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思考——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教学内容具有迷人的魅力,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中国故事”高度契合,在课程思政方面颇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教学改革的困惑。本文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特点出发,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分别从修订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创新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

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

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探析

在作者创作、文本呈现、读者接受的动态话语体系之中重审十七年小说,其非虚构性特征的普遍性与本质性得以彰显。很多十七年小说的创作都经历过跨文体改写,包括建基于非虚构文本的文体属性改写和建基于虚构文本的文体篇幅改写,某种程度上都增强了小说的非虚构性。十七年小说文本呈现出诗史互渗的美学风格,但无论是偏重史传的史诗性小说还是具有浓厚抒情意味的诗骚型小说,其诗性审美追求都是以史实为底蕴的。近年来,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研究出现了以版本研究和本事研究为主的实证化研究新形态,这对于解释十七年小说的非虚构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也存在主体性缺失的问题。在注重实证的基础上加入心证一环,或可有效解决实证化研究中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既能重新激发十七年小说研究的活力,也能促进非虚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中红色基因的赓续——以“十七年”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并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赓续着。以“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蕴含其中的三大红色基因分别是“坚定的理想信念”“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正确的群众路线”,其赓续红色基因的三种主要艺术形式分别是以鲜活的英雄形象承载红色基因、以典型环境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营造氛围、以情感共鸣助推红色基因的传承。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在高校课程思政改革中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实践者,高校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优势,扎实做好红色基因的赓续,让红色基因的赓续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有效渠道。

“十七年”小说版本修改的原因考察

"十七年"小说在经典化过程中历经多次修改,形成一个初版本多个修改本的文艺形态。其修改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中外文艺修改传统的当代影响;二是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传播方式、语言规范、文学成规、政治主体的召唤、读者的批评等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三是作者自身出于艺术完善的考虑。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自我解构

"十七年"的东北工业小说记录了那个时代工人对新生活、新环境、新身份掩饰不住的喜悦与感激,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激情与力量,塑造了置身新型社会隶属关系的工人群像,同时也映现出政治化潜在规范下的集体无意识言说和非科学、非理性行为,显示出某种强烈的意图性。当作者在文本中镶嵌意指以套用生活时,这些镶嵌进去的理念由于其抽象性,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旨在造成小说真实性的文本组织发生矛盾,从而导致小说呈现出一种自我矛盾或缺乏真实性的状况,造成文本的自我解构。正是"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强烈意图性与艺术规律的碰撞从内部瓦解了这一文艺模式。

在瞻望黄金世界中迷失现在——读解《洼地上的“战役”》兼及17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是否不恰当地描写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不该发生的”的爱情 ?17年文学的“现代性”应该以何为标准 ?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切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文学史著的改写 ,都具有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特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重读《洼地上的“战役”》 ,会有一些令人激动也令人伤感的收获 ,由此亦将引发一个关于 17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深长思索。

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小说的儿童形象嬗变

实用主义教育观是"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小说儿童形象塑造的理论基础,但这个理论却在此时出现了异变,其对杜威的原点思想做了断章取义式的解读,只强调"实用"二字,只要求儿童小说能够起到"教训"作用。其原因有三:"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的文艺指导方针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极端解读,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急需,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引入。三者合力,最终致使"十七年"时期的儿童形象只集中表现于两大类:"少先队"和"革命儿童",并呈现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嬗变轨迹。

“一个主题三种模式”——论苏联工业题材小说对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范式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苏联工业题材小说为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资模仿和借鉴的样本。概括说来,前者对后者的范式作用主要体现在主题思想和叙事模式上:苏联工业题材小说以"劳动"为主题,集中表现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发展与进步,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承袭了这一基本主题;而苏联工业题材小说的三种典型叙事模式("外来者领导"模式、"两方斗争"模式和"生产生活中心"模式)亦为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作家所仿效,成为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十分常见的行文结构。

