汇而成的北曲。北曲的通俗性和民间性 ,决定了与之配合的曲辞的俚俗性和大众化。金元易代之际 ,大批沦入社会底层的市井文人基于感情宣泄的需要 ,染指于此 ,遂使元初散曲呈现出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并由此施积极影响于元杂剧剧曲代言体抒情体制的确立及其“本色”风格的形成。

宋初伟大的教育家胡瑗

本文依据《宋史》等文献 ,论证了宋初伟大教育家胡瑗的教育生涯 。

南宋前期州县税赋安全考述——以《庆元条法事类》为中心

税赋是政权得以存在与运转的物质基础。南宋前期因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十分重视对州县这一层面的官吏管理和制度建设。这在《庆元条法事类》等史书中,集中体现为加强对税赋征收、保管、监督等方面的预防措施,确保了南宋前期税赋的安全。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宋末元初江西词派的第一人——刘秉忠及其词

本文对刘秉忠及其词进行探索,认为刘秉忠想出人头地,但未必是想以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他为蒙古统治者服务有出于不得已的一面。刘秉忠为蒙古统治者服务与那些投降蒙古统治者的南宋官员不同,他祖籍为汉族人,他出生地为蒙古统治者占领地。刘秉忠随忽必烈征战云南、鄂州等地,保护了南宋许多臣民。刘秉忠向蒙古统治者建言,保存了汉族儒家的许多文化传统。刘秉忠的词内容丰富,他被《元名儒草堂诗余》编辑者作为此书的第一人,这似乎反映此书编辑者以蒙古高官和颂扬蒙古王朝的词掩盖追悼宋王朝的主旨。

角色转换与宋末元初词的新变

从南宋后期开始,词人的身份、角色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歌者、文士、志士、谒客转到隐士,凸现了隐士这一词人群体的独特生存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反映在词作、记录在词史上的便是一种独特的审美风貌。宋末元初词新质的生成与词人的隐士身份角色有着深层而广泛的内在联系,着眼于词人的隐士身份角色,来探讨当时词中抒情人物形象的构建、创作实践的意义和词作风格的形成,或许更能为之找到内在的逻辑依据。

宋金对峙在清初的文学重写——以《续金瓶梅》为中心

清初章回体小说以宋金对峙为历史背景的主要有《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续金瓶梅》等,它们均为续书。其中,《续金瓶梅》较具代表性,主要表现在:以金兵的残暴影射清兵的屠城,以北宋的灭亡观照明朝的灭亡,以金代流人暗喻清初宁古塔流放等。这些影射、观照与暗喻都是作者遗民意识的表现。

屈骚精神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屈原及作品进行了多层次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我们发现其间存着许多分歧,每位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褒扬和贬责各有不同。认真寻求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分析出产生这些问题的缘由,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及作品会有极大的帮助。

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

李贺诗风宋末即有仿效者,至元初,谢翱、刘辰翁等提倡揄扬,促成了李贺诗风的影响扩大。宋末元初诗人对李贺的接受和学习,一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宋末元初家国巨变的惨痛经历,让他们更能理解李贺,欣赏李贺。

一篇兰雪写冰心——略论张玉娘和她的诗歌创作

宋末元初浙江籍女作家张玉娘有着祝英台般为情而亡的凄美经历,她的遗稿《兰雪集》直追《漱玉集》和《断肠集》。她的诗作除了拥有大量的爱情作品外,还有反映时代背景和个人识见的边塞诗、咏史诗、题画诗等,显现出多样的风格和鲜明的创造力。通过对张玉娘作品的分析,可见其坎坷的经历,亦可感受到那个时代女性固有的悲哀。

“宋初三先生”在唐宋儒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

"宋初三先生"在唐宋儒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诠释经典方面,在经典范围上既重视五经又开始关注四书,在解经风气上从信奉传疏到怀疑经传,在解经内容上从以三纲五常到形上性命解释;第二,道统排佛方面,在道统谱系上较为庞杂,在道统人物评价上提高了孟子和扬雄的地位,在排佛老方面既从现实危害角度排佛又开始从概念理论角度排佛;第三,在形上心性方面,胡瑗提出和重视"理"概念,他的心性学说具有一定的杂糅性,其弟子徐积的学问具有"心学"特色,孙复和石介也有一些对心性的看法。

略论理学对宋元易代之际南方儒士心态影响——以吴澄为中心

南宋末年,在理学的影响下,许多儒者对以时文取士进行反思。宋元鼎革之后,这种反思仍在继续。有些儒者在宋亡后坚守节义,隐居著述,以传递道统为己任。随着元廷推崇理学,广设学校,越来越多的南方儒者通过出任学官、参与讲学等方式,逐渐接受并融入新朝。

论张炎词从忧伤到恬静的转化

本文以张炎《山中白云词》为论述的文本,从"流浪复流浪的慢板"、"朋辈的交游与支撑"、"不止的书写与咏叹"三个角度,剖析他如何从宋元时代裂变痛苦的深渊,翻转生命忧伤使之趋向恬静,以自我的救赎重新踏上心灵的平安之路。

吴澄对宋末元初“宗唐复古”的反思与超越

以戴表元和袁桷为代表的宋末元初时期“宗唐复古”派批驳宋诗的重理、重文的诗学观点,他们认为宋诗丧失了诗之蕴藉,企图回归含蓄蕴藉的盛唐诗风,掀起了宋末元初的复古诗潮。而吴澄反思这一复古潮流,认为复古之诗已落入复制、模拟他人情感之窠臼,忽略了宋诗的变革价值,成为了死板的诗学理论。因此,吴澄回归到理学思想之中,从哲学性情的角度为个人性情找到论说的依据,超越了尊唐复古所带来的局限。

南北文化融合与赵孟頫的书画艺术主张

赵孟頫书画艺术主张的提出,关联着宋末元初的历史文化语境。在仕元的第一个十年中,赵孟頫在北方深深感受到南北文化的差异,并试图站在南方的立场上反思书画创作的现状。大德五年,赵孟頫在杭州为官期间,提出了绘画艺术的"古意"说。"古意"首先涉及到是以气韵、人品观画的品评标准,其次才是技术层面上的笔法、笔意、风格等问题。后者显示出他在文人画家中的专业性。至大三年,赵孟頫北上为官途中,以《定武兰亭帖》为基础,集中阐释了以晋为法的书学主张。其"用笔千古不易"说,涉及到"古法"何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他对"用笔"与"右军"书的理解层面上。取法晋书意味对魏晋风韵的认同,随着士人审美趣味的变化,赵书遂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但这并不能遮蔽他在书画观念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