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兜底罪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随着网络产业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数量逐年上涨,由此引发对该罪名立法设定与司法适用广泛而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批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兜底罪名的见解层出叠见。为规范该罪名的现实运行以及释放该罪名的内在价值,我国应立足该罪的本质意涵,肯定该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本质,科学看待其兜底罪名的性质特征,重新审视过往对于兜底罪名全然否定的标签,明确该罪的积极意义。在立法设计方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网络犯罪非接触性、去地域性以及分工离散性的特点,以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支援为核心要旨,体现“围点打援”的犯罪打击策略,实现对网络犯罪本身的治罪和治理,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策略方面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方面,首先,应当保障罪名适用的处罚正当性,精确罪名的可罚性等价程度,实现罪名处罚的正当性;其次,应建立定罪量刑的归类模型,对行为定罪量刑进行归类分析,构建使法秩序得到统一的结构模型;再次,应规范不同层级罪名适用条件,拒绝随意化与扩张化地认定犯罪;最后,应准确把握明知要件的适用条件,防止帮助行为自身类型化特征不足而诱发的罪刑法定原则危机,充分释放该罪在信息网络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价值,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属性与解释纠偏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网络犯罪参与结构由传统犯罪层级式的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式的链条结构转变,使得立法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应对犯罪参与模式的改变,解决网络犯罪行为不适应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的难题。立法者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规制“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但未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加以说明。理论界关于该罪性质的探讨主要着眼于共犯性的视角,但是以共犯性解释该罪的性质又会产生正犯不存在或者难以查证时归责标准阙如、意思联络趋弱而难以认定共犯、共犯与正犯危害性异化致使按照共犯理论归责违背罪刑均衡原则等适用困境。量刑规则说、共犯正犯化等以完全共犯性为着力点的学说,忽视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属性,造成了适用困境并违背了对该罪的立法初衷。故此,跳出传统的对罪名性质解释单一的桎梏,承认部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性,根据“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与“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的不同,在“共犯性”与“正犯性”双重视角下区分认定该罪的性质,使得同一罪名在不同的适用情形下呈现动态的性质解读,以突破现有理论的适用困境。这对于契合司法实务向多元性与不可预测性发展,应对因传统刑法理论相对滞后而导致适用冲突不断的现实难题,对纠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等,尤为必要。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理论反思——基于12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两大理论争议:一是该罪是否属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二是如何确定该罪的处罚边界,但根本分歧在于对帮助行为是否可以脱离共犯从属性和对帮助行为入罪条件的回答。在观察120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的裁判文书后可以发现,量刑规则说无法满足实践需求,帮助行为正犯化说和累积犯说不如协作犯罪说更能妥当解释该罪的正犯性;“明知”应指对犯罪活动的概括性认识,但需谨慎适用推定;“犯罪”应指《刑法》分则的行为类型,无须满足罪量限制。

论综合认定法在帮信罪“明知”认定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呈现出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学界、实务界多将司法解释中的帮信罪“明知”认定条款视作推定,实属理解偏差。通过对条款性质的拨乱反正和对印证证明的剖析,提出了基于补助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的方法,以期解决帮信罪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难题。综合认定主张摒弃证明标准印证化的观念,但并不排斥印证方法的使用;其不是印证证明的补充,也不存在适用的先后顺序。在综合认定中,裁判者应始终坚持法定证明标准,通过补助证据显示出的细节信息,结合经验法则综合且审慎地认定“明知”,从而作出公正裁决,维护司法公信力。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情节严重”的体系性解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和具体内涵都较为含糊,为保障司法适用的准确性,须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情节严重”应当定位于犯罪论体系中实质违法性的积极条件。由于特有的依附属性和独立属性,该罪具有上游信息网络犯罪所侵害的内层法益和帮助行为本身所侵害的外层法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因此,该罪“情节严重”应以内外双层法益为依托进行限缩解释:“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应仅限于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要素;帮助行为应当对其上游网络犯罪行为的实害法益产生危险性影响;对于实质违法性积极条件缺位的帮助行为,应发挥行刑衔接效能,不可动用刑罚处罚。

