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陶厂”新考——兼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景德镇地区陶瓷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资料,本文先是对明清时期“陶厂”一词缘起及其含义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在前人有关明代御器厂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明清两代人所持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分为三个阶段,继而对每个阶段各方所持观点的主要依据进行了详细考述。就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明嘉靖万历时期官方所持观点较为可信,其很有可能是以明永乐时期所诞生空间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官用瓷器生产建筑设施来作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变化的重要标志。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清代官修《明史》对丘濬的书写——以汤斌《拟明史稿》为中心

《拟明史稿》中的《丘濬传》是清朝康熙时期官修《明史》的初期史稿,由理学家汤斌撰写。汤斌对丘濬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文章”“道德”两个方面。其中在“文章”方面,他肯定了丘濬学识“博综”,同时也暗示其理学造诣“精微”不足;在“道德”方面,他肯定了丘濬的廉介和淡泊名利,却刻意突出丘濬性格之偏隘,甚至将弘治时期的一些政治纷争内化为其性格特征。《丘濬传》的这种书写模式不仅影响了其后的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对丘濬的评价,也被殿本《明史》所继承,形成了清朝官方对丘濬的基本认识。

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的命运抉择与身份困境--以“贰臣”彭而述为例

彭而述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中“贰臣”的典型代表,也是清初被低估了的文学家。在王朝鼎革之际,身为旧朝低级官员的他在目睹家乡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战火荼毒后,将清军视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师。明亡后,彭而述最终选择出仕新朝,并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南明小朝廷的失望与建功立业的入世思想是其出仕的主要原因。出仕新朝后,彭而述在作品中虽未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与忏悔之恨,但身份困境的难题仍如梦魇一般时常萦绕在他心头。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明清官帽椅造型设计感知意象研究

为探究明清官帽椅感知意象与造型设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文献调研与K-means聚类分析法,对54份明清官帽椅样本的造型要素进行归类并筛选15份代表性样本;采用问卷调查与专家访谈法,确立6组感知意象词组;利用语义差异法和7阶量表问卷来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逐步回归法进行数据分析,提取出2个主成分并建立明清官帽椅设计特征给人的第一感官印象评价理论模型,并进一步验证模型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最后采用阶层类比分析法,将受试者的感知意象映射出较为具体的设计要素,为新时期官帽椅的造型设计提供参考。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理论框架、形象建构与研究方法:中外明清女性自杀研究的比较阐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成为国外中国史研究中成果突出、思想活跃的领域,明清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国内学者更多继承了传统史学根基和学术范式,侧重对明清女性自杀现象的梳理统计与实证分析;海外学者深受后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影响,致力于从性别视角对历史语境作出新的诠释,建构了更具主体性和抗争意志的女性形象。围绕明清女性自杀问题,中外学者的研究形成了各有特色、互相激发的对话空间。

河北省翻译发展史综述

河北省翻译史是学术发展史也是社会文化交流史,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年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从东晋时期到建国后河北省翻译人物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揭示了各时期翻译活动和特点,总结了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翻译发展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才能探索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推动翻译理论的创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明清史家建构柳华按闽史事的取向及其动因

明正统年间浙闽赣边界地区“矿盗”问题严重,地方政府治理疲软。柳华巡按福建后,塞矿坑、设隘门、编保甲、抚流民,有效地治理了“矿盗”问题。在他离任后,地方官员与宦官集团科敛无度,最终酿成邓茂七之乱,事后又推卸责任于柳华,导致柳华含冤被杀。不同史籍由于各自相异的史源及撰述目的,形成了对柳华按闽史事不同的叙事。其中,《嘉靖延平府志》的历史书写带有强烈的史家主体性,其历史叙事的取舍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史实差距较大。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范式——评《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

《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是灾害史研究领域的创新性成果,谋篇布局的宏阔完整,对清代的灾等、报灾、勘灾、以工代振、勘不成灾、审户、栖流所等重点议题进行了突破性探讨。书中认为清前期的自然灾害在中国灾害史上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特点、灾赈机制有着典型性特点、是清王朝政治智慧的体现。这是一本历史灾害研究新范式的著作,在清代灾害史研究上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西南边疆环境史上官民互补环保机制研究——以清代云南二元环保模式为例

明清时期,边疆民族地区环境灾害的发生随着开发的深入日趋频繁,地方的环境保护逐渐形成了官方法制及民间法制共存互补的二元环保机制。官方推行的植树禁伐令等措施得到了各民族的认可,民族地区从自然崇拜及乡规民约、习惯法层面推行的生态联保措施也得到了官方支持,形成了官方与民间两种环保法制并存共进、相辅相成的模式,并在具体的生态管理实践中高度契合。官方认可并支持民间环保法制及其实施,民间环保法制依赖并弥补了官方法制的不足,从而使云南民族区域的生态环境长期保持了良性发展态势,彰显出边疆民族地区二元环保机制的现实资鉴价值。

