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宋代官服中绶带纹样探析

宋代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程朱理学思想的制约,宋代等级制度更为森严,因此宋代官服品类繁多、等级鲜明。本文以宋代官员所佩绶带为研究对象,梳理并归纳了宋代不同时期“锦绶”的使用制度,分析纹样特点,深入探究其由表象到内隐所传递的文化内涵。研究表明:该绶带是显现权责之饰物,以外显、内隐的方式体现了朝政官员对等级秩序的认同、对吉祥蕴意的渴望及对官位荣誉的追求。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完善宋代等级秩序信息的承传,还原宋代官场生活、审美等方面的本来面貌,以期对绶带纹样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宋代重建越州学宫始末考

绍兴自唐代始设立官学,至五代废,仅有司庙祭先圣而已。北宋初期,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主要是重视科举而非教育,地方官学仍未受到真正重视,越州官学也是名存实亡。后虽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修复越州官学,但学宫狭小且处于喧闹之地,严重影响教学和人才的培养。北宋中期,师从胡瑗的越州监簿吴孜毅然捐献自己的宅第作为越州学宫,这在当时释、道兴盛,而地方官学尚未真正得到重视的大背景下,确实可称为惊世骇俗之举。吴孜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德不仅深受人们赞赏,且对引领社会风气,提倡重教尚学带来了深远影响。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档案看宋朝官吏管理的法文化——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切入点

对官员的考察是职官法内容的重要部分,可以使官员在任期间行为得到国家强制性约束。由于磨勘法的盛行,宋廷对官员的考察多以批书印纸的方式体现和进行,故而在《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所呈现出的与徐谓礼相关的考课内容,多以批书印纸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这些录白印纸反映了南宋中后期中下层职官的考课经历。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研究切入点,对比由北宋至南宋职官考课法的变迁,以此分析两宋不同时期对职官要求的不同侧重,以期为当下依法治官、从严治官提供历史经验。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士大夫政治下的赵抃御史生涯述论

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仁宗朝,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入朝出任殿中侍御史。经过真宗朝的制度建设,宋朝的御史与谏官摆脱名不副实的寄禄官状态,开始行使监察的正常职能。从此,合称台谏的御史与谏官在宋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士大夫政治极大地激发起多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尚无激烈党争的相对正常状态下,台谏的言行也让监察制度的反馈机制得到了正常运作。赵抃担任御史的两年间提出大量的奏疏就是明证。除了各种一般性地是正朝政,让赵抃最能显示“铁面御史”风采的,则是与当朝宰相陈执中等权臣的激烈抗争。赵抃言行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完整地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风貌集于一身,即儒学思想与士大夫政治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共同铸就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担当精神。

宋代公服金革带的形制及多元文化内涵研究

金革带是宋代公服中体现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之一,现有研究鲜有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分析。文章结合出土文物、图像和古籍文献,深入探究宋代公服中金革带的形制及背后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研究表明:宋代金革带形制特征的独特性深受外来多元文化影响。在结构上,北方游牧民族实用主义观念与儒家“尊卑有序”的价值观相融合,使革带从悬挂工具的物件转为身份品级的象征。在工艺上,西亚浑厚质朴的金属加工技艺与宋代理学影响下的审美趣味交融,共同缔造出纹样生动、工艺朴实的金带銙。在纹样上,萨珊风格中人狮搏斗题材的装饰文化与华夏“天人合一”和谐理念的巧妙融合,形成人狮和谐的狮蛮纹样。总之,宋代金革带的形制不仅体现了官员的身份地位,更是宋代社会风貌和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重要典范。

太学学官“作新斯文”职责与北宋太学文风变革

北宋太学学官是太学制度和文风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太学规模扩大、学规完善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太学文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任命制诰中太学学官被朝廷委以“作新斯文”之责,他们自觉履行这一职责并肩负起了改造太学文风的重任。这主要表现在庆历间石介等极力排抑西昆浮靡之风、引导太学文风走向“太学体”的险怪,以及熙宁后慕容彦逢、葛胜仲、曾几、陈与义等为振作卑弱文风所作的努力。太学学官“作新斯文”之举是北宋文风改革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监察权威的生成机理及价值意蕴

宋代自上而下形成了中央台谏、外台监司、州级通判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垂直领导监察体制。宋代监察权在运作中呈现出能够有效制衡行政、司法权的权威性特质。宋代监察权威首先源自监察官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监察品质;其次,其内生于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所担负的维护封建“纲纪”的庄严使命;再次,宋代监察官铨选、回避制,从制度上保障了监察权威;最后,宋代监察官是“天下公议”化身的政治话语,从舆论上强化了监察权威的合理性、正当性。宋代监察权威在彰善瘅恶、澄清吏治、整肃“纲纪”、关注民瘼、保持政治清明等方面均起着扛鼎作用,其不仅能够为当代监察权威的构建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启迪,甚或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政治憧憬与价值自洽:宋代官员辞任原因探析

