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国内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法院经过不断探索,建立了律师调查令制度。目前,律师调查令制度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若干问题。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调查令申请条件、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调查令跨省适用等若干方面均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或改进。关于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需要在“公的性质”基础上,从证据持有人维护司法秩序义务之角度加以审视。调查令的申请条件有必要取消“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避免制度上的逻辑性矛盾。应当建立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的程序,维护证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调查令制度应当允许跨省适用,提高律师证据调查收集的效率与实效性。

平等权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值班律师“同案不同援”问题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彰显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念。法律援助作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更是在诉讼中实现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值班律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之一,其实践运行中“同案不同援”的问题显著,具体表现为值班律师个体能力参差、尽职程度差异明显以及诉讼权利受限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平等权保障。而且,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律师辩护全覆盖”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升法律帮助效果直接关涉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的公设辩护人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应推进值班律师队伍构成的一元化建设,提升与优化配置值班律师的津贴补助,同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的各项职责。

刑事申诉审查制度改革研究

刑事申诉案件的审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救济程序,但我国法律一直没有将这一审查活动纳入诉讼程序的轨道,相关规定散见于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目前我国的刑事申诉审查存在审查主体多元化、审查内容和程序不完善、配套制度作用发挥不到位等问题,因此,需要对刑事申诉审查制度进行改革探索,取消法院审查主体地位,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刑事申诉案件审查委员会对申诉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区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构建刑事申诉审查程序;完善律师代理刑事申诉制度,规范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制度,提高刑事申诉审查质效,并逐步将其确立为正式的刑事诉讼制度,推动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

涉外法治人才的分类与培养模式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涉外法治人才包括涉外法律人才和国际法治人才。他们因工作侧重点不同,职业素养和外语能力要求也不一样。涉外法律人才与国内其他类型的法律人才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适用中国法律解决具体问题,只不过涉外法律人才因其工作的涉外特点,还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和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国际法治人才是适用国际规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除了熟悉相关国际条约,国际法治人才还必须精通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涉外法律人才用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化解各类涉外纠纷,推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国际法治人才在处理好国与国关系的同时,还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繁荣的使命。

道路通向市场——民事执行体制改革新论

我国民事执行体制以执行机构附设于法院为起点,逐渐演变为隶属于法院,是多种历史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亦将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而变革。从域外看,走向市场化、扩大市场化、深化市场化,已成为不少国家民事执行体制发展的共同趋势。随着财政负担日益加重,我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只能在不增加财政负担乃至适度减轻财政负担的前提下,维持执行效率不降低、执行到位率有提升,进而提高民众对民事执行的获得感。应设立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执行律师,先由其负责金钱债权“终本”案件的执行,再扩大其执行权能范围。通过市场化改革,可以弥补财政资源的不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中国式民事执行体制的现代化。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功能虚化的样态、成因与对策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功能虚化的问题持续存在,体现为值班律师在侦查阶段向办案人员了解案情受阻、值班律师会见被追诉人及阅卷依然被动、具结程序中值班律师在场见证形式化等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其一,值班律师制度运行因可能造成程序流转降速、办案周期延长而与当前办案机关认罪认罚案件业务考核制度的效率价值导向有所冲突,一些办案人员对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诉讼程序存在抵触心理。其二,控辩双方平等对话、理性协商进而达成妥协的协商性司法理念尚未在认罪认罚案件诉讼过程中真正得到贯彻,部分办案人员对于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协商程序中的作用和能力存在着认知误区。其三,认罪认罚案件权力主导模式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乏力造成了宽纵影响,办案机关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规则制定和具体诉讼程序中将其利益现实化、扩大化。对此应当认识到,一方面,现阶段值班律师制度对于实现认罪认罚案件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公权力的依赖与制约已经构成了影响当下值班律师制度运行效果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层面。基于此,顺应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趋向,综合考虑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环境,宜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值班律师制度及其相关机制的系统性建设,以解决值班律师功能虚化问题:一是,规范落实办案机关告知程序,保障值班律师会见被追诉人的及时性,并从法律层面赋予值班律师完整的阅卷权。二是,改革办案机关认罪认罚案件业务考核制度,屏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的考核指标,合理运用定量和定性两种考核方法对办案人员保障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情况进行评价。三是,完善认罪认罚案件审前阶段的权力监督体系。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同时,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健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权力运行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促进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实现对公安司法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全方位监督,由此改善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诉讼参与整体环境。

职业压力对律师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自我调节疲劳的中介作用和健康素养的调节作用

