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一八事变后民国学人的东北“学术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守边固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中俄边境民族价值探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原创性论断,阐释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成为“铸牢”的首要问题。从时间维度的历史演进来考察黑龙江流域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疆域的开拓和共同历史的书写,从民族特征维度的文化流变现象来考察中俄边境地区民族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地理空间维度来考察当下铸牢边境地区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巩固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可以发现这三个维度客观呈现了中俄边境地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晚明钦州边防武官邓钟的《安南图志》及其安南认知

《安南图志》是一部稀见明代安南交通图志。此书由时任广东副总兵的邓钟编写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爆发的钦州之乱中,内容包括安南简况、往来安南海上航路和相关航海技术信息等。此书记录翔实准确,呈现了明代海疆驻防武官对安南相关问题较高的认识水平,也记录了他们对明朝与安南关系跟一般文臣有所不同的看法。邓钟对安南的认知既来源于早年师承和交游关系,更得自在沿海边疆长期应对安南侵扰的亲身体验。其经历和观点在晚明钦州等地的边疆守官和武将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对这一稀见文献的考察,或有助于学界补充和拓展对明与安南关系的研究。

黄海和东海分界线附近水文、化学特征的季节性演替

分析和探讨了黄、东海交界海域32.3°N断面化学水文学精细化特征的季节性演替,结果显示:化学、水文学要素的空间区域化分布与该断面上环流场的布局及其季节转换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水团配置对各要素含量及分布起着控制性作用;冬、春和秋季,在黄海西部沿岸流影响范围内出现的浊度和悬浮物浓度高值区多与营养盐浓度高值区和pH低值区相共存,可能是受东海北部气旋式涡旋所产生的辐聚效应的影响,此高值区中的悬浮物趋于向该海域的底层冷涡区沉积,夏季此特征则不明显,从而证实该海域悬浮物沉积作用具有"冬强夏弱"的特征;夏季123.5°—124.25°E范围海域内存在海水下沉现象,上层水体中的长江冲淡水可被携带至下层,导致在夏季长江冲淡水东北向扩展过程中一部分冲淡水从其主体中分离出来;夏季台湾暖流的阻隔作用使得悬浮物的影响范围远没有长江冲淡水的大,促使水体和物质输运发生分离。同时,根据水文和化学各要素分布之间的对应关系,初步勾勒出了32.3°N断面4季的水团配置状况,并通过分析东海北部冷水域典型站位的温、盐度垂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该冷水的形成过程。

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明代北部边防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元璋在建立北边防线时对河套问题重视不够 ,朱棣即位后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兴和撤向内地 ,使明朝防御蒙古族的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 ,导致宣德年间开平卫撤向内地 ,土木之变后北边险要尽失 ,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关于蒙古族各部进入河套的时间 ,诸史记载颇多不同 ,其实蒙古族早在宣德年间即已进入河套 ,正统初年开始扰掠明边 ,到景泰、天顺年间已有比较著名的部落在河套活动 ,成化以后河套成为蒙古族永久的根据地。蒙古族进入河套之后 ,给明朝的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略论华北地块北缘显生宙三类不同的造山作用

华北地块北缘显生宙发育 3种不同类型的造山作用。古生代 ,华北地块北缘处于古亚洲洋构造域 ,造山作用属陆缘俯冲 -碰撞型 ,形成以 EW向至 NEE向为主的褶皱、逆冲推覆构造及韧性剪切带等构造类型。造山机制与古亚洲洋板块向南俯冲-碰撞导致近 SN向构造动力的挤压作用密切相关。中生代 ,华北地块北缘处于西滨太平洋构造域 ,造山作用以陆内挤压型为主 ,形成以 NE— NNE向与近 EW向为主的多期不同方向的褶皱、逆冲断裂、推覆构造、韧性剪切带及局部地区的固态塑性流变构造等构造类型 ;造山动力以古太平洋 (或 Izanagi)板块西向俯冲导致 NW—NWW向强烈挤压力为主。新生代 ,华北地块北缘虽仍属西滨太平洋构造域 ,但造山作用以陆内伸展型为主 ,裂谷作用与陆内伸展构造居主导地位 ,褶皱变形微弱 ,张性—张扭性断裂活动显著 ,形成现今盆 -山构造地貌格局 ;造山动力以 NW—NWW向主张应力为主。造山类型的两次重大转换分别发生于早、中三叠世与晚白垩世。

