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主权检讨

婚姻自主权并非自古有之,它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逐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的。我国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较长,婚姻自主权产生较之西方国家为晚。从对我国婚姻自主权发展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婚姻自主权的主要内容是结婚自主权,进而本文证明了婚姻自主权的性质是特别人格权。这为完善婚姻自主权制度的民法保护奠定了基础。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伊斯兰教妇女观初探

伊斯兰教妇女观是在阿拉伯社会特定的历史人文背景下形成的。它认为妇女在起源、信仰、婚姻、教育、法律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从根本上打破了阿拉伯社会歧视妇女的错误观念 ,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利 ,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在当时的观念中是比较开明和先进的。

论李大钊的人权思想

李大钊的人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世界各族联合组成联邦制国家;最大限度地实行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国民的生命安全和生存条件应得到基本保障以及婚姻自由组成的家庭才是理想的家庭。

从彩礼的层次看农村女性的婚姻自主性

从彩礼的层次看农村女性的婚姻自主性,女性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女性的个人条件、男方条件以及男女双方感情的不同层次,使得女性对于自身未来的预期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表现在彩礼上,使得彩礼呈现出不同的层次。

现代青年“闪婚热”的社会学探析

近几年来青年群体中掀起形成了一股闪婚潮,许多青年开始抛弃传统的婚姻观念,选择新型的婚姻形式,出现了婚恋观念多元化趋势。青年由于心理上还不成熟,对爱情和婚姻的重要性认识得不正确,选择闪婚造成了婚姻生活的不和谐,不利于个人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闪婚主要是产生于当前社会的一种现象,社会转型对青年的婚姻观念产生了影响,导致了闪婚的流行。

五四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类型及其价值趋向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地体现出孤独、彷徨、虚无的情绪特征,使小说带上了强烈的抒情、感伤的色彩。在小说的人物系列划分上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同时,每一类人物又显示出各自的价值趋向。五四知识分子小说及其人物形象普遍呈现出“时代精神”与“时代情感”的矛盾冲突。

由一起非婚生子女抚养案谈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亲子鉴定制度

由于亲子鉴定关系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关系到家庭结构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因此,应该建立是一个较为完备,相互配套的亲子鉴定制度体系。在对亲子鉴定机构和质量的管理中,应建立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体系和制度;发挥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允许法院可依职权进行委托鉴定;在一定条件下可进行亲子关系的推定。

“自由”、“平等”的呼唤——“五四”时代女作家创作论

妇女解放是"五四"时期民主知识分子备加关注的一个问题。伴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婚恋自主已成为"五四"时代广大知识女性的自觉要求,"五四"时代女作家本身就是这样一些知识女性。文章从分析她们的作品入手,论述了女性自身对"自由""平等"的不懈探寻。

浅析《傲慢与偏见》中金钱对婚姻的影响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丁的一部极具生命力的作品。小说以脍炙人口的语言开头,揭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财产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小说从那个时代的经济背景,主要人物的经济状况,以及金钱在他们婚姻中的地位入手,分析金钱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当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发生冲突时,金钱对婚姻产生的影响。

重构婚姻判断标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婚姻判断标准体系，判断婚姻的主要标准，就是单一的婚姻效力判断标准。不论是什麽形态的婚姻，都用婚姻有效无效标准判断。这种婚姻判断标准，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容易造成对不同婚姻形态的误判。因此，应当建立以婚姻的属性要件、形成要件和效力要件为评判标准的科学评判体系。

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主”: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婚姻的重塑

本文利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档案,对20世纪40年代边区婚姻纠纷案例和婚姻政策变化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婚姻自由"的激进政策源于都市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家庭革命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与北方乡村社会的实际格格不入,因此在指导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中遭遇挫折。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法律实践中,基层法律工作者发展出了新的实践原则,即"婚姻自主",用以处理婚姻纠纷。"婚姻自主"原则避免了"婚姻自由"所引起的混乱,赋予女性当事人选择婚姻的决定权,并试图以此排除父母和第三方对妇女婚姻问题的干涉,从而削弱了父权势力。在若干年的实践之后,"婚姻自主"终于在1978年写入《宪法》,1986年写入《民法通则》,被定义为婚姻当事人的事实权利。从"婚姻自由"的政治口号到"婚姻自主"的法律权利,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20世纪中国通过法律实践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的变革方式。

事实婚姻的立法冲突及解决

事实婚姻不仅是婚姻法的调整对象,也是刑法认定重婚罪的重要基础。在法律规则和司法解释的具体展开上,刑法和婚姻法基于不同的立场从而有所不同,并最终导致在重婚罪的认定上产生冲突。刑法领域内的事实婚姻有其独特的含义,刑法领域内事实婚姻的推定有效和认定无效不同于婚姻法领域内的事实婚姻有效与无效,具有重婚罪构成要件的作用和意义。尊重多元的情感生活方式,公法和私法的融合与重整,都可以为事实婚姻在刑法和婚姻法上的冲突提供解决方案。

论《民法总则》中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完善

《民法总则》第35条规定"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这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听取他们(指未成年人——作者注)的意见"的沿袭和强化,赋予了未成年人在家庭关系中的自我决定权,只要不伤害他人和未成年人自己。但是这样的观念,还不能得到大部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理解和支持,为此深入探究该条款的价值基础仍然很有必要。从法理上看,保护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是各国民事立法的通例,是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结果,有助于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而且也不违反中国传统家庭美德。当然仅有理念也不能保证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有效落实,未来《民法典·亲属编》还需进一步在改名、劳动、抚养权归属等方面细化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范围,对剥夺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行为设置相应的处罚措施,增加未成年人本人、亲属及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赋予未成年人亲属、教师、医生等人员强制报告的义务。