背景 律师是压力较大的行业之一,然而国内关于律师职业压力的研究较少。既往研究表明律师职业压力、心理健康状态、自我调节疲劳、健康素养具有相关性,但缺乏对其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目的 探讨职业压力对律师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及自我调节疲劳和健康素养的内在作用机制。方法 2022年5—6月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7家头部中资律所中的660位律师为研究对象。调查问卷包括自编人口学问卷、律师职业压力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自我调节疲劳量表(SRF-S)和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快速评估调查问卷(HLSRAQ)。采用逐步回归法探讨自我调节疲劳在律师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状态间的中介作用,使用Bootstrap法检验自我调节疲劳的中介效应。采用PROCESS 3.4中的模型5探讨健康素养在律师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状态间的调节中介作用,使用Bootstrap法检验健康素养的调节中介效应,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调节作用,并分析不同健康素养水平下职业压力对律师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656份,有效回收率为99.39%。律师职业压力、SCL-90、SRF-S、HLSRAQ得分为(106.9±34.8)、39.0(15.0,84.0)、(39.4±10.0)、(13.9±3.7)分。逐步回归法最终结果显示,律师职业压力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态(β=0.36,t=13.40,P<0.01),自我调节疲劳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态(β=0.55,t=20.32,P<0.01);Bootstrap法结果显示律师职业压力对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的总效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95%CI均不包括0(P<0.01)。调节中介作用分析表明,律师职业压力与健康素养的乘积项对心理健康状态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0.02,t=-2.00,P<0.05),Bootstrap法结果显示律师职业压力对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的95%CI均不包括0(P<0.01);进一步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健康素养水平下,律师职业压力对心理健康状态正向预测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着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职业压力对心理健康状态的预测作用呈下降趋势(P<0.01)。结论 职业压力通过自我调节疲劳的中介作用对律师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律师健康素养在其中起调节作用。

我国执业药师与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对比分析

为完善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促进执业药师队伍健康发展。本文从制度体系、考试管理、注册(执业)管理等方面对比了我国现行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和法律执业资格制度。发现我国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均建立起资格考试、执业许可、监督管理、教育培训等一系列制度和管理体系,队伍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两者比较在制度建设、政策落地、考试管理、许可管理、监督检查等方面存在差异。针对执业药师制度发展瓶颈,借鉴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经验,提出以“取得执业药师资格人员应配备的岗位”为核心健全法规体系,开展战略研究;发挥资格制度“蓄水池”作用,落实“六稳”“六保”“单独划线”政策,多措并举推进队伍发展;建立考核管理体系;持续正向宣传,强化胜任力培养,提升素质能力等建议。

法援辩护与委托辩护顺序问题的机理与根源

近年来,在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中屡屡出现法援辩护与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之间发生冲突的现象。这一现象使我国传统的“委托辩护优先原则”受到较大冲击。从系列典型案例入手,可以对法援辩护与委托辩护发生冲突的情形进行概括。目前既有的制度和理论回应并不能完全疏解这种冲突。冲突的形成是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信息隔离为主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近亲属及其委托律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冲突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从根源上说,法援辩护与委托辩护的冲突是律师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发生冲突的结果。就律师热诚辩护而言,不能仅仅从惩戒角度对其加以禁止,还要从辩方权利保障和程序性制裁等角度来加以疏解。

职业伦理视阈下证券律师的行业管理

近年来,证监会逐步加大对证券律师行业的管控力度,而作为律师行业自律组织的律师协会对此现象一直保持缄默,引发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证券律师作为特殊行业律师,承担着“看门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这使得他们在职业伦理上面临冲突,职业伦理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自律的失灵存在客观原因,而他律的介入有其合理性。基于我国证券律师行业管理现状,借鉴境外证券律师行业管理经验,应当加强他律与自律主体间的合作,在现有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中加入对证券律师的特殊要求,建立证券监督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对证券律师的内部惩戒,建立证券律师行业联合惩戒制度。同时,细化明确证券律师选择规则,建立同行评审制度。

刑事辩护律师调取证人证言的困境与出路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据之一,刑事辩护律师调查获取证人证言是律师的一项诉讼权利。然而,由于立法规定不够合理、获取证言规则缺失、制度保障弱化及救济途径虚化等原因,刑辩律师调查获取证人证言的制度并不成熟,导致刑辩律师难以有效地行使该项权利。法律应当明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建立律师询问证人规则,避免《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律师伪证罪的滥用,使律师调查取证制度得以完善,从而保障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俄罗斯法律服务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新趋势

俄罗斯法律中并未对法律服务概念进行统一定义。从历史视角看,俄罗斯专业律师制度由雇佣代表人诉讼制度发展而来,最早可追溯至15世纪的两部法典。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俄国律师协会的建立,俄法律服务制度得以形成。苏联时期,虽然法律职业发展的趋势持续存在,但法律服务制度并未得到全面发展。苏联解体后,在合同基础上向公民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形式快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外资的流入,国际律师事务所纷纷进入俄罗斯。为适应国内、国际市场的不断变化,进一步完善律师活动和律师组织的相关规定,2002—2023年俄罗斯对其法律服务制度进行了5次改革,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法律服务业主动适应新形势需求,调整优先发展方向。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构造——从法官和律师的视角出发