试论民国时期陕北地区羊毛贸易的兴衰

民国年间,羊毛贸易在陕北地区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它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其贸易方式与路线几经更迭,它们的兴衰变迁又与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性质、交通状况和战乱等因素有关。

建国以来中国边防工作重心的嬗变

虽然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边防史、丰富边防思想的国家,但是对于新中国而言,边防依然是一个较新的课题。建国以来边防工作处于不断的摸索中,边防工作的重心也不断发生变化。边防工作的重心随着边防环境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建国初期艰难的边防环境使得边防工作以军事防卫为重心;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日渐友好,边境管理成为边防工作的重心;新世纪以来,边境服务成为边防工作的重心;未来,全面发展将成为边防工作的重心。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军事与经济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而有九边军镇的形成,边防压力对明代的军事与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明代军事的影响首先是卫所制的崩溃与募兵制的出现,其后又有军事家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次是在武职系统外,为控制边将而设有文职系统和宦官系统加以监军;对军队风气的影响则是形成边军将骄兵惰的局面。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巨额军费给财政造成的压力,军饷供应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还有就是由边防甚重所造成的北方重役,表现为北方兵役的沉重、起运粮料的重担以及杂役繁多。这些影响既波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又与整个明朝相始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华夷秩序”下古代中国边防的性质

"华夷秩序"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一种国际秩序,其根基是中原王朝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华夷秩序"下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本文从古代中国边界的范围入手,循着古代中国边界的特点,分析古代中国边防的性质,进而探寻古代中国边防对当代边防的启示,以期从边防视角对"华夷秩序"下古代中国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进行新的解读。

论边防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作用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指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崛起会抛开以国防为依托。而边防是国防的有机组成部分，边防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试图根据边防的各种职能，分析边防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具体作用。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边境安全应对刍议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重威胁。从前期系列缅北冲突导致的问题处理经验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安全应对体系建设在预防意识的主动性、应急制度的协调性、应急体系的系统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立足中缅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其应对可从立足跨境民族众多的实情主动应对、立足边境安全事件的复杂性系统应对、立足边疆经济的落后性持续应对等方面予以加强。

明成祖的亲王守边政策

以往学界认为 ,明成祖在即位后将塞王内徙 ,以天子守边和总兵镇边取代了藩王守边。但对已发现材料的考察表明 ,在永乐十一年四月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 ,成祖之子汉、赵二王曾先后防守北京一带 ;二王拥有较大的军、政权力 ,可以统帅大将 ,抗击蒙古 ,地位接近于洪武末年的塞王 ;永乐初年塞王内徙出于本王自请 ,成祖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永乐时留在北边的其他塞王可起拥有护卫以壮边防声威之效 。

皖南事变前中共发展华中的战略支点演变

从抗战全面爆发至皖南事变前夕,中共向华中发展的战略支点几经演变并最终在苏北定型。发展华中之初,江北豫东彭雪枫部与江南陈毅支队同步展开。1939年5月,中共考虑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发展华中的领导核心,但国民党反共摩擦使皖东根据地失去可能。1939年底中共决定以苏北为突破口建立战略支点,通过八路军与新四军战略配合解决苏北顽军韩德勤部,最终建立了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向华中发展的战略支点演变是新四军在敌、我、顽三角斗争中复杂情态的呈现,中共领导人综合考量地形、给养、敌情、国民党军队等因素,充分运用政治智慧进行战略选择与策略调试,打通了华北与江南的联系,取得了建立战略支点的基本经验。

三沙边海防管理的历史与现实考量

中国人经略南海的历史远至秦汉,近至当代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完善对这片海域的边海防管理。但三沙的边海防管理仍存在边海防意识薄弱、边海防力量单薄、海洋执法体制不成熟、后勤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欠缺等问题。宏观视野下的三沙边海防管理应以"陆海统筹"战略为宏观总领,积极拓宽三沙边海防的管理空间,推动军民融合式管边控海。

