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防治研究

近年来,高校在管理过程中与学生的法律纠纷不断增加,传统高校学生管理模式遭遇严重挑战。文章通过分析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纠纷的现状,剖析发生法律纠纷的原因,提出防治纠纷的对策和建议。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纳入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可行性及制度构建

被害人是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依法享有损害赔偿的权利。但是由于办案机关观念性缺乏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性缺失,造成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十分有限。对无法从被告人处获得的损失,国家应当对被害人予以救助,避免其二次伤害。但是,无论从较早前的被害人救助,还是当下的司法救助,都无法避免行政化救助程序的随意性和整体效能的低下。作为来源于刑事诉讼的后续环节,被害人救助应当整体纳入刑事诉讼特别程序,明确救助的条件、标准,设计严密的诉讼程序,保障这项权利规范行使,实现被害人权利更好地保护。

论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的程序性制裁——从刑事辩护全覆盖切入

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试点为被告人的辩护权引入了新的程序性救济的分析标准,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则要承担程序性制裁的后果。以程序性制裁理论为基础,对于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的程序性制裁进行内涵的释明和分析。通过试点期间有关该程序性制裁所作出的裁定,总结相应司法运行状况,即法院对该程序性制裁适用较为主动、审理以书面为主、制裁率低且适用对象多为普通一审程序,进而得出适用该种程序性制裁的困境。最后,结合前述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即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构建多层次的审查标准、法律援助的互动以及多元化、程序性上诉审理的公开化为探索路径,以期其能够被即将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主流化,为被告人辩护权的救济贡献力量。

论控辩平衡性问题中的被指控人权利保障

近年来 ,控辩双方的平衡性问题引起越来多的关注。该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提高被指控人的诉讼地位 ,保障其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 ,尤其是辩护权。国际上相关的法律性或权威性文件为我们提供了被指控人权利保障标准。我们可以借鉴国际性标准 ,找出存在的差距 ,在现在国情下 。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审视与完善

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通过,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补充被纳入刑事诉讼法之中。尽管如此,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时,被告人的辩护权如何保障、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如何确定、腐败犯罪缺席审判的异议权如何实现均属制度规范的空白和盲点。因此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存在的体制障碍进行梳理研究,以促进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发展。

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2007年,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法学界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讨论开始从死刑复核权的归属问题转向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革。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辩护律师可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并发表意见,但是,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问题始终没有解决。2021年《法律援助法》正式确立了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就立法表述而言,有关"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死刑复核被告人"的规定是多方意见博弈的产物。这种立法妥协存在指向范围不明、条文界线模糊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与现行相关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问题,亟需从法解释学立场予以回应。为确保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相关司法解释应从完善告知机制、构建法律援助工作服务机制、保障辩护权利等方面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的相关配套机制。

刑事辩护制度四十年来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四十年来的发展,可以被梳理成五条线索或脉络:一是律师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向“法律代理人”的转变,律师职业伦理随之从原有的注重公益义务走向对忠诚义务的强化;二是律师辩护阶段从原有的“法庭辩护”逐步走向“全流程辩护”;三是从原有的注重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走向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四是从原有的律师参与诉讼走向“律师有效辩护”;五是在辩护权利的保障机制上引入律师权利救济机制和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在上述五个方面,刑事辩护制度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存在深层的制度问题,更存在着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空间。

论侦查阶段刑事法律援助介入的理论价值与权利构造——以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为核心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明确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将刑事法律援助介入的时间由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申告控诉等权利得到了重新配置,较好地体现了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宗旨。但是实践环节的衔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辩护律师的权能体系也存在诸多值得完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