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明清徽州县官与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县官在乡村治理中处于重要位置,是沟通上级官府和乡村民众的枢纽,其选拔和任用深受官府的重视。徽州县官的日常事务主要涉及教化乡里、化民讼牒、催征赋役、缉拿盗匪、劝民农桑等,在乡村治理中多有远见卓识,为徽州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可否认,徽州县官群体中亦有德行失范和徇私枉法者,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明清官宦不治园的原因探析

明清官宦往往好治园,但也有些官员以不治园为乐。究其原因:一是治园劳心费力,园成后又易毁难守,而不治园,官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游览各处的园子,真正体会到赏园的快乐;二是官员不治园的行为,被世人所赞许,可以赢得“旷达”的名声;三是明清官场一直遵循“仕宦避本籍”的制度,这也不利于官员治园。

何处是“江浙”:中国古代“江浙”地理概念的建构与演变

“江浙”这一地理概念,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建构和演变的过程。南朝至元,“江浙”多被用来指代北起太湖流域、南至钱塘江流域的传统吴越地区。入明以后,“江浙”在时人认知中有了三重地理标识涵义。尤其在明代江西省政治、文化地位平稳上升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浙”指代江西、浙江两省的说法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主流。至清顺治二年(1645)江南省建立后,其与江西在“江浙”概念的博弈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朝野舆论转以“江浙”指称江南、浙江两省。清中期以降,伴随着江南分省后“名”“实”转变的基本完成,江苏遂取代了江南在原“江浙”称呼中的位置,“江浙”地理概念最终成型。以上现象表明,地理概念的建构和衍变有其固有的规则,行政区划、历史渊源乃至地域人群的主观意愿皆会影响时人之于特定地理概念的判读。

胜景的圮毁:大报恩寺琉璃塔外文史料中的中国形象嬗变

17世纪以降,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可视化形象逐渐借由各色丰富的外文史料传到西方,其中纽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是最早将琉璃塔的视觉形象带到欧洲的开山之作,启发了欧洲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无尽想象。鸦片战争前后,阿罗姆、怀特等人尝试向西方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琉璃塔宏伟壮观的形象与南京城的破败萧索形成对比。尽管琉璃塔最终毁于太平军的战火,但西方世界对琉璃塔历史意涵的追溯和重建并未停止,借由报恩寺琉璃塔视觉形象的变迁,可进一步观察17—19世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和认知。

明代小九卿身份考析

九卿是历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称谓之一。自明代九卿分大小后,大九卿的身份一直稳定,小九卿则解释纷杂。经考证,六部都通大佐贰官、左右春坊并非小九卿。其余三品(除通政司、大理寺)至五品的文职京官衙门中,除上林苑监外,计十一个衙门,均有为小九卿之佐证。因此,明人所指的小九卿似并不像大九卿一样固定,而是存在泛指和特指的情况。小九卿诸说解释混乱反映出传统九卿概念对明人的影响。辨析明代小九卿的身份,有利于加深对明代官僚制度及官场文化的认识。

军事控制与民众自卫——明清时期赣南山寨与地方社会

自明中叶以至清代,赣南地区兴起众多防御建筑形式。不同于城、堡、村围、围屋等建筑,赣南山寨的修筑者既有官军也有盗贼,更多的则是绅民。官军、盗贼山寨都为控制地方的军事据点,而绅民修筑的山寨则多具自卫属性。伴随着流民在地化和赣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等社会进程,官军山寨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逐渐削弱,以山寨为据点的盗贼力量在赣南乡村中日趋式微,而内以血缘世系相凝聚、外以绅民团练等形式相联结的家族或宗族型山寨最终成为晚清赣南山寨的主要类型。文章对大田梅氏寨居过程进行探讨,则为窥见明中叶以来赣南地区历史社会动乱之下的民众应对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个案。

明清通州城仓运历史特征及遗产价值认知

通州自金代以来便凭借其独特的水系条件和区位优势成为“畿辅首地”。随着漕运的繁荣发展和仓储规模的不断增加,通州“天子之外仓”的美誉被人熟知。在城市更新和国家大力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背景下,通州高质量城市发展需要挖掘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及价值。通过对通州仓储历史和漕运历史的研究,发现明清时期通州城建置受仓运影响显著,故以城市遗产的视角,从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物和历史环境3个层面重新梳理并重构通州仓运遗产体系。再以遗产学的研究方法,完成通州仓运遗产价值再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