2024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全国律协首次召开工作交流会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建立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四方会商”机制,聚焦共同关注的律师工作重点领域,强化协作配合,深化良性互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服务。该会议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加快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促进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等法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贡献其自身力量。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律师和法官作为核心成员,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两个职业的各自特征不同,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要从法官和律师的角度出发,积极调和两个职业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伦理体系,促进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的发展与进步,推进法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地方律师人才培养现状及发展对策——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律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我国地方律师人才培养工作,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文章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剖析我国地方律师人才培养现状及问题。调研结果显示,泉州市律师人才培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律师事务所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还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律师协会人才培养机制的针对性不足。基于此现状,文章提出,应从行业主管部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三方面着手,持续完善律师继续教育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从而推动地方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

拓展还是维持:技术时代下律师称职义务的边界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律师称职义务的边界带来了新变化。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通过引入律师技术能力与技术称职性的概念对律师的称职义务进行了拓展,但也因拓展进程较为激进而受到批判质疑。与美国律师职业伦理相比,中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仍维持对律师称职义务的既有要求,但对规则文本的维持不应等同于对称职义务边界的维持。在技术时代,根据律师执业中涉及的不同技术种类对律师称职义务的边界做相应拓展具有适正性。首先,应对现行律师称职义务规范内涵做扩大解释以囊括“技能”类技术;其次,应列明律师对“技艺”类技术的掌握要求以初步拓展称职义务边界。同时,为了实现好律师技术称职性内涵的合理拓展,还应同步构建对其他利用技术的法律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配套规制措施。通过综合施策以重构律师称职义务的边界范围,确保律师拥有与技术时代相称的技术能力及技术称职性。

非律师提供法律服务问题研究

目前,社会上广泛关注的“碰瓷盈科”和“赤脚律师”等事件揭示了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中非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现状、必要性及面临的挑战。非律师法律服务在提高法律服务的可及性和促进法律知识普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服务质量保证、有效监管建立及市场结构优化等方面的不足。为提升非律师法律服务的专业水平、保护消费者权益,并促进法律服务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迫切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资质认证体系、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增强公众意识以及加强监管等。这对于构建一个更公平、高效与和谐的法律服务体系,推动法律服务的普及化和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防范财务信息失真中律师的注意义务

“看门人”互动之良效与必要性为律师对财务信息的监督职责提供了证成理据。作为多“看门人”情境下的特别现象,“看门人”的互动与彼此影响会作用于财务信息失真的防范水平。是以,不宜将各“看门人”孤立看待。若其互动受阻,或缺乏必要的信息流动与沟通合作,财务信息失真被阻遏之概率则可能降低而更易出现各“看门人”的同时失守。五洋建设案便是这一效应的现实写照。至于律师应该对财务信息监督到何种程度,反应型监督较主动监督更为可取,即律师须对可能预示着会计欺诈、错误的警告信号作出反应,但不必对会计师的决定作专业评估。律师仅在通过必要调查、询问会计师甚至与之合作调查等方式确保警告信号被消除的情况下,才可继续代理。反应型监督纠正了将一般注意义务等同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的流行解读,为律师的注意义务提供了以能力禀赋为内核的参照标准,即一个具有一定基础会计知识、执业经验或敏感度的律师。

论法律援助中的有效辩护——基于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的对比性分析

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在发生基础与价值导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有效辩护的侧重及实现亦有所不同,应分别探讨。委托辩护以民事合同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应是“令委托人满意的辩护”,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法律援助是以政府指派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其中的有效辩护应界定为“尽职尽责的辩护”,实现路径需依靠政府的有效监管,并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公益维权律师的职业性与制度化——以典型案例的“过程-事件”分析为视角

律师的职业化进程紧跟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在法律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下不断展开,转型社会的公益维权实践逐渐催生出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群体。公益维权律师积极介入社会利益纷争,推动公益维权,实现个体权利诉求的满足或群体利益目标的达成,进而指向政策优化乃至制度变革,具有显著的职业性。在公益维权实践中,通过将具体个案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外部化”操作,公益维权律师赋予具体个案以舆论影响力,将案件变成事件,在成功获得“维稳关注”之后,就应该再将事件变成案件、盘活制度资源,使公益维权个案“再法律化”,从而能够最终在制度化渠道之内得到妥善处理。把握公益维权事件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凸显公益维权实践的目标指向,扩展公益维权的制度变革效应,有利于增进公益维权律师的群体内聚与职业整合,最终实现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职业的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