两宋时期,官员拒绝赴任的情况频繁发生。宋代官员辞任的原因复杂多样,具体包括:官员遵循旧制,因循保旧;为了达成政治目的,权衡利弊,以退为进;受个人道德观影响。官员拒绝赴任的具体原因虽复杂,却表现出明显的趋利性。宋代皇帝对官员的辞任行为通常予以理解和支持,展现出宋代政治极高的包容度与从政自由性。

横纵比较视角下的宋代官员俸禄水平

关于宋代官员俸禄水平问题的研究,学界早已有所论述,观点大体不出“厚”“薄”两种,盖因其参考标准与论据各不相同,故有此截然相反之结论。两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然亦有所不足,前者忽视了官员群体的内部差异,即横向比较,而后者则忽视了历史的前后变化,即纵向比较。因此,需从官员群体与时代先后,即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来综合考察宋代官员俸禄水平这一问题,并分析宋代官员俸禄之构成与影响因素,及其于历代主要王朝中的水平,或可有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论南宋时期的一种新型官职——借补官

借补官出现在北宋末年战争时期,是诸军将帅或监司郡守等用白帖临时为有功之人补官的一种权宜之制。借补入官者主要是平民百姓和低级军官,他们通过战争时期的特殊入官方式成为官员。借补官虽然只是一种“临时”官职,但也有着一套比较规范的授官程序和严格的付身文书规定。借补官之所以在南宋能够成为定制,与当时处于特殊的“战时状态”有着一定的关联。

北宋武职的荫补制度——以防御使、团练使为例

荫补制度是朝廷照顾权贵阶层政治身份而授予其子孙官职的一项制度化的特权恩惠。阶官化以后的防御使、团练使常用以表示官员的迁转,成为身份与地位的标识,适用这一迁转之制的,主要有宗室、宦官、外戚及高级武官等群体。为维护政局稳定,保障防御使、团练使的待遇,北宋朝廷对其给予荫补优待。终北宋一朝,无内乱之祸。由此,对于北宋武职的荫补制度,在给予足够重视的同时,也要给予肯定的评价。

宋代官员美政书写与新变--以营造文为中心

宋代官员常在地方修建亭台楼阁,并请文才学士记录营造胜事,由此诞生一批以官员美政为主题的营造文。修葺园池亭台属于宋代官吏考课制度的重要内容,这为营造文中褒扬官员政绩提供了现实基础。文人强调官员营建的观政目的,说明先治政而后兴修,修建过程不劳民伤财,不逾礼制。宋代营造文由前代烘托主政者幽赏独乐之情转向塑造官员“与民同乐”的形象,描绘吏民同游,宣扬士大夫“先忧后乐”的责任意识。官员宵旰忧勤的循吏形象也转向了清静无为,其背后体现着儒家盛德化民的治政理念。宋代文学开创了官员美政书写的新范式,并对后代文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利州路教育发展刍议

蜀地教育始自西汉文翁,到宋代盛极一时。宋代四川地域广阔,但是各地教育水平不一。利州路作为蜀地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继承地方重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官学,辅以书院、私学,再加上“类省试”等特殊政策,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然而水平却与世人对宋代四川教育的高度评价不相符,相对落后且内部发展不平衡是利州路教育水平的真实状况。政府对蜀政策的转变、地方经济差距、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风俗习惯差异等都是造成利州路教育发展受限和不均衡的重要因素。

南宋地方官咨政与基层治理——以地方民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南宋地方民用基础建设中存在着地方财政拮据、地方官对基层情况不熟悉等问题,咨政则是地方官应对地方建设中民用基础建设难题的有效途径。地方官对民间人士的咨政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地方官获取民意,而且有助于应对来自基层建设中的挑战。通过对水利、桥梁、学校、祠庙等方面的咨政,地方官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因此,南宋地方官咨政对基层治理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地方官了解当地突出的政务问题,能在施政的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民间力量支持,使地方施政更加符合民意,对于社会舆情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潜邸旧臣与宋孝宗朝政治

潜邸旧臣是宋孝宗朝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由孝宗未即位前建国公、普安郡王、建王时期的老师、属官、随从组成。作为皇帝的潜邸旧臣,孝宗即位后对这一群体十分信任并加以重用。这一群体在对金关系的处理中逐渐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守派两个派别,对孝宗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这一潜邸旧臣群体中,部分人并未真正具备政治才能,仅仗着孝宗的宠幸而得以取得高位,从而导致了孝宗朝期间佞幸政治的蔓延。

“天子贲庸,诸侯疏杼”——试释南宋临安城官式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之抵牾

根据南宋临安城官式建筑实例中建筑构件的规格制式与《营造法式》中记载不甚相符且普遍较北宋为小的现象分析,造成抵牾现象的原因包括:南宋营造部门的变化与其权力的下移;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规格制式相异,匠人不同故营造手法不同;南宋士大夫对江南文化的“入乡随俗”;南宋文官政治的痼疾、基层吏治腐败及行政管理能力下降。具体以近数十年考古发掘的南宋临安城恭圣仁烈皇后宅、府学、府治、御街、太庙、宗学等资料全面丰富的遗址为建筑实例,将所发掘的墁地方砖、柱础、道路用材、房屋上层建筑构件的规格制式与《营造法式》记载进行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