网络中介服务的刑事归责:边界划定与罪名诠义

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导致严重后果的,应在不作为共犯的路径上探寻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行性。网络中介服务者在客观上违反法律、法规或行业准则为他人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主观上具有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目的,或是直接针对具有犯罪性质的软件、网页或功能提供技术服务,可判定逾越了中立帮助的界限;若客观上无明显异常,则要看主观上与正犯之间有无“通谋”。网络中介服务者对网络空间犯罪活动的不作为参与,未经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过程,通常不能以犯罪论处,但与正犯就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具有提供服务前的明知或提供服务后的通谋的,可直接成立相关犯罪的不作为犯。网络中介服务者积极参与的帮助,看其是否与正犯具有指向一致的犯罪故意内容,再决定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正犯所为之罪的共犯论处。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与规范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当前有异化为信息网络犯罪之“口袋罪”的倾向,在实践中呈现出扩张适用。这表现为“明知”认定标准的模糊化、“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要件的矮化、“帮助”行为的扩大化以及“情节严重”的虚置化。司法扩张适用不仅导致将应认定为相关联犯罪的共犯情况不当认定为本罪,而且与“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不符。单以帮助犯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积量构罪说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均存在疑问。立足于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与构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补充功能、强化功能与纠偏功能。以此为指引,可以从理论上提出限缩本罪适用的方法,以及明确本罪与诈骗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规范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认定

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行为的认定,常在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游帮助犯罪三类认定方案之间产生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厘清各认定方案之间的关系,而这离不开对上游网络犯罪行为与下游帮助行为的关注。成立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意在对下游帮助行为进行依附性评价,要求上游网络犯罪者与下游帮助行为人要有意思联络;选择下游帮助犯罪所犯罪名来认定,旨在独立性评价下游帮助行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突破了共犯帮助的范围,上游网络犯罪者与下游帮助行为人有无意思联络并非是认定的关键,只有下游帮助行为侵害了阻挡层法益的同时对背后层法益至少产生抽象危险的,才能考虑该罪,至于与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发生竞合的,则按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理。基于此,在实务案件中分别去把握下游帮助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意思时,就能实现对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行为的清晰认定。

网络技术服务犯罪参与的共犯归责困境及其理论重构

网络治理的“最大变量”在技术服务犯罪化的“最大增量”中呈现张力。信息网络犯罪的技术基础性、技术归责和主体归责的边界混同,导致技术服务犯罪参与处罚范围扩张、司法认定缺乏定型性。例外、常规、中立模式的归责方案存在理论缺陷。以新型网络犯罪独立说为代表的独立归责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构成要件、罪量标准的解释障碍,网络黑灰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并未改变网络帮助行为的违法从属性。主体关系反向认定行为关系的“基础犯罪事实辅助犯罪事实”区分之中,行为不法层面的技术服务行为具有事实、规范、程序的双重从属性,结果归责兼具参与性和独立性,实现罪责自负原则下的罪刑均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

“明知”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关键构成要件要素,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理解,应从“明知”的内涵着手,根据是否满足“至少具有不确定的故意”这一条件划定“明知”的子集。围绕帮信罪的本质对“明知”的对象进行解释,行为人只需对他人依托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具有概括性认识。在此基础上,针对“明知”的具体认定,将满足“明知”的情形进行类型化梳理,划分为有明确意思联络的知道、无明确意思联络的知道和综合推定的“应当知道”,前两者分别对应实务中有通谋的知道和无通谋的知道,后者包含了根据提供帮助的具体内容推定行为人应知、根据多次提供帮助推定行为人应知等能够证明行为人存在“恶意”的情形。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判断理路

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设立后,相关案件的发案量呈井喷式增长,一个重要原因便是2019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该罪的入罪要素“明知”提供了可实践的规范指引。然而,实践中司法人员对“明知”的理解存在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的倾向,对“明知”的说理存在含糊不清、语言不详的问题,对“明知”的推定存在依据单一、考量不足的缺陷。因此,有必要秉持刑法教义学的态度,对本罪“明知”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化限缩。对“明知”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理路进行多元、综合判断,同时还要融入常识常理常情,充分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解释明知标准的限缩理解

明确《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知标准,对于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有着重要意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性质争议集中于共犯行为正犯化论和“从属于总则共同犯罪体系之下帮助犯”的量刑规则论。司法实务明知认定问题表现为逆转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逻辑链条中断,推定说理模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的认定,推定方式的应当应为知道既能有效认定涉案人员责任,又不过度加重涉案人员权利负担和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负担。要准确理解司法解释辅助标准的核心精神,在案件适用相应标准的同时进行实质判断,防止明知认定形式化。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实践立场与解释进路