“十七年文学”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莫言小说创作与"十七年文学"范式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17年间的"红色经典"对莫言创作思想的形成、创作风格的确立,甚至创作题材的选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批判性地接受了"红色经典"的影响,他以民间立场把"十七年文学"中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人物写进了现代中国的变迁史,从而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写出了不同于"红色经典"史诗品格的另一种历史风貌。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评价问题与反思

当下已在学界成为常识的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是一种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建构的观念。其成就不高,从创作层面上看,是由于工业题材小说与工业生产间的互动决定了其"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创作模式,狭窄化了作家的创作空间;从接受维度看,是由于工业题材小说关于人性和经济的基本假设与构建当今社会秩序的主流经济文化相悖,造成了文本内真实性的破溃。放在世界文学中看待,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关联的存在,它呈现了一种迥异的经济想象,是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学标本。

漫谈十七年乡土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乡土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小说类型之一,方言是其"土气息、泥滋味"的重要表征。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展史上,乡土小说家、评论家大都审慎而艺术地运用方言,方言在乡土小说中也具有多重审美内涵。乡土小说发展到十七年(1949—1966)时,方言却只简单地成为作者创作、思想立场的表征。在十七年乡土小说中,方言泛滥与审美质素的消弭成为一个饱含思想史命题的语言症候。作家周立波的创作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个案。

改造与成长:“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书写规约

在工农兵形象成为文坛主角的"十七年"文学语境中,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为了获得合法的生存空间,建立了自己的书写规约———"改造与成长"的模式。书写规约建立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获得"资格认证"、从而被准入的过程。但是,这一书写规约并没有使该题材小说免于被批判,因为,规约的表象之下蕴含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

儒家话语的革命转述——“十七年”小说的文化透视

"十七年"小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在外显的意识层面,儒家文化被视作封建思想的代表而遭到批判与疏离,但其核心话语价值均获得了立足革命意识形态的巧妙转述,并参与了特定时代社会价值的建构。对于"十七年"小说文化内涵复杂性的考察,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深入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论小资情调在十七年小说中的隐失过程

小资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曾大量出现,由于政治的规训,逐渐滑向文学叙事的边缘,作为不健康思想倾向的小资情调也被不断批判。小资情调始终作为异质的力量参与着十七年小说的审美建构,并在文学的政治修辞中不断洁化。在《我们夫妇之间》《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文学文本的叙述中则清晰地呈现了小资情调不断弱化和隐失的变化轨迹。

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十七年农村小说既描写农村风貌,叙述农民的悲欢;又书写城市,城市工业化建设、城市面貌、城市商业活动以及农民的城市梦想等内容或多或少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十七年农村小说城市书写透视出城市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和城市发展痕迹,一方面拓展了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内容和视野,为农村小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在城市书写中流露出作家内心的真切体验,表达出作家微妙的意向,凸显出作家的主体精神,潜藏着作家的现代意识。

神圣·阈限·展演——十七年小说中的仪式化过程解读

在文学人类学领域,运用仪式理论解读文本,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十七年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仪式化过程的书写,这些仪式化过程包括神圣的民族寓言的建构,"成长叙事"中的阈限以及残忍和暴力的展演。仪式成为文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一条纽带,十七年小说中的仪式化过程,展示了特定的历史语境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人们灵魂的挣扎。

“50后”“60后”大众读者“十七年小说”阅读状况调查

"50后""60后"大众读者,是"十七年小说"阅读史的重要见证者。对大众读者"十七年小说"的调查研究,可以提供权威批评之外的阅读图景。文章中的采样对象一般在青少年时期存在广泛的阅读,但是21世纪以来很少或不再阅读相关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大众读者均表现出相对功利性的阅读,从阅读印象、阅读动机到阅读期待都呈同质化的倾向,并且保持着长久的延续性。这一阅读状况的调查,不仅反映了大众阅读的时代性、被动性,也为权威读者的批评和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