中缅边界谈判与美国的干预及失败(1950一1961年)——基于中、缅、美、英四方档案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针对中国对中缅边界采取“暂维现状”的方针,主动给予缅甸军事援助并暗中支持缅北国民党军,旨在加强美缅关系的同时遇制中国。然而,随着1953年缅北国民党军问题的发酵和1954年中缅关系的快速发展,美国决定暂停援助缅北国民党军和干预中缅边界问题。1956年《民族报》事件发生后,美国再次利用中缅边界未定状况大肆染“中国扩张论”。为驳斥美国的低毁与宣传,中缅双方迅速开展边界谈判并达成系列共识。此后,中缅双方共同进行勘界工作,并成功击了缅北国民党军残部。事实上,美国对中缅边界问题干预的失败,既源于缅北国民党军问题减少了美方干预的筹码,也是中国主动推进边界谈判进程和缅甸践行中立主义外交的重要结果。而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推动了中缅关系的发展,还相应地削弱了美国在缅甸的影响力。

缅北武装冲突的时空演变及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影响

依据ACLED数据库,利用地学统计、核密度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对缅北武装冲突的时空演变特征、空间集聚性及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时间上,2010—2020年缅北武装冲突呈现阶段性剧烈波动变化的特征;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集聚中心且集聚趋势愈加明显,集聚态势与“一带一路”倡议在缅不断推进有极大关联。(2)缅北武装冲突持续发展给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大量避战边民涌入中国边疆地区,极易在涌入地区产生毒品犯罪、非法移民、疫情输入、人口贩卖、跨境赌博、宗教渗透等社会问题,将极大地增加边疆地区的社会安全风险与边疆治理成本,这些社会问题若处理不当易转变为政治或外交问题,不仅危及中国西南边疆安全,还会给中缅两国关系增添变数。(3)缅北武装冲突一方面会迫使中缅边境贸易口岸关闭,另一方面会造成中缅贸易的主要交通公路及桥梁被炸毁而中断中缅贸易;同时武装冲突会导致中国在缅投资项目搁置,并成为冲突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极大增加了我国对缅投资风险。

唐天宝年间的北疆边防与边地经营

在唐朝与漠北游牧政权的较量中,漠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唐朝的势力逐渐向北扩展,并在天宝四载(745)后突厥覆灭后控制了整个漠南地区。为了适应新的北疆形势,唐朝开始将边防线向北扩展,大同军、清塞守捉、蔚州州治先后北移,云州、蔚州成为唐朝在河东新的边防前沿。在朔方,唐朝先后设置振武军、横塞军、天德军,确立起对阴山南北的控制,突破了此前以黄河沿岸为防守重点的军事格局。后突厥灭亡后,为了维持漠北草原的均势,唐朝大力扶持葛逻禄等部落与回纥对抗,并成功地阻止了回纥势力的西进。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中国陆地热带北界探讨

热带北界一直是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区划指标和方法等划定的中国热带北界界线差异较大。基于空间分异性的综合自然区划思想,依托最新的基于统计学原理的地理探测器模型,以气候要素为主导指标,辅以土壤类型与作物熟制等,探讨中国陆地热带北界的界线。结果表明:1依据地理探测器模型所确定的中国陆地热带北界,自西向东依次经过滇、桂、粤和闽的临沧、思茅、玉溪、个旧、百色、马山、贵港、梧州、肇庆、广州、惠州、河源、梅州、漳州、泉州和莆田等地附近,其与最冷月均温12℃等温线、赤红壤与红壤界线及双季稻或双季稻连作喜温旱作与单(双)季稻连作喜凉旱作的分界线等基本吻合;2利用地理探测器确定的中国陆地热带北界新界线的各项指标决定力q值的均值为0.40,分异明显,满足层内同质性和层间异质性最大的区划原则,完全达到了热带与亚热带的区域空间异质性要求,其划分结果合理可信,表明地理探测器模型可为综合自然区划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

军卫建置与明洪武朝的西北经略

明朝在洪武五年冯胜西征之后并没有立即实现对甘肃的完全控制,而是采取从青海到甘肃、先易后难、渐次推进的方式,直到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才最终确立在整个河西走廊的统治。洪武朝西北经略举措包含了军卫置废、军政中心转移的复杂变动,遵循了防御体制从重将镇边向塞王守边转换的总体思路。在明蒙争夺西北的博弈中,武靖卫、高昌卫、岐山卫、西平卫、岐宁卫、凉州土卫等一系列废置番卫成为特定时期和条件下明朝拓展疆土的前沿。洪武朝后期,随着河西走廊卫所的全面设立,明朝完全掌控了整个甘肃地区,这改变了自唐代吐蕃控制陇右之后的民族分布状态,再度形成了陇右内地化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