从我国《刑法》和相关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可以抽象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定性,为帮助行为正犯化。本罪在规制对象上,兼有普通帮助行为和中立帮助行为两类;在构成要件行为类型上,本罪构成要件行为仍然属于狭义共犯中的帮助行为。在帮信罪的认定中,应回归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基本立场,从主客观两方面着手,以共犯从属性说为限制处罚范围的工具,以主观明知为认定重点,以行为对他人网络犯罪行为的促进为不法结果,从而限缩犯罪圈。在适用上,确定行为人行为时主观明知的程度,运用《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分流而制;明确本罪的兜底性质,以成立共犯为原则,成立本罪为补充,以达到规范适用罪刑均衡的目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以131份判决书为视角

作为新型网络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在案件数量、地域分布、被告人情况和刑罚情况等方面均具有较为独特的特征。具体考察该类犯罪的司法适用情况可知,在主观"明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过程中,司法实践均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应当通过合理使用推定"明知"的判断标准、加强对被帮助对象的行为所构成犯罪的查证、完善对"帮助"行为含义的解释、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等途径予以解决,从而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确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以客观归责方法论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诸多争议,应当适当借鉴客观归责方法论,并妥善运用有关刑法解释方法来解决。该条将部分的帮助行为正犯化,但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按照重罪的帮助犯论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能以作为的方式实施,必须以法益侵害作为其归责根据,通过限制解释和实质解释,避免对有关网络服务商科以过重的义务。为了认定帮助故意中的"明知",需要采取不同的证据规则,在某些不得不进行推定的场合,需要通过判断行为人能否实际履行结果回避义务,来推定其是否明知。

网络帮助犯正犯化之检讨——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帮助犯正犯化的体现。"网络帮助犯正犯化"的做法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网络帮助犯的社会危害性过高的前提有失偏颇;不能达到加重网络帮助犯的刑罚之目的;以刑事追诉障碍为由给网络帮助犯设立独立罪名与刑法定罪的逻辑相悖。传统的共犯理论可以解决网络帮助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刑法》对网络共同犯罪不能反应过激,否则会浪费立法资源。

网络空间中的帮助犯:归责障碍厘清与法理重塑

由于我国共犯立法存在多种解读的空间,故采行何种解释结论取决于解释者的基本立场,在限制正犯概念立场下,我国刑法中的帮助犯在量刑中有成立主犯的可能;学理上既有之网络空间中犯罪帮助行为的归责障碍的论证,在采行合理的共犯教义学理论下都难以成立;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客观上“一对多”的事实特征在规范层面所代表的意义在于潜在的侵害多种法益的可能性,此一特性在传统共犯教义学原理下将面临归责障碍;传统工业社会形态下形成的帮助行为对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在信息化时代其危害结果已突破个体性而向公共性转向,共犯教义学亦应实现实践功能的回归。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竞合

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及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有效规制,依赖于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从一重罪处断”条款罪数形态的澄清。对此,学界尚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坚持法条竞合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大竞合论的学说。然而法条竞合的观点只看到了构成要件的形式侧面,缺少实质性的理解,且不符合全面评价的原则。大竞合论则会掩盖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亦不可取。通过考察刑法的立法目的、按照刑法规范的解释规律、遵照罪刑均衡原则可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一重罪处断”条款只能是对想象竞合的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商涉“帮信罪”风险的规范认定及合规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空间中也充斥着各类传统与非传统的犯罪活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成为活跃化罪名。为此,应逐渐规范并细化经营行为,加强对被服务方的审查;增强企业人员法律意识,设置专门刑事合规部门;建立完整风险管理体系,加强不定期筛选和评估,以避免网络服务提供商陷入刑事处罚的困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状况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该法条一出,社会各界褒贬不一,有关帮助行为正犯化、中立的帮助行为讨论激扬,更引发对风险社会环境下刑法扩大处罚范围的质疑。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例适用该法条并做出判决的情况,但在具体适用中,在共同犯罪情态、适用时效、区分此罪与彼罪上存在疑问与矛盾。适用第287条之二必须严格限制处罚范围,以法益侵害作为其归责依据,与共同犯罪相区分,排除符合共同正犯的情况,做到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以达到定罪量刑的平衡、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